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脚和梯子（油画及铅笔画）
埃尔玛·佩因特纳[奥地利]
年轻时读新文学作家的尺牍，知道他们对学生和年轻朋友称兄。受他们的影响，待到自己在大学里做了教师，也开始“称兄道弟”起来。
鲁迅与学生称兄也遇到过障碍。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请教人生问题，自称“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另有几句附言，有意提示自己是个女生：“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老师收信当天即回复，称对方为“广平兄”。许广平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称谓，诚惶诚恐，有些哭笑不得。3月15日回信，上款写“鲁迅先生吾师左右”，称谓后还加了敬词，很正式，而第一封信上款是直书“鲁迅先生”的。她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当我拆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绝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一连三问，嗔怪之意显然。
几天后，鲁迅再回信，依旧称“广平兄”。不过作了说明：“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面对如此倔的老师，也只好听之任之。一直到正式同居后的1929年，鲁迅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改用昵称。
鲁迅解释了自己对“兄”字的用法，然而说“自己制定”恐怕未必。其实，这种称谓在新文化人士的尺牍中较为普遍，如周作人、胡适等致学生的信札。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周作人书信》。书中包括书牍文和尺牍两类，前者是书信体的散文，后者为平常所说的用于交际的书信，原是作者不拟发表的。尺牍部分收录作者写给他三个著名弟子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的书信。其中有致俞平伯的信三十五封，大多数称呼“平伯兄”。1933年2月24日信则称“白萍道人”，“白萍”是俞氏的一个号。致废名信十七封，多称兄，有两封称“常出屋斋主人”“常出屋斋居士”，“常出屋斋”为废名在西山居所之名。致沈启无信二十五封，无一称呼收信人的本名，多用别名、别号、笔名，如南无、画廊、奇无、茗缘、茶衲等。与此对应，致信人也不用自己的本名，而是用别号、别名等：尊、饘敬、茶庵、难明白、案山、案、山尊、粥尊、樽、淳于、苦茶子、苦茶、知堂、知等。从中，收信人会感受到一种亲切、诙谐的气氛。如果没有深交，用这么多名号是很奇怪的。有些名字外人可能不甚了了，而双方是心领神会的，看后不禁莞尔。
上面所述是与学生辈朋友间的书信往来，周氏与钱玄同、刘半农等老朋友之间的称谓更带有戏谑的成分。他与钱玄同、刘半农有深交，彼此往来尺牍中的称谓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多有隐语、新典故、文字游戏等。
称学生为“兄”，并非周氏兄弟等新文化人士始创，其来有自。周氏兄弟的老师章太炎就用过。下面是章太炎致二人的一封短札——
豫哉、启明兄鉴：
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准于十六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
即颂
撰祉。
麟顿首十四
据考，此信写于1909年5月3日，系现存唯一一封章太炎致周氏兄弟的信。内容是拉他们一起从印度梵师学习梵语。此信把周作人的号“启孟”写作“启明”，以后周氏便把“启明”作为了自己的“字”。
周氏兄弟是章太炎的弟子，1908至1909年间大约有一年多，他们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个老师不拘小节，亲切可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道：“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哈喇菩萨。”从这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到东京民报社听讲的学生还有钱玄同。1906年9月，钱玄同到日本留学，与出狱后前往东京的章太炎相识。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收录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书信五十九封。1906年至1907年间书信开头称“钱君”，双方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称姓而不是名字。在1908年的一封中，上款为“德潜吾兄左右”，“德潜”是钱玄同的字。从1910年4月到1911年9月，称“季足下”，钱氏别号中季，又称季。同时，至少有十一封信落款为“商宾白”。“商”意为商讨，“宾”为宾客，章太炎在与晚辈学人切磋学问时尊对方为主人。所以，署名“商宾”是自谦，反映出太炎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1936年5月有二信称“玄同仁弟足下”，在1934年9月致黄侃的一封信中，称“季刚仁弟足下”。“季刚”是这个章门大弟子的字。
我有些好奇，章太炎的业师俞樾是怎样称呼这个弟子的？查阅《春在堂全书》的尺牍卷，未见与章太炎书，而且其中的尺牍是省略了上下款的。在新近印行的《俞樾函札辑证》和《俞樾书信集》中也未得见。不过看到了俞氏致其他弟子鲍晟、丁立诚、冯崧生、毛子云等的尺牍，其中多称收信人为“仁弟”，下款自称“兄”“愚兄”“世愚兄”等。章太炎给钱玄同、黄侃信中遵照老例，或许可以说更显亲近感，可视为对其师徒关系的高度认可。毕竟，与黄、钱相比，周氏兄弟只能算是章门的外围弟子。
其实，老师与学生“称兄道弟”古已有之。老师称学生贤弟、仁弟、贤契，自称为兄、愚兄，代表了传统师生关系中亲切、友好的一面。“兄”字的“兄长”义引申为“朋友”义，把学生和其他晚辈提升到与师者平等的朋友的地位。晚清以后，师生间通信的称谓更简单，少了繁文缛节，用词则无大变，不过词语后面的思想观念却迥乎不同。现代的师生关系是现代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师生关系的私人性大大淡化。同时，“五四”已降的教师接受了现代性的“人”的观念，不再重视师道尊严，普遍有了民主、平等的意识。
我与老一辈学者交往最多的，除了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就要数舒芜了。近二十年间，前十年邮寄书信，后十年发电子邮件，他总是称“兄”的。虽然他长我四十多岁，我也不以为意，只要记住回信不要称兄就可以了。1990年，我在一篇论文中评述他的研究成果，后以“同乡后学”的名义给他写信，并附上拙作的复印件。他很快回信，上款称“开发兄”。他说注意到我是安徽人，本来想联系，但又怕我把他说得太好了，有所顾忌。还说了鼓励的话：你那么年轻，写了那么好的文章。最后邀便中去他家一谈。读罢这封亲切、热情的信，我颇受感动，没过几天就骑车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拜访。
在现今的学界、文艺界，对晚辈称兄较为流行。我手头上有一本李辉编《黄裳致李辉信札》，收录黄裳于1988年至2011年间致编者的书信。1988、1989年最早的六封信均称“同志”，1991年信一封称“兄”，1995年信一封称“先生”。1996年以后，双方熟稔，成为朋友，则一律称“兄”。
就我个人而言，对在校学生叫某某同学，或直呼其名。对男研究生偶尔称兄，对女研究生偶尔称君。学生毕业后，则一般称“兄”或“君”，与对待其他朋友相同。称姓氏后的名字，常比称兄称君更亲切。比如胡适致受业弟子顾颉刚的信，大多数时候称“颉刚”，偶尔才称“颉刚兄”，表现出他为人亲和的一面。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称女性为兄还会让人觉得唐突。只是对极少数女同窗，我才有时以兄称之。有些同龄人不是很熟悉，称先生有些生分，叫兄又嫌过近，也以君称之。曾有分到我名下刚入学的硕士生来信，我回信的上款用了“兄”字，他很诧异，来信表示难以接受。我告诉他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中人的一种惯例，他好像也就释然了。还有位本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好几个春节都发来短信拜年，有一次我回拜称兄。他颇为不解，我同样加以解释。他回复云：谢谢，没想到发短信拜个年，还受了教育。我一下子想到一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以后也就没再收到他的短信了。
我习惯于对学生称兄称君，喜欢“兄”“君”等称谓所传达出的亲切、友好和平等的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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