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主导的阶段已经到来,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城市化接替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未来经济增长以城市为核心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从长期历史看来,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化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总人口是联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呈现三位一体的态势。未来经济增长一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大城市经济密度高、经济产出高的区域,都聚焦在几个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国家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占比,较之发达国家低很多。通过对比1960和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城市总人口占比,以100万来区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这说明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的人口在向大城市聚集,这在欧洲、美国也体现得很清楚。

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的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

中国现在向大城市聚集的程度还较低

现代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人口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聚集的。中国现在聚集的程度还较低,远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样本的水平,说明中国的聚集空间还很大。以日本为例,这两年总人口已经下降,但唯一人口增长的地方就是东京。从大城市率看,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缘于历史的、财政的原因。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从城市经济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在2亿~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和国际大都市比,目前远低于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纽约等国际都市,上升空间也非常大。中国城市聚集的空间,在给定的面积上产生更多的产出以及支撑更多人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从中国主要省份人口聚集来看,从2005至2015年,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清楚,基本情况是各省总人口基本不变、略有增长,个别地方有所下降,但重点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这是中国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证据。大城市是资源集聚的区域,人们会向此聚集,集聚还远远没有结束。

改革进程中“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工业化,2000年以后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其间工业技术的进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从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比率是很高的,说明工业化远超过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率的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出现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此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对比城市的规模和其对应的GDP,可以看出,2004至2012年,中国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比小城市增长更快。对比城市人口与GDP的变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规律。

工业化阶段,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小城市获得增长的成本高很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支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从人口角度看,趋势更加明显,以前人口增速是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2013年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万亿元以上GDP规模的特大城市出现人口暴涨。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在2013年以后显得特别清楚。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一二三线城市房价一起涨,而2013年以后是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二线城市小涨,三线城市几乎不涨。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在任何城市都会产生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大多数小城市似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已经开始,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适用于动态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理论是说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高,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往工业部门转移,看起来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这个理论在静态意义上是对的,但在动态意义上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

实际上,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比农业部门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不断提高,并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

所以,并不是本来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是技术进步让本来并不剩余的劳动力变得剩余,背后的关键还是技术进步。城市怎么进步,怎么带动农村,怎么更多吸附农村的人口,然后产业不断变化,这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和以前的静态人口结构的关系并不大。一些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的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存在,而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会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总量,相当于劳动力还有大幅增长的空间。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静态的刘易斯拐点只是看静态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诊断就常常似是而非,甚至是南辕北辙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2017年财智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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