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组部的鞭炮声
1977年12月15日上午，西单商场北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院里，忽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片鞭炮声，招引得行人驻足观望。大家都挺纳闷：今儿是个什么日子，这么喜庆？
其实，这是为欢迎父亲第一天上任，中组部门前出现的从未有过的感人一幕。
当人们还沉浸在欢欣鼓舞中时，父亲已经带着秘书穿过欢迎的人群，径直步入了中组部办公大楼。
人们在评论父亲的历史功过时，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他在选择改变中国命运的突破口时，首先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然后才着手打破“组织枷锁”的。事实上，这两个“打破”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发端于中央党校，逐步深入开展于中央组织部。
1977年初夏，父亲在家中客厅里与一位同志谈话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竞争呢？
现在看来，当时中央做出这一重要任命，除了与父亲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有关外，还与父亲在这一年里组织撰写发表了数篇重要文章有很大关系。
1977年7月，父亲他将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等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和这三位中青年教员谈了两个下午，详细阐述了他的一些思考。父亲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倾主义猖獗，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谈起，直谈到党要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就必须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将受迫害的同志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工作。
父亲说，这20年来，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趁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粉碎“四人帮”有了好转，但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要抓紧。今后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这就是后来被人广为引用的“四不主义”……
最后，父亲要求这几位同志按他讲的思路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特别指出，文章中一定不要忽略一点，那就是党的十一大也提到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文章的题目嘛，”父亲想了想说，“就叫《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后，这篇理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此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而这篇文章发表，有如茫茫冤海升起的一线曙光，使几千万蒙冤受害者看到了自己政治生命复萌的希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收到的信件装了一麻袋，纷纷表示拥护平反冤假错案。文章发表当天，有的家庭竟然全家人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
然而，组织部门有些人却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理论权威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在说话？
那天晚上，本文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将这些情况向父亲作了反映。父亲朗声笑道：“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12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12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绝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客人们告辞时，父亲用苏东坡的一句话鼓励他们：“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2.“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父亲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指1936年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做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于1967年3月，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此时，61人中仍然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同志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株连。
父亲接到此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的申诉信后，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并决定选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父亲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
父亲看完谈话记录，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然后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父亲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此案关系重大，父亲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父亲坚定地点了点头。
6月25日，邓小平做了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几天之后，华国锋也打电话对父亲说：“‘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7月，父亲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父亲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61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大量的敌伪档案……每次他们外调回来，父亲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到这年金秋10月，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父亲也终于点头说：“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我看可以给中央起草报告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1978年11月，就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进入收尾阶段时，父亲又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文革”中的另一特大冤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因肺炎死于河南开封。
1978年12月，刘少奇的子女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释放王光美。
1979年1月上旬，王光美从秦城监狱被放出。
1月下旬的一天，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父亲，要求对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谈完话后，父亲说：“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逐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父亲的话，三人都备感温暖和兴奋。
回家后，被关了12年之久的光美阿姨大哭一场。事后刘源对我说：“那天从你家出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振奋。我们非常感激耀邦叔叔，他是最早对我们说这个话的人……”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1980年1月，在邓小平正式宣布“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之后不久，父亲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少奇同志“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这些都为后来给刘少奇平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使建国以来党内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追悼会……
3.解决殃及1亿人的问题
父亲走马上任之初，就看到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国30年来，冤假错案积累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为罕见。
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五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十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面对如此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父亲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认为，“只给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父亲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
6月中旬，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
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作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随后，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在父亲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之后，又集中力量复查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沉冤遗案，其中包括为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复了名誉……
（摘录自胡耀邦女儿满妹的回忆录《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本章原标题为“圈点平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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