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名句，让汉灵帝“成了名”。
连环画《黄巾起义》中的汉灵帝和宦官们
汉灵帝时名将盖勋说：“吾数见上（指汉灵帝），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嬖幸（指宦官），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功遂身退，岂不快乎？”但盖勋并未成功，汉灵帝还是更信宦官。
汉灵帝曾登宫中高台远眺，宦官们怕皇帝发现他们的奢华私宅，便借谶纬书《春秋潜潭巴》中有“天子勿高台榭”，吓唬说：“皇帝喜登高，则天下百姓虚散。”汉灵帝从此不再登高。
《后汉书》记此，是为证明汉灵帝“亲小人”，但清代学者王夫之指出：汉灵帝忌登高，足证心中有百姓。汉灵帝在位22年（一说21年），大赦天下20次，格外频繁。
其实，汉灵帝作为不少：开侍中寺，设鸿都门学，严“三互法”，改刺史为新置牧，仅用9个月便平定黄巾起义……只是这些举措反而加速了东汉灭亡，且天不假年，仅活了32岁（一说33岁）。
假如汉灵帝像他的二儿子汉献帝（寿53岁）那么长寿，东汉能否免于崩溃？其实，汉灵帝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与他短寿，可能出自同一原因——误信《太平经》。
汉灵帝接了个“烂摊子”
公元168年，36岁的汉桓帝刘志驾崩，无后，外戚窦氏从旁支中选12岁的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刘宏虽出自汉章帝一脉，但到他祖父时，已递降为亭侯。汉制“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属低级爵位。窦氏选他，因他威信不高、少不更事，只能任窦氏专权。
汉灵帝登基仅9个月，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便矛盾激化，宦官曹节、王甫矫诏诛杀窦武、陈蕃。第二年，宦官集团发动第二次“党锢之祸”，外戚集团死难者百余人，重罪者六七百人。汉灵帝完全站在宦官集团一边，5年后仍下诏，命各州郡彻查，凡党人门生、亲戚，一律免官，予以监禁。
汉灵帝拉偏手，因东汉政局已摇摇欲坠。
据学者李晓苏统计，东汉中期以后，战乱频繁。汉顺帝在位19年，异族入侵23次，农民起义9次；汉冲帝、汉质帝在位不到2年，异族入侵2次，农民起义5次；汉桓帝在位21年，异族入侵29次，农民起义16次。
西汉边患主要来自北方匈奴，到东汉中期以后，东北有鲜卑，北部、西部有诸羌，西南有蛮族。频繁兴兵，中央财政已难支撑。
从汉顺帝到汉桓帝，41年间，史料记录水灾11次，蝗灾6次，旱灾6次，地震山崩29次，大疫3次。到汉桓帝时，已有“三空之厄”，即：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汉灵帝必须立刻有所作为。可一到具体操作层面，汉灵帝便觉力不从心，因为整个官僚体系出了大问题。
汉人仕进有三途
据学者韩复智研究，汉人仕进有三途，即乡举里选、辟召和任子。
乡举里选，就是举孝廉和茂才。茂才由州刺史以上官员察举，名额少，任用重。孝廉由郡太守察举，20万人口以上郡国每年荐1人，20万人口以下两年荐1人，东汉约110个郡国，每年中选仅几十人。当上孝廉后，先任郎（即候补官），不授实职。通过皇帝主持的考试后，再由三公或尚书任官，以尚书为多。
辟召，指公府州郡衙门中有诸“曹”（相当于今天的科），可自招科长、科员。汉代两千石以上高官可开府办公，自行辟召。辟召者职位不高，职掌却重，易因功提拔，“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
任子，即恩荫，两千石以上高官干满3年，可任一子为郎。
这三种途径都有严重的制度缺陷。
东汉中期后，地方豪门崛起，渐至垄断了“举孝廉”之权。至于辟召，则为高官安插门生、故吏提供方便，为保证退休后的利益，高官多辟召少年。任子亦强化了高官的家族利益。
晋人葛洪说：“汉之末年，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
整个两汉，文法吏与儒生本是相互对抗的群体，东汉中期开始，文法吏与儒生渐合流，变成士大夫阶层。以张安世家族为例，张安世的父亲张汤是酷吏，受汉武帝重用，其子张安世官至侯，“富于大将军（霍）光”。此后张延寿、张勃、张临都是文法吏。王莽篡位后，张家后人张放被儒生集团打压。可到东汉时，张纯、张奋突然转为儒生。
汉灵帝要建自己的团队
为对抗板结、儒化的官僚体系，汉灵帝只能依靠宦官集团。熹平六年（177年），成立了侍中寺（即后来的门下省）。侍中本是服侍皇帝的宦官，在东汉，主要工作是给皇帝讲经、校经，编制仅8人。汉灵帝令侍中们参与政事，监督尚书。
尚书本属内廷，负责文书，汉武帝改由宦官担任，以牵制外朝。汉成帝时，改用士人，是连接君主与外朝的枢纽。汉灵帝则用侍中寺监督尚书，再用尚书去收三公之权。
此外，汉灵帝加强了“三互法”，即官员回避制度，不仅不能在本乡任官，在妻子家乡任官，则妻族不得在该官家乡任官。东汉共13州，甲州人在乙州任官，乙州人不得同时在甲州任官。“三互法”造成一些州的长官长期空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道：“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有了监控，还需自己的团队，可儒生与文法吏合流后，经学教育已被豪门垄断，再靠经学选拔人才，难破私党窠臼。
于是，汉灵帝把目光投向《太平经》。
《太平经》成于西汉晚期汉成帝时，作者是齐人甘忠可，自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赤精子即汉高祖刘邦。甘忠可的意思是，刘邦派他来传达天意，汉家延续江山，须用新人当皇帝。
甘忠可因“妖言惑众”被下狱，死在狱中。汉哀帝时，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再献《太平经》，劝无嗣的汉哀帝改年号。汉哀帝听从，一个月后，又以“不应验”为名，杀了夏贺良。
开办鸿都门学
东汉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再献《太平经》，汉顺帝未予理睬。汉桓帝时，襄楷又献《太平经》，并两次上奏推荐，亦未受重视。
一本屡遭拒绝的书，汉灵帝为何要捡起来？因为它在民间有影响力。据学者徐波研究，发现《太平经》不仅是道教典籍，还融入儒家思想。
一方面，对当时社会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反对图谶、祭祀等迷信，明确提出“吃饭、婚姻、穿衣”是社会三大根本问题，认为“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
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即财务共有、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和谐相处。黄巾军、太平道信奉《太平经》，均未称王称帝，黄巾发难时，“不将尺兵”（不拿长兵器），因为《太平经》倡“和平”，要求“断金兵”。
汉灵帝很可能看重了《太平经》中的承负思想，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地睹人有道德为善，则大喜；见人为恶，则大怒忿忿”。凡人犯罪，只需守一、斋戒、祭祀、行善、敬奉《太平经》等，天帝使者、神师、道人就会帮他解除承负。
把社会问题说成是个人问题，让百姓自行解决，这契合了汉灵帝的需要，所以汉灵帝让朝廷百官都来学习《太平经》，民间也兴起了“《太平经》热”。
光和元年（178年），汉灵帝开鸿都门学。以往太学只教谶纬术和儒家经典，鸿都门学则教尺牍、小说、辞赋、书法、音乐等。汉灵帝擅音乐、书法，但开鸿都门学，是想绕过经学选拔系统，打造一支全新的官僚团队，该团队以《太平经》为核心思想，有才艺，是扭转颓势的重要力量。
将公卿明码标价
鸿都门生大多出身寒门，除了依附汉灵帝，别无选择。汉灵帝将他们安插到州郡、三公府中辟召，“或出刺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这引起士大夫群体不满，斥为“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
鸿都门学直启“建安风骨”。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擅诗，或出自鸿都门学。东汉末年局面糜烂，汉灵帝却在慢悠悠地养团队，未免离题万里。从结果看，《太平经》未能统一认识，反而加剧了各阶层冲突。
汉灵帝继位的前12年，共发生10多次地震、大疫、蝗灾等，汉灵帝只好“开西邸卖官”。此前汉帝也卖官，但只卖虚爵卑职，汉灵帝却将公卿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曹操的父亲曹嵩当上太尉，就是花一亿钱买的。汉灵帝少年家贫，登上帝位后，聚敛无度，他的母亲董太后亦不遑多让。
据《后汉书》载：“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连宦官吕强都觉得难以理解，上书说：“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
私德不臧之外，在公事上，汉灵帝又先后两次出现重大决策失误：
首先，放弃凉州，边患从此不可收拾。
其次，为平定黄巾之乱，改刺史为新置牧。刺史位卑权重，难组织有效兵力，不得不在一些州恢复了州牧制度，以统管全局，相当于国中之国。为防尾大不掉，多用皇族任州牧，但这些皇族后来却成割据主力。
短寿或因《太平经》
189年5月，汉灵帝猝死。黄巾之乱时，汉灵帝亲自阅兵，自号“无上将军”，应不算羸弱，短寿可能与《太平经》有关。
《太平经》也是医书，记录了许多道教养生法，比如“一食为适，再食为增，三食为下，四食为肠胀，五食饥大起，六食大凶恶，百疾从此而生”，主张少食、禁酒，保持身心清净。但也收入“兴国广嗣术”和“合阴阳法”，作者将多生孩子视为造福国家、弘扬上天好生之德，即“阴阳者，传天地统，使无穷极也”，称生育是养本性、法天地的根本。
《太平经》特别提出，要让臣民担起神圣的生育义务，国君必须做好表率。
学者朱越利提出，这种天人感应式的巫术在汉代早有流行。更始元年（23年），王莽见大势已去，采取的应急措施竟然是立皇后，率120名妃嫔与皇后成“同牢之礼”（古代结婚仪式中，新郎、新娘同吃一份肉食，表示开始共同生活），成礼时妃嫔皆执弓衣（即放弓的袋子，求男子吉祥之意）。此后，“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想靠荒淫的巫术感应天地、平息乱兵。
《太平经》中也有不少类似的糟粕。汉灵帝生前贬抑士大夫集团，而他们恰恰是书写历史的人，在笔记小说中，不乏过甚记载，不可尽信。但沉溺后宫，可能引起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如血压升高、免疫力下降，都可能使汉灵帝早夭。
汉灵帝一死，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失去约束，再度爆发冲突，东汉灭亡的命运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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