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对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如何私自截留始皇赐公子扶苏玺书，说服胡亥取代扶苏继承皇位，如何与李斯合谋立胡亥为太子，矫诏逼死扶苏，立太子为二世皇帝，做了详细的记载，后世皆以其为正论，而不存疑。
然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赵正书》记载：“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环（还）至白（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大（太）息，谓左右曰：‘吾忠臣也，其谋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後。’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杀其兄父骨（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该西汉竹简说胡亥是合法即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其一，秦始皇不可能把皇位传给胡亥。知子莫如父，胡亥是秦始皇喜爱的小儿子，胡亥在政治上是否成熟，在朝廷和国家是否有威望，是否有帝王之质，秦始皇最清楚；而公子扶苏的能力、威望、人脉远胜于胡亥，秦始皇也最清楚。秦始皇是在复杂严峻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杰出帝王，在事关国祚的重大关头，不可能不守政治底线，轻易立子胡亥。
《史记》记载秦始皇是谁的儿子，扶苏为人仁义，刚毅而武勇， 信人而奋士，经常劝谏始皇，有政治远见。这是赵高、陈胜都承认的。《李斯列传》中赵高曰：“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陈涉列传》中陈涉曰：“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儒家讲向善，法家讲求真。始皇派到扶苏到上郡监督军队，协助大将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并不是因为父子在某些方面观点不同而对扶苏的贬黜，应该是秦始皇有意磨炼扶苏，使其不断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树立其在军中的威信，为其将来担当大任铺路。试想，秦始皇会任用自己不信任甚至厌恶之人，作为30万军队的监军吗？
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赵正书》记载看，似乎秦始皇很信任身边的大臣，相信这些“忠臣”会竭力辅佐胡亥，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上，极度信奉韩非法术的秦始皇对“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为君之道恪守不移，岂会将幼子和国政托付给所谓的“忠臣”？秦始皇没有非出此下策不可的理由。《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赵武灵王废长立幼，导致王室骨肉相残，赵国从此走向衰落；秦始皇曾与吕不韦、嫪毐两大集团的尖锐斗争……秦始皇独不惧然而惕乎？
如此看来，秦始皇在弥留之际，不立扶苏而立胡亥的可信度很低。
其二，“立子胡亥，为代后”的理由不充分。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不可能昧死顿首请立子胡亥。在秦始皇面前，李斯、冯去疾作为重臣，不可能在继承皇位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不分是非，轻言立子胡亥。再者，立胡亥对李斯、冯去疾有何益处？史记载，李斯与赵高沆瀣一气，立胡亥为太子秦始皇是谁的儿子，矫诏逼死公子扶苏，那是李斯在赵高的游说和挟持下，权衡利弊，做出的政治投机。两者语境不同，李斯、冯去疾的想法也会不同。西汉竹记载，李斯、冯去疾“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的理由是“今道远，而诏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谋”。此理由也过于牵强。立扶苏为太子，名正言顺，人心归附。始皇立扶苏为太子后，再诏令扶苏迅即回咸阳主持丧事，这应该是上策，也比较可信。
其三，《赵政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通篇称秦王而不称秦始皇或秦二世皇帝，显然，作者不以秦国为正统，而视之为战国七雄之一。在中国古代有一种“五行”学说，起源很早，在《尚书》中就有“五行”思想，这种思想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举凡世界上一切现象都可以用这五种物质形态来解释。到了战国时代，“五行”思想中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循环不已的说法，就被一些人加以附会，而运用到人事上，成为“五德终始说”。最早鼓吹“五德”的，是齐人邹衍，他宣扬“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他认为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天下就属于他的了；但这一德到一定时期就衰落，于是五行中另一种德便取而代之，这种“五德终始说”，就是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乃是水德代替火德。汉初，张苍认为秦国祚太短且暴虐无道，不属于正统朝代，汉朝应该接替的是周朝的火德，因此定正朔应为水德。专家指出，《赵正书》不奉秦朝为正统，很可能为六国贵族后裔所作。
《赵正书》，无论是六国后裔还是汉御用文人所作，都有抹黑秦始皇、彰显汉执政合法性的嫌疑。编撰《赵正书》，或许正是出于汉对秦政治批判的需要，或许像贾谊作《过秦论》一样，以史为鉴， 为西汉君王提供劝诫。
其四，司马迁《史记》记载的秦史，与其他史书相比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史记》关于秦始皇病笃，赵高谋逆的记载，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逻辑性。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不乱编故事，《史记》中荦荦大端者比较可信。这是因为：一是父亲司马谈为司马迁积累留存了大量史料。二是司马迁修史，使用确实史料，如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章和石刻等材料。三是司马迁做了大量的实地采风和考证工作。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开始壮游，先到江淮（江苏和安徽北部），又到江西庐山，再到楚国故地、齐鲁地区，最后到河南，采风和实地考察。在朝廷做郎中后，又随汉武帝踏遍陕西、甘肃、巴蜀、西垂和西南，为写《史记》增添了详实素材。更为重要的是，后世史家认为，司马迁《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或曰“迁文直而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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