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研究成果中,关于作者和成书时间的问题,始终未达成共识。

《水浒传》的版本及其演变,极为复杂。嘉靖以前《水浒传》的演变,其实是一片假设之林。这种假设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之上。从明朝建立(1368)至万历十九年(1591)《百川书志》中出现《水浒传》刻本的著录,中间有223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水浒的故事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没有版本支撑。而《水浒传》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恰恰决定于这一段因资料全无而形成的黑暗时期。

主张明代中期《水浒传》方始成书的学者提出,明代朱有燉的水浒戏(如《豹子和尚自还俗》)里看不出《水浒传》的影响,即迟至宣德八年(1433),朱有燉还没见到《水浒传》。《远山堂剧品》评此剧入“雅品”,并曰:“元人多喜制《水浒传》词,然皆非罗贯中所作。周藩亦戏撰《豹子和尚》一剧,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三昧之妙”自然是溢美之词,“极意摹元”却是实话。《豹子和尚自还俗》所写的还是36个头领,董平的绰号还是“一直撞”,呼延灼的绰号还是“铁鞭”,石秀的绰号还是“拼命二郎”,晁盖的绰号是“铁大王”,居然还在36人的名单之中。李俊作“李海”,病关索扬雄作“赛关索王雄”,摸着天杜迁作“摸着云杜迁”,显然是参考了元初的《宣和遗事》。宣德八年时的水浒故事不可能停留在《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赞》的阶段。《黑旋风仗义疏财》中出现了“晁盖哥哥因打曾头市身亡之后”的宾白,不跟着《宣和遗事》说晁盖死于攻打祝家庄了,为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这是现存元杂剧水浒戏里没有出现的情节,却与《水浒传》一致了。其实,即便是《水浒传》成书以后,戏曲、话本依然可能出现与小说不同的情节设计。李开先(1502—1568)的《宝剑记》(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问世)与《水浒传》里的林冲故事也有很大的不同。《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又经历了与《水浒传》不同的人生故事。

学界为力求创新的意识所驱动,使“嘉靖说”近年来颇为活跃。这些新的思考很有意义,但平心而论,也没有出现一锤定音的论证。理论的想象,逻辑的推理,永远无法使人死心塌地。但不遇盘根错节,怎见大匠利器?问题的难度使问题更加具有刺激的力量。探索的人们,面对极具挑战性的世纪难题,依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去寻找真相。人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但真相只有一个。那么,我们能否将《水浒传》的成书定在嘉靖一朝的前期或是弘治时期?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从一部巨著的成稿到刻本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对于像施耐庵这样社会地位显然不高的作者来说,刊刻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并非易事。我们看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的《水浒传》征辽以前和征方腊的部分,保存了许多宋元时期的俗话,如“端的”(果然)、“凭地”(如此)、“兀自”(尚且)等等。这就是宋元说话人在语言上留下的痕迹。如果是嘉靖时才来集大成,恐怕不会保留那么多宋元时期的俗语。我们只要把《清平山堂话本》与冯梦龙“三言”中的有关篇目稍作比较,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征辽、征田虎、王庆的部分,这类俗语就几乎消失了。语言是最难造假的。如果我们要说《水浒传》的成书已经到了嘉靖,则这些语言现象就不好解释了。

可是,这么一部出色的巨著,如果说成书于元末明初,居然200多年的时间无人关注,似乎也说不过去。与此同时,所有的出版商和书目又都心甘情愿、异口同声地将《水浒传》的著作权给予了施耐庵、罗贯中。这就使笔者推测: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合作,集水浒故事之大成,《水浒传》得以成书。又经过了200多年的修改、润色,思想艺术有了明显的提高,达到了今日所见的出色的水平,以致迅速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和热捧。此外,万历年间水浒戏的高潮,也有助于证明这一点。这个完全成熟的标志,就是容与堂本的出现。

(本文节选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点项目《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之《慷慨悲壮的江湖传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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