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来，雷建一直在苦苦“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具有生命延续力和社会价值，能被政府、社会、青少年、家长认同的‘青少年空间’道路”。
这段话被雷建写在自己的QQ签名上，几个月来一直如此。
雷建是成都市武侯区“青少年空间”负责人。和他一起苦苦探索的，还有成都市、区两级团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团队。
“青少年空间”，是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引进的青少年社会教育项目，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团组织承接政府青少年事务的典型案例。
“青少年空间”项目在香港运营了几十年，具备成熟的运营经验。“青少年空间”被引进内地后面临不同的“水土”，如何“顺利运转并发挥效果？成都团组织开展了颇有价值的探索。
“要让大家知道，给共青团的钱一定物有所值”
“青少年空间”在成都落户，得到了成都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按照成都市的要求，4个“青少年空间”所在的区政府要落实项目审批、场地建设、每年数十万元的运营经费等。在武侯区，“青少年空间”项目以政府采购的形式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团区委代表区政府来监管项目实施。
曾有其他部门的人跟团武侯区委工作人员开玩笑：“这是团区委史上第一个‘工程’。”言下之意，团委的工作从来都是小打小闹，还没做过严格按照公开招投标程序来操作的“工程”。区政府拨下来几十万元，怎么用好钱、办好事？团武侯区委书记龚婧颇费了一番心思。
场地装修时，团区委工作人员像自家搞装修一样，亲自参与设计，亲自跑家具市场，亲自买材料，就连装修的时候，团区委也专门派出一个工作人员到现场当监工。龚婧介绍，有一种桌子，既可以拼成一张圆桌，也可以分开当课桌，以方便不同形式的活动。团区委工作人员自己选购普通桌子，找工人加工出来，只花了1000多元钱。如果找公司专门设计订做，至少要上万元。
“这样做是为了节约成本。”龚婧说，“团委从来没接到过这么大金额的项目。如今接了，就要用心做，要让大家知道，给共青团的钱一定物有所值。”
按时开放“是我们代表政府对青少年的承诺”
“青少年空间”项目启动前，成都市政府提出，“青少年空间”要采取政府采购、共青团协调管理、专业团队承接的模式，发展青少年公共公益服务。
据介绍，这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的理念。比如，过去政府办事，既要提供钱，又要提供人事编制，现在政府购买青少年事务不必大包大揽，只需要花钱，而不需要专门养一批人，减少了行政管理成本。
龚婧对此有切身体会。武侯区“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团队是雷建注册的一家公司。公司拿着区政府划拨的资金，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管理运营“青少年空间”，团区委则代表区政府负责监管“青少年空间”的运作。
在龚婧眼里，雷建总有很多奇妙的办法，做起事来既省钱又高效，还能出实效。比如，一套会员积分管理软件，雷建3000多元就做下来了。
对于团区委和雷建的运营团队来说，更大的压力还在运营。双方博弈的过程，可以折射出这个新事物带给各方的挑战。
比如，有时候政府会在“青少年空间”安排一些参观考察。活动多了，运营团队就觉得各级迎检工作太多，带来了负担。
有时候，团区委认为“青少年空间”管理太粗放。有一次，晚上7时，龚婧打电话到“青少年空间”，却无人接听。按照规定，“青少年空间”要开放到晚上9时才能关门。龚婧马上打电话批评雷建：“按时开放不是你对我的承诺，而是我们代表政府对青少年的承诺，怎么能说关门就关门呢？”而雷建觉得委屈，因为那天“青少年空间”一直没有学生来。
站在甲方的角度，团区委还面临着一个大挑战——如何考核作为乙方的运营团队？政府几十万元钱给你了，你怎么来做出成绩？龚婧把政府买项目跟家庭买冰箱做了一个生动的对比：买冰箱只管结果，而不问流水线上的生产过程；但政府购买青少年事务不仅要看效果，还要看过程。因为教育的过程很重要，政府要对运营团队的运营过程进行监管和测评。
在香港，政府已有一套详细的考核标准，厚厚的一本书。但龚婧认为，不能照搬香港的考核体系，因为两地的环境和观念差异太大。于是，武侯区对“青少年空间”团队的考核标准从最初的一页纸开始，慢慢细化，经历了几个版本，到现在考核体系已经订成了一个小册子，而且还在不断补充。考核的标准具体到了“有无青少年参与活动记录”这样的细节。
在双方看来，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磨合的过程。
盈利前景若明若暗
不久前，武侯区“青少年空间”启动了第二轮的团队招标工作，结果只有3家机构报名参加，到了开标前一天，只剩下雷建一家了。
“‘青少年空间’的理念，一般生意人理解不了。至于盈利前景，一般人看来更是渺茫。”龚婧如此分析招标遇冷的原因。“‘青少年空间’面对的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运营团队需要培育，工作方法需要培育，就连服务对象也需要培育。”
雷建从一家著名户外拓展训练机构辞职，专心做“青少年空间”项目。他坚信，不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这都是一个有前景的项目，“只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白茫茫的”。
怎样设计活动项目，增加对社区青少年的吸引力？怎样培育一个专业的运营团队？怎样兼顾运营的公益性和适度盈利，以保持可持续性？雷建为此常常夜不能寐。
比如，雷建希望尝试一些“低偿服务项目”，即对一些成本较高的项目收取适当的基本费用，以维持运营成本。在与团武侯区委签订的协议上，“低偿服务项目”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但加了一条“必须得到团武侯区委的许可”。而团区委对“低偿服务项目”十分谨慎，他们担心“青少年空间”这个公益项目变味走样，变成一个个培训班、特长班。
事实上，双方的这种博弈不是绝对的。雷建不希望空间变味，龚婧也不愿意看到雷建赔本。
“总有一天家长会主动把孩子送到‘青少年空间’”
武侯区“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团队是企业，双流县的“湖夹滩”“青少年空间”则采取社工协会运营的模式。相比而言，双流的模式更接近其母本——香港青年空间。香港青年空间的运营团队全部是专业社工，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基于特区政府雄厚的财力支持，以及香港青协丰富的运作经验，香港青年空间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团双流县委书记游凌壮依靠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社工专业的大学生，组建了双流县青少年社工协会。现在，4名大学生社工承担了“青少年空间”的运营工作。
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游凌壮说，双流处于城乡接合部，当地老百姓认为教育就是督促孩子做作业，考出好成绩。有的家长跑来向工作人员打听有没有奥数班，有的家长反对孩子到“青少年空间”参加活动，认为对考试没有帮助，还悄悄尾随孩子到“青少年空间”，看看孩子究竟来干啥。
但社工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探索出了一些适合当地的工作方法。
一次，一个男孩引起了社工刘玉凤的注意。这个三年级男生的脸蛋、双手都是黑不溜秋的。通过家访，刘玉凤发现，这个男孩行为习惯很不好，既不爱干净，也不爱劳动。于是，刘玉凤有意识地改变男孩的不良习惯。今年元宵节，“青少年空间”举办了“生活小当家”包汤圆大赛。这个小男孩把自己的参赛成果带回家给爸爸品尝。第二天，家长来向社工们表示感谢。尽管儿子送给他的汤圆忘了包馅儿，但孩子现在讲卫生、爱劳动了，是让家长最高兴的。
游凌壮注意到，在当地，这种教育方式逐渐受到了家长的欢迎。他相信，总有一天家长会主动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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