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研究成果中，关于作者和成书时间的问题，始终未达成共识。
《水浒传》的版本及其演变，极为复杂。嘉靖以前《水浒传》的演变，其实是一片假设之林。这种假设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之上。从明朝建立（1368）至万历十九年（1591）《百川书志》中出现《水浒传》刻本的著录，中间有223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水浒的故事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没有版本支撑。而《水浒传》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恰恰决定于这一段因资料全无而形成的黑暗时期。
主张明代中期《水浒传》方始成书的学者提出，明代朱有燉的水浒戏（如《豹子和尚自还俗》）里看不出《水浒传》的影响，即迟至宣德八年（1433），朱有燉还没见到《水浒传》。《远山堂剧品》评此剧入“雅品”，并曰：“元人多喜制《水浒传》词，然皆非罗贯中所作。周藩亦戏撰《豹子和尚》一剧，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三昧之妙”自然是溢美之词，“极意摹元”却是实话。《豹子和尚自还俗》所写的还是36个头领，董平的绰号还是“一直撞”，呼延灼的绰号还是“铁鞭”，石秀的绰号还是“拼命二郎”，晁盖的绰号是“铁大王”，居然还在36人的名单之中。李俊作“李海”，病关索扬雄作“赛关索王雄”，摸着天杜迁作“摸着云杜迁”，显然是参考了元初的《宣和遗事》。宣德八年时的水浒故事不可能停留在《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赞》的阶段。《黑旋风仗义疏财》中出现了“晁盖哥哥因打曾头市身亡之后”的宾白，不跟着《宣和遗事》说晁盖死于攻打祝家庄了，为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这是现存元杂剧水浒戏里没有出现的情节，却与《水浒传》一致了。其实，即便是《水浒传》成书以后，戏曲、话本依然可能出现与小说不同的情节设计。李开先（1502—1568）的《宝剑记》（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问世）与《水浒传》里的林冲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又经历了与《水浒传》不同的人生故事。
学界为力求创新的意识所驱动，使“嘉靖说”近年来颇为活跃。这些新的思考很有意义，但平心而论，也没有出现一锤定音的论证。理论的想象，逻辑的推理，永远无法使人死心塌地。但不遇盘根错节，怎见大匠利器？问题的难度使问题更加具有刺激的力量。探索的人们，面对极具挑战性的世纪难题，依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去寻找真相。人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但真相只有一个。那么，我们能否将《水浒传》的成书定在嘉靖一朝的前期或是弘治时期？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从一部巨著的成稿到刻本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对于像施耐庵这样社会地位显然不高的作者来说，刊刻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并非易事。我们看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的《水浒传》征辽以前和征方腊的部分，保存了许多宋元时期的俗话，如“端的”（果然）、“凭地”（如此）、“兀自”（尚且）等等。这就是宋元说话人在语言上留下的痕迹。如果是嘉靖时才来集大成，恐怕不会保留那么多宋元时期的俗语。我们只要把《清平山堂话本》与冯梦龙“三言”中的有关篇目稍作比较，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征辽、征田虎、王庆的部分，这类俗语就几乎消失了。语言是最难造假的。如果我们要说《水浒传》的成书已经到了嘉靖，则这些语言现象就不好解释了。
可是，这么一部出色的巨著，如果说成书于元末明初，居然200多年的时间无人关注，似乎也说不过去。与此同时，所有的出版商和书目又都心甘情愿、异口同声地将《水浒传》的著作权给予了施耐庵、罗贯中。这就使笔者推测：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合作，集水浒故事之大成，《水浒传》得以成书。又经过了200多年的修改、润色，思想艺术有了明显的提高，达到了今日所见的出色的水平，以致迅速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和热捧。此外，万历年间水浒戏的高潮，也有助于证明这一点。这个完全成熟的标志，就是容与堂本的出现。
（本文节选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点项目《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之《慷慨悲壮的江湖传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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