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下令开始将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城。目前，这一决定在中东地区已经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抗议声音。这一事件虽然在特朗普发布之前两天才引发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在以色列媒体上已经发酵一周有余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哪个城市能牵动那么多人的神经？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即便是美国——是否承认一个城市是某国首都有那么重要？此外，我国官方近年来在巴以问题上表态时曾强调过一个似乎渐渐被人忽视了的常识——巴以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根源。那么为何巴以问题和耶路撒冷地位议题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些自然都与这个地区纷繁复杂的背景和长久的冲突历史息息相关。
耶路撒冷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平日的视野范围、某两个政治实体和族群以及某些宗教传统的历史范畴。一方面，耶路撒冷所面对的矛盾纷争有其历千年不变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今日巴以冲突框架下的耶路撒冷及其他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的、近现代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不能仅仅用传统宗教和文化因素去概括。我们今天就来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上围绕耶路撒冷的复杂纷争。
一、犹太人之前的耶路撒冷
与我们大多数时候的理解不同，犹太人乃至其被称为“古代以色列人”（, 不是——后者为现代以色列国国民）的精神和文化先民并不是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围绕耶路撒冷的历史和冲突也并非由犹太人开始。
亚欧非三大洲交汇之处的大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在西方又被称为黎凡特地区（）。狭义上，黎凡特包含今天土耳其南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代中东地区文明之肇始，就是多种文化传统和政治势力交汇之处。此地长期处于埃及与北方势力交替影响的阴影之下，因此，这里为古代中东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最多的历史资料也就不难理解了。四千多年前叙利亚的埃布拉（Ebla）王国和周边马里（Mari）等王国的外交通信和条约只是个开始；三千八百年前左右，马里书信里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就有大名鼎鼎的巴比伦王汉谟拉比；三千三百年左右，于埃及出土的阿玛尔纳书信（ ）里更是包含了大量黎凡特地区埃及附庸国的书信，展现了埃及、赫梯（ ，今土耳其地区印欧语政权）、米坦尼（，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政权）等大国围绕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纷争，同时也反映了附庸国之间彼此讨好宗主、互相倾轧同时谋求自身利益的复杂图景。
虽然最早提及耶路撒冷的埃及文献早于阿玛尔纳书信几百年，但真正体现出耶路撒冷重要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冲突和威胁的资料就是还是来自上述的国际书信。其中，有一位作者叫阿布迪·贺巴（Abdi-Heba），他就是三千三百多年前耶路撒冷的国王，多次向埃及法老表忠心并诉苦，表示周边有许多反叛的其他小国入侵耶路撒冷，令他不堪其扰（书信第285-290）。甚至他想给埃及派车队送贡品都半路被人劫掠，这似乎从侧面反映了黎凡特南部这一地区在古代贸易通路上的关键地位。他希望埃及迅速派兵保卫耶路撒冷，否则他和耶路撒冷都将危在旦夕，而且他表示这么说是为了保护埃及的利益：
“看看这耶路撒冷（）吧——不是我的父母把他给了我，是国王您强壮的臂膀给了我这座城！”（第25-28行）
情势危急之下，这位耶路撒冷国王写道：“别的城都享受和平（），而我却被敌意困扰！”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用了某种一语双关：传说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可以被解读为和平之城（s/sh-l-m在闪族语里多为和平之意）。当然，实际上城名里面的salim这个成分更可能是直接源自某个亦见于古代叙利亚神话的当地神祇。
无论词源如何，最重要的是其讽刺意味：耶路撒冷自古以来跟和平关系寥寥。当年的耶路撒冷是否真渡过了难关暂且不提，我们不妨看看这个阿布迪·贺巴是何许人也。他的名字由两部分组成：abdi——闪米特语常见词语，意为奴仆。阿拉伯常见人名阿卜杜拉、古代以色列先知俄巴底的名字里都有这个成分（分别意为安拉和耶和华的仆人）。由此可知，Heba很可能也是一个神。事实上，这个Heba就是古代胡里人（）的重要女神Hepat，出现在很多同时期的人名里面。而这些胡里人，就是前述参与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另一大势力、曾经强大的米坦尼帝国的主要居民。所以，这位耶路撒冷的早期国王名字里包含了当地闪米特文化和胡里文化不同的成分。考虑到胡里人曾经在这一段时期生活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有他们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
可见，从最早见诸历史资料开始，耶路撒冷就一直都是大小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和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处。换言之，耶路撒冷在古代并未完全属于某个政权或族群，一切都是历史演进、文化传播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二、耶路撒冷：三教圣城
我们无法详述耶路撒冷后来三千年的历史，只能简述相关的矛盾冲突。地理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仍然至关重要，可以这么说：当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处于不同大国角力的中心或大帝国的边缘之时，围绕它的冲突就更多；当它们成为某个帝国的内部稳定的一部分时，这里在地缘政治上重要地位就会降低。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地理位置早就不是耶路撒冷地位唯一的考量因素，由于耶路撒冷的文化和宗教意义随诸一神教的发展而显著增强，宗教带来的矛盾冲突逐渐走到了台前。
大约三千二百年前，地中海东岸地区经历了一次比较剧烈的动荡，最终一系列旧有的城邦国家销声匿迹，也包括那个耶路撒冷王国。黎凡特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群，有一些定居下来建立了早期古代国家，其中就包括古代以色列人。早期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圣经》旧约是这方面唯一的史料，但关于早期以色列历史的其可信度则要打个问号。《旧约》有一些故事的历史背景上却是和其他史料对应的，例如《旧约》从没有声称耶路撒冷一直都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也没有宣称以色列人建立了耶路撒冷。恰恰相反，《旧约》在《撒母耳记》中坦言，大卫王靠武力征服了耶布斯（Jebus）城，后来改名为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早于传说中的大卫王近千年）。那个耶布斯城的居民拥有奇怪的名字（如撒母耳记下24:18里的亚牢拿），明显与希伯来语及其亲属语言无关，有学者指出，这些名字正是过去胡里人的遗存。
传说中大卫王带领古代以色列人吞并耶路撒冷。
长话短说，不管大卫是不是真人，也不管大卫征服之前的耶路撒冷是不是胡里人的城市，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建立后，耶路撒冷成为了南方犹大王国的中心。而政治中心只是其职能之一，在古代中东，很少有哪个重要的城市里没有一座大的宗教祭坛或圣殿。《旧约》称，所罗门王建了圣殿，后毁于巴比伦人；波斯时期犹大虽然失去了政治独立，但圣殿得以重建，史称第二圣殿，在希律王时期重修，后毁于罗马大军手里。今天耶路撒冷老城里的犹太圣地“哭墙”，据犹太人的说法就是过去圣殿基座的遗存，虽然作为两千年的文物，看起来有一些保存过于完好了。
在《圣经》所记述的时期，耶路撒冷在文化和犹大居民身份认同上的地位提升也很快。它成了南方犹大王国的代表。当犹大的先知批判犹大居民不听神的教导时，耶路撒冷就成了他们口中的罪恶之城；而当犹大贵族被掳到巴比伦时，耶路撒冷更是变成了他们日思夜想的故都。《诗篇》第137篇最为著名：“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如果我不记念你，如果我不高举耶路撒冷超过我最大的喜乐，情愿我的舌头紧贴上膛。”
而到了罗马时期，耶路撒冷对于还在摇篮里的早期基督教运动而言也是关键的地点。《新约》传说耶稣曾经在圣殿布道。而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所前走过的那条路也被认为就在当今耶路撒冷老城的Via 。如今，耶路撒冷老城里圣墓教堂里还保留着信徒们眼中耶稣被从十字架放下后放置尸身的石板，每次去那座著名的教堂，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基督徒跪地亲吻那块石板。
此外，众所周知，耶路撒冷还是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所在。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过去的圣殿山上，改建自拜占庭时期的教堂。根据伊斯兰教传统，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礼拜所朝方向，早于麦加的克尔白。此外，与耶路撒冷关系紧密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人物，如大卫王和耶稣，本身也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先知。《古兰经》则称穆罕默德曾经骑神兽到了最远的清真寺（被认为是阿克萨清真寺）夜行登霄，上七重天。至今阿拉伯语称耶路撒冷为Al-Quds，意为“圣城”。
圣墓教堂
西墙与圆顶清真寺
尽管在古代以色列和犹大人入主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文化地位逐渐上升，但地理位置带来的战事和争夺仍然时有出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东之后，其帝国分裂为几个部分，巴勒斯坦地区不再是波斯时期的帝国腹地，而再次成为要冲，变成了埃及托勒密王国和叙利亚塞琉古王国乃至后来罗马等势力争夺的前沿。
不得不承认，后来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本身变成冲突的焦点，更多源于它的文化和宗教象征意义，似乎这一因素比在帝国统治时期远高于城市本身的地理因素。公元七十年第一次犹太战争，罗马人摧毁第二圣殿之后，哈德良皇帝将耶路撒冷改建成一座罗马城市，称为Aelia ，并在圣殿山建了一座罗马神庙。这一行为引发了犹太人强烈反弹，最终间接引发了公元二世纪初的第二次犹太人大起义和犹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的事件。
真正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重要城市的原因恐怕还是基督教的兴起和罗马帝国的基督化。基督教成为西方的世界性宗教，让犹太圣城变成了西方世界的圣城。虽然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二城也具有崇高的宗教意义，但因为与《新约》、耶稣的关系，耶路撒冷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在伊斯兰教力量占领耶路撒冷后，宗教矛盾和东西方政治矛盾也让耶路撒冷成为了十字军东征中重要的目标，基督教势力占领巴勒斯坦地区期间，曾建立独立的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国。此后，耶路撒冷重回伊斯兰教政权手中，一直到近现代。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耶路撒冷成为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一部分。
三、从文化、宗教到政治——耶路撒冷象征意义在近现代的转化
综上所述，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政治力量和族群、宗教争夺的焦点。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主导冲突的主要因素由地理区位因素慢慢向宗教文化因素转变。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现代政治意涵与宗教意义携手，似乎成为了新的聚焦方向。
犹太人在罗马大驱逐之后慢慢不再是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耶路撒冷属于哪个国家，甚至很难找到某个犹太社区自始至终生活在巴勒斯坦。犹太的文化中心从耶路撒冷先是转移到了北边的加利利，后来又转移到巴比伦和中世纪之后的南欧、近现代的东欧。但客观地说，两千年来犹太人并非与巴勒斯坦地区完全绝缘。一方面，一些犹太旅行家、朝圣者曾到过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另一方面，小规模的犹太社区也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存在（如十字军时期）。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后，许多南欧犹太人来到西亚和北非，有一些留在了奥斯曼治下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仍然是三教圣地，奥斯曼老城里也慢慢形成了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分区。十九世纪中期，还有一些东欧极端正统犹太人移民到耶路撒冷，有一些就在老城附近建立了著名的Mea 社区。
但是，这些来自南欧或东欧的犹太人，并没有试图重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正统犹太人当中至今有一些人反对现代以色列世俗政权。他们认为，没有神的旨意，人不能重建以色列或圣殿。他们主张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接受穆斯林政权的统治。前不久因为入伍当兵问题上街示威并与警方冲突的，就是这些正统派犹太人。
耶路撒冷正统犹太教徒社区悬挂的抗议标语：“我们绝不服兵役！”
真正让巴勒斯坦乃至耶路撒冷政治化的，恐怕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欧洲民族独立和海外殖民的大背景下，其中一些人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诉求最终在不同类别的复国主义中占了上风，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其后的历史我们再次不赘述，关于耶路撒冷本身，要注意的是在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耶路撒冷地位未定，被视为国际共管城市。但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立场上看，耶路撒冷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来这是古代曾经存在过的独立犹大王国的首都；另一方面，对耶路撒冷的态度决定了世俗的以色列政权能否得到广大犹太人特别是信教人士的支持。
因此耶路撒冷属于哪个国家，联合国决议所建议的国际共管计划并没有得到实际尊重。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和约旦依据1949年停火线将耶路撒冷实际划分为两个地区：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管辖，东耶路撒冷成为约旦的一部分。1950年，以色列议会就宣布耶路撒冷过去是也将会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吞并了约旦所占的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全境，今年是以色列口中耶路撒冷“统一”五十周年。1980年，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法》，宣布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包含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是以色列的首都。此举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联合国理会通过决议宣布此法案非法。但如我们所知，联合国对巴以问题的实际作用，除了分治早期及其引发的战争以及巴勒斯坦难民安置问题之外，一直相对有限。而1988年，巴解组织颁布的独立宣言之中，耶路撒冷被宣布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巴勒斯坦一方对耶路撒冷的声索使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愈加复杂。虽然这一立场至今并无实际作用，以色列已经完全吞并了东耶，但巴勒斯坦的诉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肯定。近几年，我国曾多次表明立场，支持未来巴勒斯坦在67年战争前边界内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主权国家。
约旦和以色列士兵在核查点附近交流。
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全境。
美国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 Act）于1995年奥斯陆协议前后在国会通过，要求美国政府四年内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否则将缩减使馆预算。这一法案引发轩然大波，也让巴以和谈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克林顿表示，这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侵犯，并签署命令推迟这一法案实施。自克林顿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推迟了这一命令，直到特朗普本月宣称在继续推迟（因时间原因）的同时，要求使馆搬迁开始。
在此我们不去过多推测这一决定的原因和影响，但至少应该注意到特朗普这一决定与美国国内政治（如特别是亲以的犹太游说集团和福音派基督徒的影响）的关系，以及其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关系。虽然特朗普没有明确使用“统一而不可分割”这种形容词来限定耶路撒冷的地域范围，这一决定对以色列的右翼势力而言都是重大利好。可想而知，在东耶非法定居点修建很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自我合法性。的确，特朗普的决定会引发巴以乃至中东的局势动荡。要知道，稳定和安全的中东符合虽然中东人民的利益，但并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此，这一决定恐怕有其深思熟虑的背景，值得持续关注。
四、尾声
这次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与使馆搬迁之所以引发如此重大的反响，印证了耶路撒冷地位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三千年来经历了从地理区位到宗教文化再到国际政治意涵的转化。这也告诉我们，对于巴以问题、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等议题的理解，历史上的地缘、宗教因素和近现代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及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都是必须讨论的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清楚，历史和宗教因素本身（如古代以色列人在某个时期于巴勒斯坦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关联、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位），与现代欧洲犹太人复国主义移民建国运动和巴以、阿以冲突在此基础上的产生和发展，是彼此相关但无法完全互相解释的不同事件。换言之，我们对耶路撒冷问题的考量，需要在了解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政治局势。因此，个人在历史和宗教、文化上的信仰，无助于外界对此议题的分析和理解。
（本文作者系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耶路撒冷奥尔布赖特考古所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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