1926年8月31日，由于汀泗挢、贺胜桥的相继失利，因而湖北境内门户洞开，武汉已岌岌可危，所以吴佩孚为了布署武汉保卫战而于汉口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此时，他扫视着在座的陈嘉谟、刘玉春、刘佐龙、高汝桐、叶开鑫等诸将领并沉声问道：“诸位，武汉的形势已十分严峻，大家对此有何高见？”
上：陈嘉谟、刘玉春
下：刘佐龙、叶开鑫
由于连续的失败，此刻众将领们均面面相觑、沉默不语，于是，吴佩孚又有些颓然地说道：“诸位，我决意死守武汉三镇，因武汉如再遭失陷的话，那么长江以南恐非政府所有了。”
在表完态后，吴佩稍作停顿又鼓足劲头接着说道：“不过诸位不用担心，我马上就派人去与孙传芳联系，向他晓以大义，我想他不会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的。另外，我还会迅速调集进攻冯玉祥的主力部队尽快赶来增援，到时候南北夹击，必将党军消灭于武昌城下！”
孙传芳、冯玉祥
众将领在听闻吴佩孚的计划后则齐声应道：“谨遵大帅吩咐！”
随后，吴佩孚把手一按并神色严峻地命令道：“我命令，任命湖北督理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陆军第8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刘佐龙师长为汉阳守备军总司令、高汝桐师长为汉口守备军总司令。”
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的总称。武昌位于长江南岸，是湖北的政治中心；汉口位于长江北岸，是经济中心；而汉阳则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的三角洲上。而武汉三镇中仅有武昌有坚固的城墙，且城高约二丈余，城外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此外，武昌城方圆约30公里左右武汉三镇，有大小城门9座，城内的蛇山可以俯瞰全城，城北靠长江，东有沙湖，南有洪山，西有南湖，城郊地势平坦，是易守难攻的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实，武昌在汉朝以前属于沼泽地带，历史上闻名的“云梦泽”就包括这一地区。在经过时代的变迁后，这里的水势逐渐退去武汉三镇，遂渐渐成为现在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外，武昌筑城最早始于汉末的三国时代，它曾一度成为东吴大帝孙权的都城，当年孙权为了夺取荆州、袭击关羽，所以开始在这里筑城以集结军队、囤积粮草的。
就在吴佩孚匆匆部署守备力量之时，国民革命军主力第4军已经兵临武昌城下；而国民革命军的另外两支部队第7、第8两军也已接近武昌。所以这就形成了三路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武昌的态势，因此，武昌城内人心惶惶、颇为惊恐，民众均纷纷出城渡江逃避。此外，汉口的市民则纷纷涌入了租界，光寄存的行李就已堆积如山，其他物件更是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在余家湾火车站，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也在紧急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与会者在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军事形势后一致认为攻取武昌“贵在速决”，不宜拖延。最后，蒋介石在会议上宣布命令：“命令，由第4军、第1军第2师、第7军第2师负责主攻武昌；第8军负责进攻汉阳、汉口。”
9月4日，第4军、第1军第2师和第7军第2师对武昌城发起了强攻，但由于武昌城池高大坚固，两次强攻都没有得手，且伤亡惨重。
当晚，在首攻武昌宣告失利后，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攻城司令、陈可钰为攻城副司令，命令其“限于48小时内攻下武昌”，并由第4军独立团和第36团为攻城主力部队。
李宗仁、陈可钰
叶挺独立团在接受攻城任务后立刻就召集各营长开会。会后，在挑选攻城敢死队员时，因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所以最后只好指定第1营担任攻城敢死队，并由营长曹渊任队长，而第1营的战士们在知晓后都群情振奋、斗志倍增，均纷纷留下遗书，以示必死之决心。
叶挺、曹渊
9月5日凌晨3时许，随着大炮的轰鸣声，攻城正式开始。不过，武昌城的守军在刘玉春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殊死反击，他们以猛烈的火力还击，并投掷了一团团用棉花浸油的火球，独立团1营营长、中共党员曹渊也在激战中壮烈牺牲。由于守军火力猛烈，城墙又太高，北伐军的登城梯子又实在太短，最终第二次攻城又宣告失败。
至此，在面对两次攻城失败后，蒋介石决定改变战略布署：他命令第4军和第8军一部围困武昌城，待敌弹尽粮绝之时再发动总攻；又命令邓演达替代李宗仁的武昌攻城司令，让李宗仁率第7军主力准备转战江西方面；另外，为了封锁武昌，北伐军还在武昌城周围遍布地雷，以禁止邮件及交通往来。
邓演达
之后，武昌城内的粮草逐渐不继，为了补充粮食，刘玉春下令将城内米店关闭，以作军粮。而城内的百姓们在无奈之下只能靠糠麸、草根、树皮、芭蕉心等物品充饥。不过，驻守汉阳的刘佐龙在国民革命军强大的政治宣传下，遂响应了北伐军的策反，率部调转枪口起义，合力猛打吴佩孚的司令部。吴佩孚情急之下只得丢弃部队，仓惶登上列车向北逃窜。
9月6日下午，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中国最大的枪炮制造厂-汉阳兵工厂以及汉阳城。
湖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
9月7日，汉口也被全部占领。
9月10日，蒋介石任命刘佐龙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
接下来的日子里，国民革命军再接再励、乘胜追击，又一举攻下了武胜关、平清关等地。武胜关号称“鄂北天险”，是北方通往武汉的一条咽喉要道，它的占领标志着国民革命军顺利切断了吴佩孚南下救援武汉的主要通道。所以，此时的武昌城在外无援助、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和死城，防守武昌的刘玉春部则已经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9月18日，北伐军攻城军司令部以司令邓演达的名义向武昌守将刘玉春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
刘玉春时年48岁，河北玉田县人。他作为直系悍将，作战非常勇猛，所以吴佩孚十分器重他。他在武昌被围后，就决心死守、死战到底，以报吴佩孚的知遇之恩，因此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最后通牒，他则以炮轰国民革命军的紫金山阵地作为回应。邓演达见劝降无效后遂于9月21日拂晓下达了总攻城令。
在总攻城令下达后，由于刘玉春率领部下拼死抵抗，遂使得国民革命军的数次攻城都没有成功，因此国民革命军决定采用掘地道后爆破攻城的方法。刘玉春在获此消息后，无奈之下只好寻求突围。
10月1日和3日，刘玉春冒险组织武昌守军分别发起了两次突围，但是两次都被国民革命军痛击回城，刘玉春眼看形势已万分危急，而援军又迟迟不见踪影，所以只得派人与国民革命军谈判开城投降事宜。
后双方商定守军于10月10日全部撤出武昌城，并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改编，但刘玉春却拒绝在改编时交出武器，因此谈判宣告破裂。不过，因长期困处孤城而早已绝望的守军内部却开始分裂了，刘玉春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吴俊升同父异母弟弟）、团长贺对庭秘密与国民革命军议降，并约定10月9日夜间打开城门，让国民革命军入城。
10月10日拂晓时分，就在攻城战役持续之时，武昌守军打开了城门，于是国民革命军就分别从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通湘门如潮水般地相继攻入武昌城内，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由于大多数敌军因长期饥饿，所以在经过激烈巷战后均纷纷投降。
不过，此时的刘玉春仍率部下1000余人在蛇山脚下拼死抵抗、负隅顽抗，直到其部气尽力竭，弹尽粮绝，部队被打散后，他才只身躲入了一个教堂，最后被国民革命军的巡逻兵俘虏。此外，武汉城防最高长官陈嘉谟也乔装成苦力准备翻越武昌城墙逃跑时被抓获，随后被押送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至此，历时4个多月的武昌之战最终结束。
此次战役，国民革命军俘虏了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740余人，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60挺，步枪7000余支。但国民革命军在此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仅第4军就伤亡官兵1157人，这当中军官就有91人。
战后，独立团团长叶挺、第36团团长黄琪翔在作战时因身先士卒、战绩卓著，遂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破格授予少将军衔。
黄琪翔
10月11日下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郭沫若走进了刘玉春的羁押所，并用质问的语气对其问道：“你是一个军人，但你晓得打仗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你是硬要火烧民房，硬要饿死百姓来打仗的吗?”
郭沐若
而刘玉春则以军人的口吻回答道：“我是军人，我只晓得服从命令。”
“那你知道武昌城因你而死的无辜百姓有多少吗？你这是犯罪！”
“我不能不尊重名誉，打了败仗总是心里不好过的，所以我始终要把城守住。”刘玉春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职业军人，傲然地回答道。
“你知道吗？你这是反革命的行为！”郭沫若义正词严，大义凛然地斥责道。
“我本来就没有革命过，何谓反革命！”刘玉春不屑地撇了撇嘴。
不久，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审判了陈嘉谟和刘玉春。从此，“反革命”这一罪名应运而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从法律上正式废除了这一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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