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以来，讨论南北方经济差异的文章颇多，视角各异。其实我的观点一直很清晰，区域经济总量的在全国大盘中的此消彼长，是宏观大趋势和微观小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动态的变化是正常的，这种变化既不应被过度夸大，也不应被片面解读。
其实，观察区域经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视角，就是看各省在省会（首府）之外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它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这对于我们理解所谓的南北差距、区域均衡乃至“强省会”现象有巨大的帮助。
原因很简单，时至今日，省会城市的产业结构总的来说已经非常相似，任何省会城市都是该省的金融、服务、交通、文教、医疗资源的中心，也是这个省当仁不让的消费中心。在交通和人力资源上的天然优势，意味着省会也同时会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
不同省份的省会城市之间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不过是人口（气候、文教基础）等基础条件不同带来的三产规模的差距和产业选择（地理环境）带来的工业规模和质量的差距。
非省会城市就不同了。每个省份经济总量最大的非省会城市，往往体现出这个省份非常鲜明的产业特色。很大程度上，这些城市能够体现这个省在地理上特殊的资源禀赋临海市属于哪个省，在历史上长期的产业积累，和在全国范围内的比较优势。
全国27个省（自治区）在省会、首府城市之外的“最强非省会”都是谁呢？我们直奔正题。
上面这张图的排序，是按照该城市和该省省会的GDP比值，从大到小排列。全国有7个省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不是省会，这七个省份的第一经济大市分别是苏州、鄂尔多斯、青岛、唐山、深圳、大连、泉州。其中总量对省会领先优势最大的是苏州，GDP是南京的1.37倍。
有12个省份，最强非省会城市的GDP和省会GDP的比值在0.4到1之间，也就是说，省会GDP是最强非省会的2.5倍以内。而有7个省份，最强非省会城市GDP和省会GDP的比值低于0.4，亦即省会GDP是最强地级市的2.5倍以上。这7个省份中，合肥、长沙、武汉、成都四个典型“强省会”所在的安徽、湖南、湖北、四川悉数在列。
脱离结构看总量，谈区域经济就容易成为围绕“吸血”之类的抽象问题的口水仗。其实，上面这张表的信息极为丰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许多关键问题。
我们把这些非省会城市的功能定位进行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城市属性
城市名
沿海（准沿海）港口，工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发达的城市
深圳、泉州、宁波、苏州、青岛、唐山、大连
资源型产业（矿业、能源、石化）主导城市
鄂尔多斯、赣州、大庆、海西州、榆林、昌吉、长治、曲靖、庆阳、吴忠、岳阳
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工业城市
吉林市、柳州、洛阳、芜湖、襄阳、绵阳
特殊产业（白酒）主导城市
遵义
其他
三亚、日喀则
正如我一开始就提到的，“最强非省会”的主导产业，往往反映了所在省份的产业特征。
东南沿海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最核心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既包括电子、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偏重和偏高新的行业，也有纺织、制鞋等轻工产业。
大多数内陆省份，最强地级市都是资源型产业。油气田、煤矿、铁矿、有色金属，“家里有矿”是十多个省“最强非省会”的富裕之源。
除了经济总量太小，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可比性的三亚和日喀则，有7个位于内陆的工业城市是所在省份的GDP第二。这7个城市，实际上都是1949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重点投入的老工业基地。遵义其实也是三线建设的军工重镇，但今天酒业占到遵义制造业增加值的70%以上，茅台的特殊性，让遵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一酒独大”的城市。
对这27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和省会关系以及产业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解释很多和区域经济有关的热点问题：
为什么有的省份是多中心，而有的省份是“强省会”？
中国区域发展的最大不平衡是什么？
如何解释近年来讨论得越来越热的“南北差距”？
“多中心”与“强省会”
这些年，关于一个省是否实行“强省会”战略的争论一向很多。而我的观点一直非常清晰——“强省会”当然受到行政权力因素和省域发展规划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仍然是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同带来的结果。无论是“强省会”还是“多中心”，都不是规划的结果，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们还是回到文章开头的这张表。最强非省会GDP超过省会的，7个省。最强非省会GDP达到省会一半的，4个省。剩下的16个省（区），最强非省会都达不到省会城市的一半，都可以视为“强省会”。
这七个最强非省会经济总量超过省会的城市，除了鄂尔多斯是因为极其丰富的矿业储备（而其所在地区首府呼和浩特缺少工业基础，人口也少）GDP超过省会外（同样主要依靠煤矿的陕西榆林GDP比鄂尔多斯还高，但因为西安很强，榆林GDP只有西安的44%），另外六个都是沿海（准沿海）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过去的“内循环”转向“外循环”，确定了“大进大出”的整体方针。煤炭、石油、铁矿石等关键原材料的进口比例越来越高，在一些行业领域的关键零部件也依靠进口，生产的终端产品又把外贸外销作为重要渠道。在这个背景下，沿海省份的港口城市，自然而然承接了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成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当然主体。
在全球化和国内统一市场条件下，一个城市能不能发展起来，关键看它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对于沿海省份而言，一个城市在制造业上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一来是这座城市本身的航运条件，二来是这座城市的政策环境和和周边的产业生态。
在中国，省会通常是农业文明时期形成的。沿海省份的省会城市，很多实际上也居于内陆，航运条件比较优越的只有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福州，但这两座城市也不是本省最大的港口和外贸进出口规模第一大市。所以，论港口条件，沿海省份的“最强非省会”都超过省会。
就政策环境和产业生态而言，在沿海省份，非省会城市也普遍具有优势。1980年，四大经济特区成立，1984年，国务院确定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这18个城市，由此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深圳成为经济特区，比广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早4年；
厦门特区，比福州开放早4年；宁波成为开放城市1984年，计划单列1987年，而杭州成为副省级城市在1993年；
青岛、大连都是1984年确定的沿海开放城市，而济南、沈阳都不是。
说得更直白点，沿海省份，非省会城市大都比省会城市先得到特殊政策。苏州虽然没有进入1984年的对外开放城市名录，但是其港口条件（太仓、常熟、张家口港口一字排开，且接近长江入海口相当于“准海港”）优于南京，在区位上紧邻上海（是江苏省唯一和上海陆地相邻的城市，从八十年代的“星期六工程师”到后来的沪苏前店后厂，形成和上海深度融合的完整工业生态），1994年设立苏州工业园区（就单点区域政策而言，苏州园区力度在上世纪仅次于深圳特区和浦东开发，在全国范围具有极大的领先性），加之江苏省在土地指标上对苏南的长期倾斜，苏州事实上也是江苏的“政策高地”。而唐山市虽然并没有比石家庄先开放，但有河北省最早的近代工业基础，又接收了首钢的搬迁并兴建了曹妃甸港口，区位优势也远超省会。
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省会的地位必然使其成为一省之内第三产业的当然中心。但省会是不是必然是该省最大的工业中心，关键看的并不是省会的条件有多好，而是省内有没有其他城市的条件可以和省会相比。
经常看到有一些讨论，说为什么感觉四川不是穷省，感觉山东却很土，有人的答案是因为成都比济南强。进而的讨论就是四川“举全省之力”发展成都，而山东却没有“举全省之力”发展济南，成都“吸血”，山东“均衡”。但我们且不说四川省和山东省两个省相对地位的变迁，四川和山东的地理条件就不可比。山东省16个省辖市，靠海的就有7个，青岛、烟台、威海都是驰名全国的重要海港。就地形条件而言，山东虽然有鲁西南的泰山——沂蒙山山区，但整体地势相当平坦，以至于一个寿光的蔬菜可以供应半个中国，农林牧渔产值常年居于全国之冠。
相较省会济南，山东有很多城市在港口、地形甚至政策上都有优势，只有行政中心地位一条劣势，自然而然可以形成“多中心”。而在四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在政策（政策条件和政治地位不同，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这些就是政策，政治地位高的城市未必政策条件好，广州和深圳行政级别相同，但广州的政策条件显然不如深圳）、交通、地形等任一方面比成都强的城市。四川省就算要有心扶持哪个城市，也只能是“有心无力”。
要之，决定一个省是“多中心”还是“强省会”，是否沿海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在除广西、海南之外的沿海省份中，省会相对“最强”的杭州，经济总量也只占全省的24.66%，没有跨过占比25%的门槛，在27个省（区）中仅排在16位。而“最强非省会”在省内相对最弱的宁波，经济总量也相当于全省的19.22%（和苏州的比例几乎相当，苏州市19.31%），占比排在全国第十；相当于省会的78%（这一比例排在全国第九）。
我们扩大视野到“最强非省会”GDP达到省会50%以上的几个城市。除了宁波之外，分别是贵州的遵义，广西的柳州和江西的赣州。遵义的特殊性，不是“规划”的结果，其他省份也不可复制。柳州是广西传统的工业重镇（并且是广西传统意义上唯一的工业城市），南宁基本上没有工业基础且没有推出过重点发展工业的政策。赣州是世界级的有色金属和稀土矿所在地，南方地区最重要的矿业城市（没有之一），且江西省的区域政策也有犹疑。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看这些城市和省会的比例，而是看它们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例，其实柳州占全省的14.73%，赣州占14.03%，在27个省份的“最强非省会”中也只是第15位和第16位，它们和省会的差距比较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自己强，只是因为它们的省会太弱。事实上，江西和广西也的确是近年来南方地区经济比较疲软的省份。
要之，即使是不靠海的“最强非省会”和省会之间的差距较小，通常也不是这个省份精心规划、均衡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一些其他省份不可复制的特殊原因或者省会的弱势。
最大的区域不平衡是什么？
近年来，一些人喜欢盯着经济总量前十，或者前二十的头部城市来看，强调“东西差距”已经转变为“南北差距”。由于核心头部城市中，省会及以上的城市占到绝大多数，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城市的实力，并不完全反映整个省的发展水平。
我们来看“最强地级市”的榜单，按经济总量绝对值分成1-9名/10-18名/19-27名三组。（蓝色为南方城市，红色为北方城市）
南方/北方的省份数是14:13。1-9位城市里，南方：北方是5:4，10-18位的城市里，南方：北方是6:3，在19-27位城市里，南方：北方是3:6。总体而言，北方城市虽然比南方弱势，但弱势程度，并不像各省省会城市之间那么悬殊。
在头部城市战争中，南方和北方的天平的确已经倾斜；但在省会城市以外，南北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其根源正在于，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各省的人口基数有直接关系，而省会之外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受城市自身禀赋影响。
就城市自身禀赋而言，沿海与否，的确仍然是决定城市命运的关键因素。虽然青岛、大连在全国城市榜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超越他们的主要还是东南沿海城市和内陆地区的“强省会”。但放在“非省会城市”这个序列里，它们整体上仍然有相对优势。
南北方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条件上的。南方地区有五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一区（广西）一市（上海）共七个省级区划临海，而北方只有山东、河北、辽宁、天津三省一市四个省级区划临海，即从基数上来看，北方就输了。南方地区港口相较北方距重要原料产地更近（石油、铁矿石、高品质煤炭）。南方地区港口腹地条件（无论是江海联运的河流腹地还是陆海联运的人口腹地）普遍更好。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东南沿海城市相对北方沿海城市的优势。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沿海和内陆的差距仍然显著。北方沿海城市虽然不如南方沿海城市和人口大省的“强省会”城市，但是整体上仍然远远强于其他内陆城市。不讨论东北的特殊因素，南北方经济的失衡程度，仍然不及内陆和沿海的发展程度分化，这应该是对中国经济应有的客观评估。
换种视角看“南北差距”
南方和北方城市在经济上的差异，更多体现在产业结构上。在27个城市中，有8个位于沿海（准沿海）地区，19个则是内陆城市。
南方和北方的内陆城市，产业门类区别是非常显著的。在南方地区，柳州、芜湖、襄阳、绵阳都是典型的工业城市，遵义的白酒产业也属于工业范畴，岳阳的最重要产业虽然是作为资源型产业的石化，但是本质上仍属于加工制造环节而非原材料。换言之，在南方内陆的地区9个“最强非省会”城市中，以生产终端产品的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有6个，例外的只有江西赣州、云南曲靖和西藏日喀则。而江西、云南和西藏，也是南方相对较落后的省份。
而在北方，“最强非省会”城市大多有很强的资源依赖。位于北方内陆的10个“最强非省会”城市中，以生产终端产品为主的制造业作为主导的，只有吉林市和洛阳，即使算上以石化产业为主的宁夏吴忠，在十席中也只占到三席。剩下的7个城市都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南方的港临海市属于哪个省，北方的矿。南方的制造，北方的原料。从27个“最强非省会”城市来看，这样的特点是非常清晰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重心的转移趋势始终明显，一是从内陆向沿海的转移，二是北方向南方的转移，三是低线级城市向直辖市、省会等中心城市的转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移，关键原因在于经济体系、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内循环”。“内循环”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工业原料是国内生产的，由于工业原料的运输成本非常高，当时中国的工业布局优先选项是“临矿”，所以煤、铁资源相对丰富的北方，就得到了更多的工业投资。
正如在文章开头就提到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从单一的“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事实上使得中国国内的煤、铁、石油等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需要，中国成为核心工业资源的净进口国，这必然导致中国工业分布整体从内陆转向沿海，因为只有临海，才能够通过成本较低的海运获得工业原料。在南方地区，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珠江都有较好的通航条件，使得工业投资可以溯流而上。南方内陆的重要工业城市，除了作为省会和直辖市的南京、武汉、长沙、南昌、重庆外，作为“最强非省会”的芜湖、岳阳等，都是可以通航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往，中国重点发展的是重工业，随着轻工业以及汽车、电子等最终产品形态是大众消费品的制造业部门蓬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兴起，劳动力成为比矿业资源更重要的工业生产要素。
南方的气候条件优于北方，在农业文明时代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历史上就有更大的人口基数。目前，常住人口超过5000万的10个省份，有7个在南方，只有3个在北方（除了情况比较特殊的河北，河南和山东在北方仍是经济表现相对较好的省份）。另一方面，北方工业化起步整体比南方早，北方尤其是东北的城镇化率在改革开放之初高于南方地区，这意味着北方可以向工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比例低于南方。
为了更廉价地获得工业原料，中国经济逐渐向沿海和沿（长）江方向集聚。为了得到更多的劳动力，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北方向南方转移。这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整体经济地理格局——类似弓箭的形状。
东部沿海（红线），是弓箭的弓，大致沿京广线的连线（蓝线）是弓箭的弦，从上海到成都的长江干流沿线（绿线），是弓箭的箭。（紫色线大致是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现在，全国GDP总量前十的城市全部都在这个弓箭结构上，甚至更直接地是都在弓（北京、苏州、上海、杭州、深圳、广州）和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上。长三角是弓和箭的交点，京津冀和珠三角是弓和弦的交点，武汉是箭和弦的交点。位于这个弓箭结构上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经济区，正好是当下最重要的四个城市群战略。
这个弓箭结构的显著特点是，沿海一条线，内陆若干点。只要靠海，“大进大出”都是比较方便的，但受航运距离的影响，南方比北方略有优势。正如前文提到的，钢铁、石化、纺织等大多数“大进大出”的产业，重心都在沿海。相较而言，内陆即使有长江黄金水道，沿线城市仍然只是比其他内陆不通航城市有比较优势，地理条件还是比沿海差的。
内陆适合重点发展的产业比较有限，典型的是汽车和电子。这些产业对于单一城市的集聚效应要求极高，很难在一个省之内撒胡椒面。仅以电子产业为例，因为半导体、显示面板等零部件都很小很轻，即使是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体积也很小，所以电子工业不占地，只需要很小的面积，就可以生产出可以供全世界消费的产品，全世界只需要十几家代工厂，就可以生产全球所有的、iPad和Mac，所以内陆地区的新兴工业，都以点状形态集中在少数城市。
从整体上把握内陆和沿海，南方和北方的比较优势，才能理解中国当前区域经济格局的来路。而观察每个省在省会之外最强城市的表现，是很好的一个切口。
◎本文作者| 元淦恭
注：因各地2020年GDP尚未公布，文中使用的数据均为2019年数据。但城市之间相对地位变化是长期过程，2020年较2019年不会有太大变化。
——-一条华丽丽的分割线——-
粤港澳大湾区越来越像一个市！全国联系最紧密的超级城市群，超越京津冀，碾压长三角。
坐拥7000万人口，集聚港澳广深4大头部城市！中国最具投资确定性的地区非大湾区莫属！
大湾区还有哪些城市不限购？什么板块最有暴涨机会？如果你信任黄大大，欢迎扫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大湾区投资宝典」。
如无法添加好友，请搜索微信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永久会员只需99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nanadh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