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率领香港创造了“东方好莱坞”的奇迹，他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华人世界，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和标志。 （CFP/图）
邵逸夫一生的丰富和矛盾首先体现在名字上。他曾不止一次解释为希望“安安逸逸度过一生”，但英文名却是意思截然相反的“Run Run Shaw”。
2014年1月7日清晨，这位“跑跑先生”在跑过107年的漫长岁月后终于停了下来。香港无线电视（简称TVB）用一则230个字的声明最先证实了这位“娱乐大王”的离世。
“他以无比的精力和视野，带领无线成为香港最大的电视台和全球中文电视业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之一。”TVB在讣告中这样向它的创始人致敬。
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人们普遍将“东方好莱坞”的奇迹归功于邵逸夫和其代表的一代。他们所创造的港式功夫片、电视剧和娱乐明星深刻影响了华人世界。“有华人处必有邵氏电影”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和标志。
晚年邵逸夫走出喧闹的娱乐工场，为上千所内地学校捐建“逸夫楼”并设立“邵逸夫奖”，实现从实业家到慈善家的转身。“人走了，还有逸夫楼。”内地学子在纪念帖子上写道。
“他捐赠的逸夫楼逸夫剧场，让一代代学子记得他。他用他公司出品的影视作品，美化了这个世界。他一生都不是一个‘逸夫’。”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史航说。
“活成一尊神祇”
许多年里，香港以及全球众多“TVB迷”总会看见这个清瘦的宁波男人出现在无线电视台一年一度的台庆夜里，左右各伴一个如花似玉的新晋港姐。他呵呵地笑着，拍拍刘德华的手，让汪明荃当众亲吻，或被周润发尊称一声“六叔”。直至2011年他才结束这样短暂而华丽的“年度亮相”，而此时他已经104岁。
“在他面前，时间也凝固了，他活成了一尊神祇。”专栏作家黄佟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邵逸夫的一生几乎贯穿了华语电影百年史。在他出生的1907年，经营颜料生意的父亲邵玉轩第一次看到电影并决定投资。那时，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才诞生两年。
在家里，邵逸夫排行老六，原名邵仁楞，自号“逸夫”。多年之后，他这样解释当年埋下的人生预想——“一生安逸”，然而这个愿望却始终在时代的裹挟下背道而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殃及邵氏家族内地事业。剩下邵逸夫与兄长留守新加坡，求存于南洋。1957年，邵逸夫返回香港并于次年成立邵氏兄弟影视公司，此时他已51岁。
在邵氏之前，香港市场是文艺片的天下。邵氏兄弟成立后，《独臂刀》和《大醉侠》等一批影片迅速开拓了新市场，击败了当年《孤岛天堂》、《清宫秘史》等香港早期文艺经典。香港影坛主流逐渐转变为商业片，为日后的香港电影格局奠定雏形并树立早期标准。
邵氏兄弟借鉴了美国西部片、日本武士片和民国时代武侠电影，开启了独具特色的邵氏武侠片。《独臂刀》上映时，正值全港大罢工，仅这一部电影邵氏就狂收票房过百万。
邵逸夫对影片的质量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过于低劣的影片就直接烧掉。“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是当时的宣传语。
此时，邵氏兄弟已称霸整个东南亚的电影市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邵氏就是香港电影王国的代名词。
香港电影人吴思远将当时的邵氏比作香港电影界的“少林寺”。“太多电影人都是在那里学到了基本的拳脚功夫。”随着邵氏走向鼎盛，邵逸夫还聘请了不少韩国日本的导演。“能驾驭这么多导演，必有他的独到之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卓伯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1987年邵氏停止生产前，邵氏一共生产了一千多部电影，聘请的张彻、李翰祥、井上梅次、林黛等都是当时的巨星。
但邵逸夫更喜欢自己“造星”。1965年，邵逸夫转战电视荧屏，创办TVB并筹备艺员培训班。1971年，梁朝伟、周润发、周星驰等明日之星成为了首批学员。
邵逸夫创办的TVB在198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独特而又独立的存在：私人出资，不涉及集团利益，保持政治中立，新闻劲爆，综艺多样，剧集贴近港人生活。
1983年，TVB版《射雕英雄传》被第一次引入内地电视台，一时间翁美玲、黄日华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凡是有电视的人家每晚必人头攒动。正是这套剧集，金庸的名字第一次为内地读者熟悉，TVB自制剧也开始风靡内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邵氏影业片场大门。邵氏影业由盛转衰，与香港本土意识和本土话语权的崛起有关。 （Getty /CFP/图）
守旧的实用主义
邵逸夫的电影事业始于上海时期的“天一公司”，强调忠孝仁义，拒绝欧美化，拍摄了诸如《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等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纵使后来移师香港，选材仍多来自内地。
在当时的邵氏片场，从摄影到导演，有辈分的基本都是上海人，而邵逸夫本人讲的不是上海话就是英文。
邵氏兄弟电影的第一桶金，来自黄梅调电影《天仙配》，1960年代邵氏电影开始转向武侠。1966年张彻的《独臂刀》上映，成为邵氏武侠的开山之作，更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
与当时的长城、凤凰等来自内地的公司一样，家国之情通过邵氏的镜头被放大，在为当时的香港电影赋予更丰富内容的同时，也为日后与“嘉禾”的争夺战埋下伏笔，后者是香港本土电影流派的代表。
嘉禾的创始人邹文怀也是来自邵氏，还是邵逸夫的亲信。1970年，由于意见不合，邹出走创立嘉禾公司。
此时的香港随着经济腾飞，本土意识不断跃升：社会的逐渐开放，电视工业飞速发展，本土粤语节目的增多，人们渴望把握本土话语权。
嘉禾将镜头对准香港，迅速切中了当时香港的社会情绪，此外嘉禾还凭借新引进的“独立制片人”制度迅速崛起为邵氏的头号对手。
邵逸夫错过李小龙，被人们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错过”。1970年代，李小龙拿着剧本找到邵氏要求合作开出高价，邵氏拒绝了。李小龙转投嘉禾，拍出的《唐山大兄》随即帮助后者迅速度过草创时期。
此后，观念与制度守旧的邵氏又接连错过了许冠杰、许冠文、成龙和徐克等人，遭遇危机，影棚一度空落。
“我是一个生意人。”这是邵逸夫一个常用的自我评价。而在同期竞争者看来，这是实用主义最好的解释。但邵逸夫的矛盾性也同样明显：一方面在公司制度上相对守旧，一方面又显示对新形势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邵氏最终开始了本土化转型。面对逐渐流失的观众，邵氏兄弟给出的对策是“风月片”。为此，邵逸夫不惜将已经离开邵氏的李翰祥召回，陆续推出了《爱奴》、《女人面面观》等风月片。
但这仍难挽回邵氏电影的衰落。随着新艺城等公司和大批年轻导演崛起，邵氏盟主地位旁落。
此时，电视机正在逐渐普及，邵逸夫认为另一个时代来了。1987 年，邵逸夫彻底关掉邵氏，将重点放在于1965年创立的TVB上——这是一个以陪着香港家庭欢度周末为卖点的彻彻底底本土化的电视企业。
“TVB和我们的生活是互相融合的。”前TVB新闻部记者吕秉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电视剧里面的对白会变成我们的口头禅，张国荣上节目穿的衣服年轻人想要，TVB介绍的美食大家都会买。”
1990年代末，邵逸夫的港剧，从香港潮到了内地。“感情的事情不能够勉强”、“做人嘛，最要紧就是开心”等港剧对白被内地年轻人挂在嘴边，传达着对于全新的话语体系的好奇和对开放生活的向往。
“跑”不动了
结束了与嘉禾角力后，亚视取代后者成为邵逸夫最大的挑战者。邵逸夫的无线与亚视争霸40年，并于林伯欣执掌亚视期间达到顶峰。两台恶战的同时，也促使香港成为亚洲最繁荣的电视市场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亚视以《武侠帝女花》、《大侠霍元甲》和《包青天》等大制作，先后8次向无线发起冲击。但1999年却有些不同，这一年，《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在对手“亚洲台”播出后备受追捧，邵逸夫明显感到另一个潜在对手——内地影视业。
回归后，内地经济持续发展，香港经济却麻烦不断。内地观众狂热追港剧的时代正在淡去，“港式生活”已经和丝袜奶茶与菠萝油一样失去了新鲜感。过去“万人空巷看神雕”的情况已很难被复制——就连不同版本“神雕”中的演员们也陆续离开了TVB——古天乐进军内地成为“男神”，黄日华隐居香港，接近半退休状态，而新晋小生也越发青黄不接。
1997年后，两台争霸的局面随着亚视频繁的股权变动和人事地震而结束。亚视先后七次更换大股东，直至2013年重组，由浙江省政协委员王维接任行政总裁。但亚视也元气大伤，无论在新闻制作、节目质量上都一蹶不振。
失去对手的TVB也并没有成为赢家。两霸局面的结束，内地力量的冲击，TVB为顺应现实做出了改变，例如加强节目限制和审查。就连电视剧具体的场景拍摄也较之以前有更为严格的要求。
前TVB新闻部记者吕秉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线台的新闻理念变化明显，这种感觉在2005年尤甚。当时，吕一个报道内容被压下了，让吕和同事们很有挫败感，最终选择离开。这种离职潮逐渐蔓延开来，2011年TVB高层地震，亦引发大批员工的出走。
邵逸夫时期所形成的自由宽松的氛围正在消失，一同失去的还有观众。2003年TVB开始裁员，2005年到2009年期间营业额从41.76亿港元降至39.83亿港元，纯利润更是从平均每年10亿港元退至约9亿港元，且至今尚未见复苏迹象。
邵逸夫曾经用女士挑选高跟鞋比喻自己的经营之道，粗跟与细跟、美与丑取决于是否“合乎时宜”。
2007年10月是邵逸夫百岁生日。正是从这时起，易主的声音开始在无线内外疯传，与之相伴的，还有无线长期严苛对待员工的消息。
“公司要卖了，只有节约成本，从表面上看来一直在赚钱，才会有人买。”一位原TVB员工解释。
2010年，TVB迎来最糟糕的一年。首先是总经理陈志云涉嫌贪污，让电视王国蒙羞，此外，TVB与香港五大唱片公司的版权之争愈演愈烈，并遭到联合封杀。这一年，“Run Run Shaw”有些“跑”不动了。他辞去了无线电视的执行董事。
“它的飘忽让人难以捉摸，TVB正在变得让人感到陌生。”一名TVB受访员工表示。
2011年3月，无线正式向香港德祥集团主席陈国强、台湾首富王雪红和私募业者普罗维登斯公司行政总裁尼尔森出让了26%的股权，涉及交易金额62亿港元。
“楼主”
在内地，邵逸夫被年轻人称为“楼主”，他为内地千余所学校捐建了“逸夫楼”。
即使在做善事的港商中，邵逸夫也并不是最富有的。但从1985年，邵逸夫在自己的故乡——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建起了中国最早的“逸夫楼”，在此后28年间，邵逸夫将“逸夫楼”建到了全国31个省份。
在很短的时间内，内地开始认识邵逸夫，无论是内地作为慈善家的他，还是香港TVB台庆中那个德高望重的商业领袖。
1990年，第2899颗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北京紫金山天文台第一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他还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但他捐钱的比例很大，而且时间很早。”前TVB“新闻透视”栏目监制区家麟说，邵逸夫为了获得利益而捐钱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为了什么好处，这样的投入也太大了。”
南方周末记者向多个当事人求证，这是因为邵逸夫在内地的生意不多。“TVB要进入内地市场很难很难。”区家麟说。
香港媒体界人士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同其他香港慈善家相比，邵逸夫在港岛的低调让他显得非常突出。
“我们到内地采访，看到到处都有逸夫楼，才知道他在内地也捐款。”与其他商人大锣大鼓的“营销”方式不同，邵逸夫对他向内地的捐赠绝口不提：“奇怪的是，在香港，政府也不提。”
2002年，邵逸夫以自己的名字设立科学奖，用高额的奖金表彰“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家。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邵逸夫还有一个建立于1973年的私人慈善基金项目，它的运作方式与一般民间基金会不同，从一开始就与教育主管部委合作，由教育部提供项目审核和资金分配。
从形式上看，邵逸夫的人生似乎很难与政治分开，他的父亲邵玉轩就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本人也多次成为领导人的座上宾。但邵逸夫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想做的只是娱乐产业，对于政治不感兴趣。
“这可能是他能够在香港和内地都德高望重的原因之一。”卓伯棠说。
（南方周末实习生宋宇航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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