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李清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李 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幸福感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检验。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市幸福感呈现出典型的俱乐部特征并带有显著的地域差异。幸福感作为一种较为长期稳定的指标，受到前期条件、城市人均储蓄状况、公共服务等变量影响，而城市人均GDP、基础设施、城市特征等硬性指标对幸福感的空间差异几无影响。此外，上述影响因素的区域效应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在推进“幸福城市”建设中，构建一个“倾斜而平坦”的城市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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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今的中国正在逐步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各类社会问题凸显的背景相对应，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我们幸福吗”之类的追问氛围。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却不是容易的事。对此问题的考量需要从各个层面来综合研究，这其中，以“城市”为分析对象是一个重要部分。这首先在于，由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加。根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按照人口比率来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9.68%。并且，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路径和经验规律告诉我们，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将进一步加速城市化进程。这在最直观的角度说明了“城市”这一特殊的经济体（区域）的重要性。其次，在城市经济学理论中，城市既是各种活动的聚集地，更是有着一定内聚力（聚集经济、规模经济）的经济形态。城市的各种条件、活动无疑将对人们的幸福起到更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我们所及的对中国的幸福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以城市为分析单元的研究。本文正是要补充这一空白，为回答有关幸福的问题增添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我们使用的数据主体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2010年开展的针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居民幸福感调查，研究将以各城市为分析对象，以其幸福感得分均值以及计算得到的幸福指数为核心变量。影响因素所需各变量的数据则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应年度。本文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1）中国城市幸福感的空间分布状况；（2）影响城市幸福感及空间差异的因素有哪些；（3）针对这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表现，对应的发展战略该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认清城市幸福感的事实和相应的发展策略，为进一步追求“幸福城市”的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回顾，对幸福感的研究做了简单梳理，并回顾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描述本文使用的数据和方法；第四部分是空间分布特征，从区域划分和空间分布图分别描述；第五部分使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并注意考虑区域效应；最后是在实证研究发现基础上的战略对策。
二、研究回顾
学术研究中“主观幸福感”（ Well-being, SWB）研究的问题广泛，这从, R.的“world of ”的组织架构中就可看出。其中，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幸福感的测量与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测量幸福感最常用的方法是调查问卷中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反驳者会提出人们在自我报告时可能给出不实信息，也可能由于各个人对幸福的衡量标准不同使得不同个体间不可比等观点，而支持的学者们则认为幸福的主观体验性是这种自我报告式测量有效的基础，尽管会有些许偏差，但研究表明这种主观数据能够体现出人们对其生活的满意程度，这是获得主观幸福感的最有效方法（娄伶俐，2009）。
幸福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最基本的起点是收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体幸福正是用人们的“效用”来衡量的，效用越大，幸福程度便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财富或收入水平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量，收入越高，效用便越大，人们就越幸福，这种倾向在经典的经济学研究中最为明显，以致很多国家和地区把GDP这个衡量物质财富的指标当作幸福的目标去努力追求。然而，幸福悖论出现了（，1974）：居民幸福水平并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之后人们就从各个角度来验证、解释这一悖论。有关这一悖论的解释走向了两个方向。一方面，学者们从微观个体幸福的生理基础上来解释收入悖论。认为：（1）财富增长在人们适应之后，初始时带来的幸福感就会逐步下降；（2）人们的幸福感是由个体性情决定的，不同人的幸福感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各自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值上（ & , 1996）。这样，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作用只有很小的份额（布鲁尼，2007），短期的各种条件的冲击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幸福感总会恢复到那个定值上去。另一方面，更多的影响因素被挖掘出来，认为其他因素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幸福程度。除了绝对收入的因素，还有（1）相对收入及收入差距。人们对财富的攀比效应非常影响幸福程度。由此周边人与自身的收入差距是个重要因素，甚至经常会有研究认为幸福与绝对收入无关，相对收入才是有意义的（Luis & ，2007）。（2）过往的历史和预期等，也称为时间性比较，人们的各种指标的变化方向会影响到幸福感（陈惠雄，2008）。（3）健康、亲情、人际关系等隐性因素，这些关乎自身生活的变量也起着很大作用。（4）其他宏观要素，如通货膨胀、失业、政府支出、环境等等（鲁元平、王韬，2010）。总之，影响因素的多样化引入有利于人们深入的认识幸福感。
在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中，人们的重心也放在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这两个问题之上。理论上，田国强、杨立岩（2006）构建了一个规范的模型来解释收入-幸福悖论。他们将影响因素划分为收入、非收入因素和相对效应。此文将“忽视变量”和“攀比理论”加入来构建规范的经济学模型，可以得到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实证研究中主要是探明中国的幸福感事实和验证影响因素两方面工作。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下面几个。罗楚亮（2006, 2009）使用全国的城乡调查数据来考察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影响因素，侧重城乡分割、就业状况、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等的分析，而官皓（2010）对罗楚亮（2006，2009）的结论提出质疑，使用北京大学的CFPS（ Panel ）2008年调查数据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的样本，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地位则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朱建芳、杨晓兰（200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90-2006的幸福感状况，发现 1995 年、2001 年及2006年收入与幸福呈正向关系，而1990年的数据则表明收入与幸福呈负向关系。邢占军（2011）使用公开数据和城市调查数据系统地分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侧重地分析收入因素的影响。其他类似研究的还有使用CHNS（China ）数据的亓寿伟、周少甫（2010），使用浙江省2009年城镇调查数据的吴丽民、陈惠雄（2010）。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较为同质化，且就笔者所及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以城市这一重要对象为分析单元的研究。这是本文要做的基础工作所在：从城市的层面来探索中国幸福感的空间分布状况和影响因素。
三、调查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2010年开展的针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二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应年度。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依照我们的研究目的对应整理，不赘述。这里对幸福感调查进行简要说明。该调查严格遵守正规调查程序，设计问卷后委托某专业调查公司完成调查。该调查采取大样本、多维度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总共涵盖了294个地级以上城市，在样本城市随机抽取城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由抽取到的居民回答问卷问题，调查员做记录。调查结束后，通过对调查问卷甄别，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7757份。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指标组成，将幸福感设定为显示性指标，将构成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收入，居住状况，医疗保健条件等设定为解释性指标。幸福感指标的调查问题为：假如幸福感最高分为100分，您认为可给您2010年的幸福感打多少分？并以此问题对2001、2005、2009三个年度进行了回溯性调查。解释性指标的满意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即选择1-5，满意程度依次由差到好。另外，整体调查问卷还根据解释性指标的数量的不同分为短卷和长卷，其中显示性指标与数量少的解释性指标组合成短卷；与数量多的解释性指标构成长卷。短卷应用在整体259个一般性城市，长卷应用在35个重点城市，二者的接受调查的个体样本数量也有所区别。从个体样本得到以城市为单元的均值数据，294个城市的幸福感数据描述如下：
（一）按区域划分的幸福感
我们将中国大陆城市划分为6个区域，加上台湾地区共7个区域。各区域的幸福感打分的统计特征描述请见表2。可以发现，台湾地区的6个城市的打分均值超过了80，且较为平均，离散程度不大，显然是所有区域中表现最好的。环渤海区域表现不错，人们的幸福感打分均值为79.48，与其他大陆区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只是与台湾的平均化相比，该区域的30个样本城市离散程度稍大。除此之外，其他区域的均值相差不大。从4个年度的变化来看，城市所属区域与幸福感的分布规律呈现一种动态平稳状态。台湾始终领先，西北在除2005年外都是相对最差的，其他区域的基本特征也是保持的。这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东北在2005年取代西北成为幸福感得分最低者。同时，观察各区域的标准差变化可知，多数区域呈逐年收敛趋势（个别区域在中间年份有所波动），只有东南区域的离散程度有所上升。这再次表明我国城市幸福感呈现空间收敛的趋势。
好。由于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较多，因此我们进行了容许度（）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发现，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5，容许度（）均大于0.2，故无需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BP检验结果也较为理想。
通过三种模型的估计结果比照，我们可以发现，SLM模型的估计系数相对于OLS而言，大部分都表现出绝对值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变量的解释能力有一部分是通过其邻居区域的空间滞后变量获得的。对于空间滞后残差，’I统计量为-0.0079，几乎为零，这表明包括在SLM模型中的空间滞后变量项已经排除了空间自相关。同时，通过模型拟合度的比较可以发现，SLM模型要优于其它两种估计方法。因此，在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如果忽视空间相关性直接进行估计和推论，就可能由于不恰当的模型设定得到有偏甚至错误的结论。
从表4中空间滞后模型（SLM）的解释变量系数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2001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幸福感得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连续性，现今的幸福感得分显著地受到历史得分的影响，这说明幸福感得分是较为长期缓慢的指标，历史的影响很深远。在影响城市幸福指数的其它因素中，经济收入变量一直是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却高度显著。这表明人均GDP这一指标在幸福的维度上并不适用，而与个体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储蓄状况才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要求我们将发展的重心从注重GDP指标上转向如何保障人民收入的层面上来。城市特征变量，包括自然资源丰裕度NR（ ）、环境优美度ENV（）、对外开放度（OPEN）和城市等级（LEVEL），均未能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城市的资源禀赋、环境状况、对外开放度以及城市的规模大小、行政等级，在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对城市幸福感几无影响。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空间滞后模型中，这些变量往往充当了中间变量的角色。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变量中，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和城市居民对当地交通状况的满意度“”两项指标均高度显著，且分别呈现弱负相关和较强正相关。这揭示了我国现阶段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却缺乏有效的规划管理，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往往从一开始就并未遵循科学的充分合理利用的原则。总体上，这一类别的发展还处于粗放型模式，结果常常是，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堵。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也是显见的，对于提高城市幸福感程度的目标而言，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切实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既有和新建的基础设施的充分合理使用，较之于大规模地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为行之有效。
（三）影响因素的区域效应
根据既有研究经验来看，不同区域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程度也可能存在很大不同。因此，为了进一步明晰这种空间异质性对不同区域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我们采用高级多变量ESDA方法，对表4中显著变量的条件散点图进行观测。
数据拟合结果显示（如图2，3，4，5），幸福感和四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斜率存在细微的区域差异。图2和图4中各区域的斜率方向大体一致，表明历史幸福感和公共服务对即期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与总体样本的判断基本一致。图3和图5则频繁出现了区域间斜率反向的现象。以各区域收入状况对即期幸福感的影响为例，西部地区的收入增加对即期幸福感的拟合斜率为正，而这一状况在东南沿海则为负相关。同样，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对其投入的增加可以明显改善即期幸福感，而在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则恰恰相反。整体而言，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分区域的拟合结果与总体样本的分析判断存在些许出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区域的观测点数量不平衡，估计斜率相关系数的精度也会有所不同。在大样本条件下，这种局部地区的离群值并不影响我们的前期结论。但是，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区域效应提醒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幸福城市”建设，各级政府应该有不同的定位和思考，并制定出差异化的对策措施。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幸福感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在影响因素的探讨上，我们发现，幸福感作为一种较为长期稳定性的指标，受到历史数据的深远影响，而与收入密切的指标要比人均GDP指标更影响幸福感；城市特征变量在空间滞后模型框架下对幸福感并不发挥作用，而基础设施并非越多越好，人们的幸福感更取决于这种基础设施伴随的管理服务水平带来的满意度。同时，影响因素还存在着区域效应，不同区域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及大小并不相同，这些因素及其区域效益的存在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城市幸福感的空间差异现象。
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应从宏观层次上提出长期战略。这一宏观层次战略的目标是：确保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建设“幸福城市”目标。本文给出的整体战略是构建一个“倾斜而平坦”的城市体系，“倾斜”体现在空间规划与区域城市发展上，“平坦”则体现在基本制度和公共服务上。“倾斜而平坦”的城市战略体现在：
1.空间规划与区域发展倾斜战略。首先是规划适度倾斜的空间结构。城市幸福感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空间聚集形态是倾斜战略的出发点。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系统的全国城乡及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根据历史基础和其他禀赋条件，确立适度倾斜的全国城乡经济社会活动和未来发展的空间结构，引导人口和产业空间合理流动与适度均衡分布，最终形成由众多城市群扛鼎，由多条城市带联动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网络化的空间格局。其次要避免一刀切的幸福标准和措施。幸福感在根本上是个阶段问题，再加上我国城市幸福感的空间不平衡分布，这就要求我们要避免用发达城市的发展模式来替代其他阶段的发展路径，避免对不同区域制定统一标准，也应避免城市间竞赛一些不符自身条件的幸福指标。在目前的阶段，倾斜战略常常意味着不同标准。第三，关注并重点援助边缘区域。在规划和建设城市、城市群的同时，要制定积极有效的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重点援助农村、非城市群、城市群的边缘区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避免马太效应，降低区域倾斜的程度。
2.基本制度与公共服务平坦战略。在标准和规划上的倾斜战略不应影响到基本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一，改革城乡和区域分割的制度和政策。应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口自由有序流动的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同权同价的土地使用与管理制度；撤除行政壁垒，破除城乡分割、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全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充分自由地流动起来。第二，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这种体系不只是大规模投资得到一个粗放的体系，而是要全盘规划、整体服务并行的体系。这包括构建和完善快速、高效、便捷、廉价的全国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系统，还包括积极拓展基础设施上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使得基础设施的利用更合理有效。目标就是使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人口和信息能够迅速、便捷、低廉地自由流动，使尽量多的区域尤其是农村或边缘城镇加入到基础设施网络之中，有机会参与全国和全球的竞争与合作。第三，推进公共服务的全国一体化和均等化。推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更大区域的统筹及其均等化，降低区域倾斜的尺度，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同时避免过度聚集，降低区域倾斜的程度，减少因拥挤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足而导致的“城市病”。
幸福的概念在根本上是主观的，但这背后的基础确是客观的。构成幸福的要件多种多样，历史的影响我们无能为力，但提供一个健全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正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客观基础，也是人们对政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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