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高江湖之远_庙堂指什么_庙堂

唐佚名《宫乐图》。

受访单位供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孙正好

你相信吗,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全社会流行“以茶代酒”!

或许你仍有疑问,唐代大诗人李白不就堪称“酒中仙”吗?其实在中晚唐时期,随着茶政的实施,《茶经》的风靡,饮茶成为“盛世之清尚”,当时全社会尤其在唐宫宴会中,宾客们确实会“以茶代酒”。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兴于唐朝。唐朝奠定了茶为国饮的基石。唐朝人如何喝茶,又有哪些茶宴茶风?这一切,得从一个封闭了一千多年的神秘地宫讲起。

器具之盛:封埋千年的唐宫“顶奢”

1987年4月3日,位于陕西宝鸡扶风县的唐朝皇家寺院法门寺,沐浴在万里晴空之下。几名考古人员因重建需要,正在清理寺中400年前明代真身宝塔(即法门寺塔)的塔基。

“从塔基中心扒开扰土后,露出了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盖子的西北角开裂,成三块碎石。”法门寺博物馆首任馆长、地宫发现亲历者之一的韩金科回忆道。“当时临近中午,太阳光刚好直射下来,我们把碎石移开,往下一看,不得了,全是金银器,一摞压一摞,金碧辉煌,深不见底。”

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大唐帝国,就这样不经意间,再次映入世人眼帘。

公元873年,唐懿宗从法门寺地宫中请出佛骨,迎到长安供奉。仪式还未结束,这位唐朝第17位皇帝突然病重离世,年仅12岁的唐僖宗继位,登基后首件大事就是归送佛骨。公元874年,佛骨归位,数千件皇室奇珍异宝安放地宫以作供养,随后法门寺地宫正式封闭。

唐末战乱、京畿地带逐步转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法门寺地宫就此结束了30年一开启的轮回命运,进入了“不知何时才苏醒”的沉睡期,直到1113年后,它才石破天惊般地“睁开了眼睛”。

4枚佛指舍利、121件(组)金银器、700多件丝(金)织物,400多件珠玉宝器及艺术品,10000余枚铜钱币……“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的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被誉为继秦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地宫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唐宫系列茶具,也让大唐皇宫茶宴,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千年以后的历史舞台。

地宫物帐碑记载,出土茶具由唐懿宗、唐僖宗供奉,包含储盐器、焙茶器、碾罗器、筛茶器、煮茶器、饮茶器等。这些茶具构思精妙,色彩玄秘,质地高贵,以金银为主,还有当时比金银还贵重的琉璃、秘色瓷。

以秘色瓷为例,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中,用“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之,这也是明确记录秘色瓷的最早文献。茶圣陆羽更认为,唐代瓷业体系中,越窑青瓷当为瓷中之冠,而秘色瓷,乃为青瓷之绝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黄釉秘色瓷碗和5件青釉秘色瓷碗,系专为皇帝制作的饮茶器具,为宫廷御用极品,轻旋如薄冰,远观如明月染春水。“秘色瓷之‘秘’,与釉色、产地无关,更多关乎等级,即皇家机密,民间不得仿制,亦不可僭越使用。”法门寺博物馆馆长任新来说。

唐佚名《宫乐图》,描绘了一次唐代后宫茶宴的场面,画中贵妇端着的茶碗,规格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碗非常相符。“秘色瓷光洁如月,极为精美,对原料、烧制技艺要求极高。法门寺出土的皇家秘色瓷碗,光影下如盛一碗清水,远非一般越窑薄釉青瓷可比,应是专门烧造。”任新来说。

刘禹锡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根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地宫出土的唐宫茶具中,金银器包含茶笼、茶碾、茶轴、茶罗、长柄勺等,制作于咸通年间(咸通为懿宗年号),并刻有“文思院造”字样。文思院,是皇宫金银器加工作坊。

这些茶具是谁在用呢?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等多个茶具上刻写的“五哥”字样,揭开了使用者身份之谜。

“五哥”乃唐僖宗继位前的昵称,因排行老五,称之“五哥”。根据刻文推断,“五哥”李儇在8岁时,已有了专属的金银茶具,可见在大唐皇室,喝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从娃娃就开始抓起了。

此外,唐宫茶具中,还有进口“奢侈品”——如冰似玉的琉璃器。

“法门寺出土了20件琉璃器,其中琉璃茶盏茶托,是明显的中国造型,但成分是典型的波斯萨珊玻璃和伊斯兰玻璃,推断是阿拉伯商人根据中国的需求专门设计的,通过丝绸之路再传入我国。”任新来说,“这是大唐王朝与其他国家文明互鉴的成果。”

美其仪,毕其器。器具之盛,描绘出一幅尽显皇家风范,极尽人间富贵的唐宫茶宴图。

庙堂之上:极尽富贵的“国之大宴”

上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矣。”

上文选自《梅妃传》所载唐玄宗与梅妃在宫中的茶宴趣事。不过,此时大唐王朝正值最鼎盛的时期,四海调和,九州繁华,帝国流行的盛世佳酿,并非茶,而是酒。

“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是沾着美酒,崇尚痛饮狂歌的。酒风炽盛的长安城,酒肆林立,半城酒仙,大诗人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法门寺博物馆第二任馆长、研究员姜捷说,“此时,酒在整个帝国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茶更多是私人雅饮。玄宗与梅妃斗茶,诸王围观,推断只是家宴,有点不足为外人道的色彩。”

玄宗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盛极而衰。动乱被平息后,曾经浓烈醇香的长安酒家们还未缓过劲,就面临着新一轮的命运转折——因为战乱导致粮食奇缺,饥馑不断,王朝统治者认为酒是奢靡之物,在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至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陆续发布禁酒令,随后的榷酒政策(专卖)进一步产生叠加效应,致使酒价走高;此后的德宗、文宗又相继推出茶税、茶马互市、榷茶法(茶叶专卖)等一系列茶政、茶法,客观上导致全社会逐渐“以茶代酒”。

“历代以来,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祭祀都是用酒,但安史之乱后,皇室逐步以茶祭祀,这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姜捷说,“此外,茶清静雅和的气质受到文人推崇,解困解乏的功效也博得了民间喜爱,多种因素驱动下,从中唐到晚唐,茶文化逐步由兴到盛,直至无异米盐,造就‘比屋之饮’,饮茶‘难舍须臾’。”

此时的大唐皇宫内,茶宴已由私饮逐步演变成“国之大宴”。这其中最为隆重的,是一年一度的大唐宫廷清明茶宴。

“清明茶宴概源自长安清明三月三踏青扫墓的古俗,一方面为祭奠先贤,抚慰英烈后代,另一方面也可礼遇群臣,渲染太平气象。”姜捷说。既为茶宴,当仁不让的主角,便是特贡而来的明前茶。中晚唐皇宫茶宴的明前茶,又名急程茶。

中唐以后,朝廷不满足于由各地“土贡”的被动贡茶方式,于大历至贞元年间,在浙江湖州顾渚山,设立了集管理、种采、焙制于一体的皇家贡茶院。后来名闻天下的书法大家颜真卿,就曾在担任湖州刺史期间,到贡茶院监制贡茶。

“贡茶院的设立,既满足了皇家追求茶中极品的口腹之欲,也避免了民贡不赶趟的问题,可集中一切力量确保皇室成员喝到最新鲜的明前茶。”姜捷说。

唐宫茶宴的明前茶,正是千里“快递”而来。茶宴前夕,贡茶院便组织千余工匠、数万茶农,星夜赶制,此后,通过专门的运输组织“驿传”,换马不换人,赶在茶宴前一天到达都城长安,故称“急程茶”。晚唐诗人李郢诗“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所云正是此景。

湖州紫笋、常州阳羡、巴蜀蒙顶……极品贡茶齐聚,宴会在茶香袅袅、“珠翠歌钟俱绕身”中渐入佳境。

根据出土的皇家茶具考证,中晚唐时期,唐宫茶宴流行煎茶法,所谓“莺歌蝶舞韶光长,红炉煮茗松花香”。具体步骤是,先将茶饼从精美考究的包装盒中取出,置于银笼中烘烤,冷却后敲碎,放在茶碾中反复碾磨、罗筛成“细米”状。

煮茶环节中,釜中水烧至出现“鱼目”般气泡时,即为一沸,加适量盐调味;二沸时,舀出一瓢水贮放,再用竹筴从沸水漩涡中边搅边投入碾好的茶末;烧水至三沸时,加进二沸时舀出的水暂时止沸,以“育其华”。此后分茶,趁热连饮,因为“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茶一旦冷了,“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

官居长安的诗人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这样描写置身宫廷茶宴,酌茶后的微妙感觉:“……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茶宴的高潮,是皇帝在“荐宗庙”后,将极品贡茶分赐给文武百官、高寿老人、先贤后人等。作为最高礼遇,这也带动了上表申谢之风。唐代最有名的谢茶故事来自武元衡。为谢皇帝赐茶恩泽,武元衡写了一篇《谢赐新火及新茶表》后,见皇帝没有反应,身为高官的他忐忑不安,找刘禹锡代写再呈;后仍不踏实,又去拜托柳宗元,可谓一谢再谢。

一骑红尘:茶宴背后的民生苦楚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位于江苏无锡的惠山泉,能被苏轼等历代文人公认为“人间第二泉”,得益于茶圣陆羽。

陆羽在《茶经》中认为烹茶择水以“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他在亲自考察天下诸水后,将庐山康王谷水廉水列为天下之冠,名列第二的,便是无锡惠山寺泉水。此水以“甘味”著称,被许多文人雅士称为人间灵液。

名贯天下的泉水,自然引起了唐王朝达官贵人们的垂涎。史料记载,武宗时位居相位的李德裕,性嗜茶,所求“茶必精,水必名”,不惜劳民伤财,命人以坛装水,密封后从千里之外的无锡,一路快递至京师。晚唐诗人皮日休作诗讥讽之:“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庙堂之上的唐宫茶宴背后,同样如此,正所谓一口富贵汤,满杯苍生苦。

有唐一代,茶贡逐渐制度化,并日益严苛,不仅要定额纳贡,还要定点定时,违期都要科罪。为此,每逢采茶季,皇权重压之下,茶农和督办的官员们,都不敢有一丝懈怠,正如卢仝诗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作为朝廷命官,诗人袁高亲自在顾渚参与茶事,他用目击者的视角、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写下了《茶山诗》。“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说明当时茶役之苦,农事被停,全家都在服役;“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写采茶之累,致手和脚像鱼鳞一般开裂;“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没日没夜地干,人瘦得像骷髅一般……

袁高被史书赞誉“天下仰其直”,其《茶山诗》痛陈茶贡之弊,揭露了茶宴背后的民生之艰。

另一位诗人李郢直抒胸臆,将批评的笔头对准了皇家清明茶宴,其诗作《茶山贡焙歌》写道,为了确保明前茶准时抵达皇宫,在“春风三月贡茶时”,“官家赤印连帖催”,茶农们“朝饥暮匐”,“喧阗竞纳”。诗人忍不住发问,这些事情如果“谏官不谏”,君主又怎么知道呢?

“所谓的贡茶制度,是保证皇室权贵们喝到最好的茶,往往是通过层层施压强制施行的,很多时候,茶农怨声载道。”茶文化专家韩星海说。

同时,大历、贞元以后,贡茶州府和茶贡数量都增加迅速。最多时候,浙江湖州顾渚贡焙岁造达到18408斤!长庆以后,全国贡茶州府达到了17个。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诗人卢仝在品尝友人赠送的阳羡茶后,发出了时代之问:“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割据的加剧和政治动乱的增多,国库空虚,军费匮乏,而王公贵族仍旧穷奢极欲。为缓解财政不足,唐政府开始实施茶税政策,此后进一步实施榷茶政策,即茶的采摘、焙制、运销完全由国家垄断。没过几年,茶税从刚开始的年税额四十万贯不断增加。苦不堪言的大唐百姓,在“官逼民反”之下,陆续走上抗争之路——当风卷残云般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顺势揭竿而起,加入起义军,成为杀向京师的“黄金甲”。

风从大唐来:远播四方的中国茶

公元805年3月,在浙江产茶盛地天台山,日本学问僧最澄即将乘遣唐船归国。台州刺史陆淳召集了当地名流,与最澄话别,众人以茶代酒,“酌新茗以饯行,劝春风以送远。”回到家乡的最澄,把带回的中国茶种,播种在了京都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

这只是大唐王朝茶文化向海外辐射的一个小片段。

中国是茶树原产地。2016年,陕西汉阳陵出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茶叶,即西汉早年,茶已经出现在皇室宫廷。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战乱频繁,农业经济不稳定,茶叶谈不上商品生产和规模经营,饮茶文化只处于萌芽阶段。

唐太宗年间,24岁的文成公主肩负“和边”重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前往吐蕃,皇室为其准备的嫁妆中,就有茶叶。因饮茶能止渴生津,解油腻、助消化,便很快在吐蕃上层贵族中流行。100多年后的公元743年,唐蕃会盟,建立“茶马互市”,此后,藏区逐渐形成了“可一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的饮茶习俗。

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富庶,茶产业迅速发展。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鼎盛时期超过12万人,这些带着香料、药物、珠宝的异国面孔,通过丝绸之路长途奔袭而来,就是为了换取大唐的茶叶、瓷器,还有丝织品。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兼具世界商贸中心与文化交流中心的帝国首都长安,更是“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官方的商业区东西两市,涵盖了220个商业行当,商铺鳞次栉比,大唐西市尤其繁华,来自大食、波斯的西域胡商们,在这里收集大唐的各种时尚之物,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他们的母国,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中国茶。

向西,唐茶进入突厥、回鹘,再经波斯、阿拉伯各国进入欧洲地区;往东,茶风跟随佛教,除了东渐扶桑外,还到达了朝鲜半岛;往南,饮茶时尚也飘到了东南亚地区。史载:“湖南衡山茶……自潇湘达于五岭……交趾之人,亦常食之”,交趾,即如今的越南。

“中唐以后,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茶对海外的传播,更有茶文化的传播。”韩星海说,“《茶经》中的制茶工艺、饮茶艺术、茶德茶风,这在海外尤其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

陆羽跟他钟爱的茶一样,均系“草根”出身——三岁就成孤儿的陆羽,在山林间的寺院中被禅师收养长大。安史之乱爆发后,正在长安的陆羽被迫南迁,顺道一路考察茶事后,在浙江湖州一带落脚。颜真卿在此主盟的湖州茶会及由此形成的“大历茶风”,对陆羽产生重要影响。

此后,陆羽结合十余年的考察经历和实践经验,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后历经26年,完成了《茶经》一书,一经问世后,便风行天下。中国茶文化、中国茶道也因陆羽奠基而正式形成,辐射周边,流布天下。

《茶经》问世二十多年后,最澄和他的同伴空海一起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与最澄所不同的是,晚两年回国的空海,不仅带去了茶种,还把制茶工具和《茶经》带到了日本,并积极推广。

《茶经》中所载的24种茶具,几乎悉数应用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茶经》在后世也被日本奉为圣物,其所提倡的烹茶艺术及“精行俭德”“清静雅和”的茶道思想,都在日本得到传播。以陆羽《茶经》为主要代表的唐代茶道,给予日本茶道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唐朝以后,中国茶传入印度、肯尼亚及世界各国,得到了“普世的尊敬”,与咖啡、可可成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日本茶道、韩国茶礼、英国下午茶、俄罗斯茶俗,都是接受中华文明的例证,中国也被誉为“茶的故乡”。

在中国本土,王朝的更替也没有让茶文化停下向前的脚步。“兴于唐,繁于宋”的中国茶文化,通过文学、艺术、宗教等多种方式,深刻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茶亦成国人最富情趣和最具全民性的生活习俗之一,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参考书目:李斌城、韩金科主编《唐代茶史》,韩生、王乐庆主编《法门寺地宫茶具与唐人饮茶艺术》《法门寺博物馆论丛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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