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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上午6时，起义前秘密选出的工农兵代表们，从各个战场陆续来到总指挥部，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第一次会议。
1、广州红色政权的成立
张太雷、叶挺、周文雍、杨殷、恽代英、陈郁等出席。
会议在张太雷主持下，讨论并通过了下列重要决议：
(1)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发表告世界人民书；(2)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定11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召开群众大会；(3)严厉镇压反革命，处决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4)迅速打通通向海陆丰的道路，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5)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号召“广州工人们立刻到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
会上，选举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委员16人，“十个工人代表是由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选出来的，革命的兵士派来三个兵士作代表，广州近郊农民协会派来三个农民代表”。
并通过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人安排。
12月11日出版的《红旗》号外，刊登《广州苏维埃职员名单》如下：
本日(十一日)上午四点，工人赤卫队五千余人围攻警署，教导团士兵首先响应，广州其余军队或响应，或被俘虏缴械。至上午八时，全广州反动派势力已次第肃清。广州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已宣告正式成立，为政府上最高机关，代表工人、农民、兵士执行政权。广州的工人、农民、兵士已经下最大的决心，要拥护苏维埃与一切反动势力奋斗到底。
苏维埃职员名单如下：
主席 苏兆征(未到以前张太雷代理)
人民内务委员 黄平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 杨殷
人民土地委员 殷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以赵自选代理)
人民劳动委员 周文雍
人民外交委员 黄平
人民司法委员 陈郁
人民经济委员 何来
人民海陆军委员 张太雷
秘书长 恽代英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挺
工农红军总参谋 徐光英
关于叶剑英的任职，广州起义红军指挥部副官陈赓在《关于广州起义经过的报告》(1927年12月25日)中指出：
“当时负指挥之责者叶挺为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指挥”。
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叶剑英本人也为广州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广州起义“前两天，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他过去曾任过我们团的团长)在教导团军官、士兵、勤杂人员全体大会上讲话时，谈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他向张发奎担保说，教导团未见有任何意外的行动。
他说，需要做做执行张发奎命令的样子。然而他最后指出，在东江的广东省海陆丰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
叶剑英宣布了两个口号：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但由于叶剑英身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是不久前才加入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不为人们所了解，因此，广州起义前的战斗部署并未通知他。起义的第二天早晨，他赶到总指挥部，才被任命为红军副总指挥。
周恩来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曾讲：
“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
2、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告工人农民》(1927年12月11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1927年12月11日)、《广州苏维埃宣言》(1927年12月11日)、《对于广州起义的通告》(1927年12月12日)等文件，发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
政府的工人政纲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工人监督生产。国家保证工资。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均收归国有。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组织。解散一切法西斯的职工会组织。立刻恢复和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
同时，承认现在白色职工会下的工人，为被压迫阶级的同志。号召他们为全无产阶级利益而帮助苏维埃政权。
农民的政纲是：
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杀尽一切地主豪绅。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山边田界。各村各区即成立苏维埃政权。
兵士的政纲是：
国有土地分给士兵及失业人民耕种。各军队都应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一般劳苦贫民的政纲是：
劳动群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住。
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取消劳动者的一切税捐、债务和息金(取消中国年底的还账)，没收当铺，将物品无报酬的转给劳动群众。
对外政纲，就是：
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在革命开始转入低潮的形势下抓住敌人力量空虚的有利时机和地点，给予敌人的一个严重打击，也是工人阶级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党的“六大”决议称之为“退兵时的一战”。
广州苏维埃政府公布的政纲、政策，总的看来，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根本要求，为我国民主革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然而，由于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尚缺乏科学、准确的认识，再加上对反动派疯狂屠杀人民的复仇情绪的影响，政策中也有些“左”的东西，如提出“没收资本家财产”、“杀尽一切地主豪绅”、“土地收归国有”等。
3、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历史意义
广州苏维埃政府，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广州公社”。
它成立以后，首先停止一切反动报刊发行，公开出版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旗日报》。11日上午8时左右，《红旗日报》、《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各种布告、传单、命令共25万份，迅速张贴到全市的大街小巷。由学生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乘汽车和铁甲车，巡回于全市街道，向群众散发宣传品，并进行口头宣传。
广州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粮食队，征收粮食。组织交通队，维持秩序。通告商店售卖生活必需品。虽然“所有商店的营业都停止了，但可以买到肉、鱼及其他必需品”。
广州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也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政权机构。劳苦工人为之振奋，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他们纷纷举着红旗、横幅走上街头。上面写着：
“工人要饭食，农民要田耕，大家要太平，谁给予我们，唯有工农兵苏维埃!”
北京《晨报》12月13日第二版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广州起义的消息。大字标题是：
“广州城红旗蔽天，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工农兵士联合大革命，张发奎与黄琪翔只身逃亡，市中惟有手执锹斧之农工”。
该报引香港12日东方社电云：
“昨日粤垣事变，完全系共产党发动，夺取广州市”。
苏联《真理报》12月13日发表社论：《工农的广州》。
指出：
“工人、农民和士兵在广州起义中并肩战斗，勇敢地宣布占领的广州为‘工农的广州'。他们的这种团结，使这次起义永垂青史。
即使反革命势力把起义镇压下去，他们也是无法抹杀这次起义的伟大意义的。”
4、战火中的革命政权
广州起义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干涉，事实如下：
“东方社十二日香港电，……广州香港间联络船全部停驶，因避难者甚众，故由停泊于沙面之英舰上调用水兵多名，驶行华船一艘，已于昨晚深更抵港”，“沙面方面一切与外部禁绝交通，宣布临时戒严令，其前面则用英、日军舰警备中。”
“电通社十二日广州电，自广东红色军队与反动军发生市街战后，日本即开军舰‘宇治'停靠码头，使陆战队登陆，红色军队发枪猛射，军舰则以机关枪应战，掩护陆战队”。
“《申报》十三日香港电，沙面领团昨警告李福林等，谓全城百万生灵，已陷红色恐怖中，请急设法拯之水火，如有相需渡河之处，则愿尽力帮助等语。”
惊慌失措的广东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怂和支持下，也逐渐集结起来，准备反扑。张发奎、陈公博等逃到珠江南岸的海幢寺第五军司令部，与李福林阴谋筹划，分电韶关、肇庆、佛山等地，调兵遣将。
其作战计划，共分四路：
“第一路，由金花庙附近渡河，进攻西濠口；第二路，由广三驳轮运兵至黄沙登陆，以接应由北路南下之周、陆两部，此两路均由第五军担任；第三路，由士敏土厂渡河，进攻东堤，由薛岳部担任；第四路，由猎德渡河，沿广九路进攻，向东堤夹击，由驻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黄慕松部担任；海军各舰则分队发炮助战，掩护各军渡河，另以机器工人千余名，组织白军，协助官兵作战”。
12月11日中午，苏维埃政府按计划在第一公园前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刚要开始，突然接到警报：
敌薛岳部留驻广州陈家祠的英雄团，从大北直街向观音山反扑过来。起义军和与会群众立即停止开会，经过奋战，起义军重新占领观音山。是日晚，珠江南的李福林部两个团，在炮舰掩护下，沿广九线扑来，亦被击退。
此外，市内反动机械工会组织的“体育队”、“敢死队”，也在各处和起义军激战。整个11日的战况是：苏维埃政府尽力企图肃清广州市内之残敌，反革命势力则开始反攻。
5、撤退的计划
由于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广州起义很快由攻势转为守势。
11日晚，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当叶挺“提出可否十二日退却以保存力量”时，“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
聂荣臻后来对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做了如下追述：
“到十一日深夜十二点钟，起义领导人才在公安局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
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
12日晨，李福林部从珠江南岸分两路渡江，在炮火掩护下四次发起冲击，均被起义军击退。上午11时，由韶关赶到广州的李福林部周定宽团，猛扑广州北面屏障、全市制高点观音山。
教导团、警卫团各一部，同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在几十小时内，连续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
下午1、2时，敌军曾一度占领观音山，经过激战，终于被起义军赶下山头。观音山正中的炮台，始终控制在起义军手里。
敌公安局长朱晖日率李福林军另一部，渡江后三次向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猛攻，受到起义军的英勇阻击。周定宽一部佩戴红带子，冒充起义军，由西村窜人粤汉铁路黄沙车站，袭击驻守在那里的工人赤卫队。
赤卫队死伤100多人。敌人占领黄沙车站后，又乘势向起义军总指挥部夹击。在离起义军总指挥部数十丈远处，才被由长堤赶来支援的教导团士兵击退。
“驻粤领事团于十二日情况紧急之际，曾举行会议，议决实行自卫，英军二千名，法水兵四百名，日本水兵三百余名，因日法英领事之调令，现已分守沙面，向华界为严重之戒备”(1927年12月15日，北京《益世报》)。“日本炮舰亦向我们猛烈射击”。(叶挺报告)
12日从早到晚，整个广州城竟日激战。敌人虽屡次反扑不能得逞，但他们的援军纷纷应调而来，新生的革命政权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12日下午，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参加西瓜园工农兵大会后，乘车返回总指挥部途中，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时年29岁。
12日晚，各个战场全面吃紧，市内开始混乱，特别是观音山附近的敌人已攻入市区。在“十二日晚军事紧急的时候，几位同志开会决定退却”。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态度也有改变，表示“不应英勇的作无谓牺牲，光是英勇非无产阶级的态度”。于是，指挥部决定，当晚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组织起义武装分批撤出广州，向花县农村方向转移。
6、悲壮的工人赤卫队
起义军主力教导团接到命令撤出了。而工人赤卫队，由于分散在各个地区作战，有的无法通知，有的虽接到通知但又难于集结。来不及撤退的工人赤卫队和一部分教导团、警卫团的士兵，13日继续坚守街垒，和敌人浴血奋战。
在观音山，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向多出十倍于己之敌，英勇无畏，顽强应战。枪筒打红了，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碎砖搏击。在市内，教导团未撤走的士兵，固守每一座街垒，女战士游曦身负重伤，指着红旗说：“同志们，只要我们还有一个活着，就决不让红旗倒下去!”
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赤卫队员和起义工人们，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3时，因弹尽援绝，大部分伤亡，才忍痛撤出。整个广州直到下午5时以前，各处还有巷战。
在中国工作、学习的苏联、朝鲜、越南等国的国际主义战士，也参加了保卫广州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叶挺为组织撤退，继续留在广州。直到13日起义失败后，他才在妹妹的掩护下，化装离开广州，赴香港。
广州被重新占领，敌人开始进行野蛮的大屠杀。
仅13日后的五六天时间，就有5700多人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和共产党员陈铁军，也于1928年1月被捕，壮烈牺牲。广州人民又重新陷入黑暗之中。
7、失败的教训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撤出广州的起义军十分关心，并给予指示。
1927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广州退出的教导团、赤卫队有二千余人到了北江，我们决定他们就在北江同海陆丰一样干起土地革命开一新局面”。
广东省委在这一报告中，初步总结了军事斗争经验，指出：
“我们的武装是不宜与敌人对死仗的，且子弹缺乏，集中无用而且目标大，敌人将全力消灭我们，分开则有大用处。”
12月20日，广东省委给北江特委去信，指示由广州撤出的起义军“马上改编军队，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要求“这部分军队必须帮助农民群众起来，而不是做成工农以外的武装，单独去干，整天只顾着与其他军队作战，死守某一城池”。
而要“帮助北江的农民土地革命起来”，“建立乡、区及县的政权，要学习海陆丰经验”。
同时，为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要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明了什么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与兵士的关系怎样，什么是工农兵政权，为什么只有帮助农民土地革命才有出路，特别告诉他们海陆丰的经验。使他们自愿的当兵，为了土地革命而当兵。
从广州撤出的起义武装主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分，经沙河向花县转移。参加起义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从市内撤出的一部分工人赤卫队，也兼程赶来。12月14日傍晚到达花县县城。
16日，部队在花县县立第一小学召开党的会议，决定对这部分武装约1200多人和花县农民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师长由原教导团第一营营长叶镛担任，党代表为袁裕(袁国平)。徐向前开始为第十团党代表，以后任师参谋长、师长。“师委委员唐维、王侃予、陆更夫、彭蓬、袁裕、钟友千、徐象谦(即徐向前)。”
第四师成立后，准备去北江找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会合。
派人外出联络未果。而省委派出的人，也未能找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叶镛、袁裕、徐向前等经过研究，认为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靠铁路广州起义，不宜久留。于是，决定开往海陆丰，找彭湃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去。海陆丰面临大海，背靠大山广州起义，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好，在彭湃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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