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隐秘地图之： 拱宸桥东三两村
2020年11月06日 10:25:02 星期五杭州日报
说起拱宸桥，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尤其对杭州人来说，在桥上经过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许多人对拱宸桥东侧这片土地上曾有过的村庄，村庄里发生的故事，或许不甚了了。事实上，与桥西历史街区相对比，昔时桥东的座座村庄有着自身的特色、别样的意趣，历史积淀同样深厚。
孙 侃
1 鱼米之乡也曾有过腥风血雨
拱宸桥一带，在拱宸桥未建之前，尤其是在京杭大运河未把此地作为南端之前，只是一片普通的江南平原水乡，水稻田、菜地、鱼塘中间，零星地散落着若干村庄，人口并不稠密。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距杭城并不太远的这一带亦沦陷于战乱之苦。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率兵攻打杭州。时守卫杭州的主帅是浙江巡抚王有龄。其时，余杭、绍兴等地已被攻占，因曾国藩、左宗棠排除异己，拒不发兵，导致杭州“成孤注无可解救”。即便如此，王有龄仍不愿轻易投降，而是与众将官一起竭尽忠良，以一城当百万军，坚守达两月之久，直至十二月廿九凌晨，杭州城终被攻破，王有龄自缢。因守军抵抗十分顽强，太平军颇为窝火，随之在杭城大开杀戒。
据载，太平军进城后，重点是杀戮旗人，但也殃及汉人。而载淳登基成为同治皇帝后不久，江南连遭大雨，洪水自浙江与安徽接壤的高山冲下，造成钱塘江江堤溃决，浙东地区洪水泛滥，绍兴、萧山、鄞县等地的百姓顿时陷入生活困境。针对这一情况，清廷发出告示，并组织人员动员，让沿钱塘江两岸的受灾农户，迁徙到杭城郊区的农村去垦荒定居，当然包括拱宸桥以东的这片荒地。迄今，居住在拱宸桥东的年长者，还能回忆起祖辈曾经来自哪里，祖辈当年是怎样在这里垦荒的。
由于迁徙过来的农户越来越多，这片土地又开始复苏，宗教的势力也渐渐渗透其中。同治后期和光绪继位后，这一带的村落里相继出现了地母殿、土地庙、财神庙等，美国南长老基督教也在这里活动，发展信众。
张胜贵是湖北蕲水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来到拱宸桥畔搭茅房而居，修道行医，当然主要是吸引信众，布道传教。据传，某天张胜贵去村里布道，一名村妇不慎掉到河里，他赶紧下水救援，不料村妇得救了，张胜贵却溺水了。幸亏有一只雄鹰冲下来，叼住他的头发拉扯上岸，张方才脱险。张胜贵精通医术，为穷苦人看病从不收费，还免费赠送自己采挖的草药。张胜贵去世后，光绪皇帝敕封他为“张大真人”，慈禧太后亦赐“显佑仙官”尊号，而村里人则称呼他为“张大仙”，还为他立祠建庙，即“张大仙庙”。不过，如今在拱宸桥西三官殿遗址内的张大仙庙系重建，原庙址并不在这里。
2 村庄散落在河流港汊之间
拱宸桥东，最大的自然村，要算是陆家坞了。陆家坞村位于今上塘高架以东，原舟山东路一带。据载，这里最早只有六户人家，“陆”与“六”在杭州方言中读音相似，疑音讹。此地为典型的平原水网地带，并无山坞，那为何还要称“坞”？是因为这里最早的地名叫“六家屋”，后又音讹成“陆家坞”。陆家坞村内的主要河流是东西向的姚家坝河，民国年间，有农户集资，在河上建起一座简易石桥，称陆家坞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因发大水，此桥被冲垮。后来，政府在原桥址东边的红建河上重造了一座桥，被称之为“陆家坞新桥”。该桥后经多次修整，今仍存。
小桥头，位于陆家坞之西，拱宸桥之南，今台州路西段的南侧。因为靠近运河，这里地势更低。这里更靠近拱宸桥市镇，明代之后，小桥头村民与拱宸桥市镇居民混杂而居，村民主要居住在南侧。这里同样布满河流港汊，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即从村庄里穿过，靠南的一段被称为“前浜斗”，有一座小桥名曰“前小桥”，过了此桥不远，便是拱宸桥市镇了，故此桥又被唤做“通镇桥”或“通宸桥”。靠北边的一段河被称为“后浜斗”，河上的那座小桥名曰“后小桥”。正是因为这座村庄拥有两座小桥，“小桥头”的村名的确名副其实。
三十间头，位于陆家坞村之北，东北临茶汤桥，村庄四周仍是河汊交错。据说，再早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地。清代，有人填了池塘造屋，后来在此聚居的人越来越多，共建起平房三十间，主要是些喝茶、小吃、娱乐等场所，俗称“三十间头”。可想而知，三十间头主要是为拱宸桥市镇的商贸业提供配套服务的。
与杭州城北其他几个区块相类似，拱宸桥东及周边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饶，村民安居乐业，生活自给自足。南宋以后，就有绍兴、萧山、海宁、诸暨等地的农户来到这里，择地安家落户。也就是说，居住在这里的农户本来就来自四面八方。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同年6月，随着杭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在拱宸桥东的登云桥、河水木桥、小桥头、陆家坞、三十间头、小花园、惠芳花园等自然村的基础上，成立了拱宸村，隶属当时的拱墅区瓜山乡，土地总面积1.3平方公里，四界为北靠新开河（已填没，后浙江麻纺织厂门前，现为湖州街）、东隔蚕花港河、南至江墅铁路、西邻运河，部分区域与拱宸桥居民区交叉。1999年，拱宸村经历了“撤村建居”，改设为拱宸桥街道拱宸社区，而因历年建设征地所需，社区的面积也已缩小至0.6平方公里。
3 “发洋财”的传说在这里有过现实版
据传，直至清同治年间，大运河之东、位于拱宸桥与登云桥之间的那块土地仍是荒草丛生，无人居住。某年冬天，有从河南省逃荒过来的杨姓、倪姓两户，以及从浙东方向过来的沈姓一户，在这块荒地上驻足下来，开荒种地、造屋起炊，渐渐安顿下来。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规定，新开辟杭州作为通商口岸。起初，日本人试图在涌金门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只同意把杭州城北15里处、拱宸桥以北、京杭大运河东岸划为外国人公共居留地，清政府保留行政管理权。1896年9月27日，中日最终签订《杭州塞德尔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划定了面积1809亩的“福连塞德尔门”（ ）外国人居留区，其中北半部约900亩为日本人居留区。从此，拱宸桥东除了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还有别国的“洋人”在此出没。
拱宸村程建华老人回忆，当时传说几个“洋人”来到登云桥附近，欲征用若干土地建房，开设商号。他们辗转找到了杨、倪、沈这三户人家。尽管这三户人家手中没有地契之类的东西，但“洋人”们仍认为他们是这方土地的主人。就这样，杨、倪、沈（其时，沈姓一户两兄弟已分成两家）共四家都从“洋人”那里获得了一笔土地使用款。这笔款子是由“洋人”支付的，从此，杭州话中 “发洋财”这一说法有了现实版。
有了这笔“洋财”，沈、倪、杨各家便在登云桥东的大同街（今丽水路自登云桥至拱宸桥路段）上建造了一批房屋，以房屋租赁的方式赚钱。他们这几家确实也遇上了好时候，因为拱宸桥水陆商埠的开发，使得这一带商贸业十分兴旺。当时，登云桥河下有多家贩牛的与卖牛肉的店铺在此开业，俗称“牛道”，大同街东侧则开起了正丰、茂丰等商行，大通客栈等旅馆、烟糖、茶店等商铺林立。不少店主租用的便是沈、倪、杨他们几家的房子。可想而知，他们的收入不断上升，也融入了拱宸桥畔的市井生活。
可惜到了杨、倪、沈家族的第三代，情况就开始变化了。这一代人不珍惜已有的富裕，开始大肆挥霍。如沈姓的第三代，每年都会邀请杭、嘉、湖一带的爱鸟者开“鸟会”，每次“鸟会”举办，登云桥河下的船总是黑压压地一大片，至少有百艘大小船只，而且这“鸟会”还特别的长，每次都会开上半个月。这半个月中，吃、住、玩全由沈家免费提供。旁人看着都在摇头：“这可是能把沈家吃坍的啊！”另外的两个家族也是如此。结果，加上战乱等因素，他们几家的财富很快消耗殆尽，到了第五代时，生活质量甚至还不如别的普通人家，那个“发洋财”的故事已经非常遥远了。因此，杭州话中的“发洋财”既有“赚落地道儿”（因为运气而捡到便宜）的含义，也有着来得容易、去得也快的意思。
4 曾经的“浙麻人民公社”和“跃进大队青年生产队”
1958年10月5日，浙江麻纺织厂与瓜山乡四个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浙麻人民公社”。此前的1957年1月，拱宸村已被改名为“光明六社”，隶属瓜山乡。“浙麻人民公社”成立后，拱宸村被更名为“浙麻人民公社农业大队第一连”，后又被更名为“跃进大队”。显然，这是一个工农联合、城乡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当年，成立这么一个人民公社，在社会上颇具影响。
“浙麻”是“一五”时期重点建设项目，曾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黄麻纺织厂，厂区占地达800亩，1950年8月1日正式投产。数字表明，直到1985年，“浙麻”已为国家创造了13.2亿元的利税，所创利税总额可再造40多座同等规模的黄麻纺织企业。不过，更重要的是，“浙麻”当年的成功，给所有的人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信心。据《浙麻志》记载，“浙麻人民公社”成立后，工农群众曾经一起制定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规划，但不切实际的设想到头来必将是一场空。次年6月，这个仅存在了半年多的公社被撤销，早早地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使命。
不过，在那个热血澎湃的岁月里，拱宸村农民不惧辛苦、战天斗地的勇气，无疑令人钦佩。金荣坤老人回忆，当时村里有一支由共青团员、骨干力量、部分优秀青年组成的“跃进大队青年生产队”，共约30人。这支队伍中还有4对新婚夫妇，所有的队员都住在约100平方米的草屋里，任务是对“浙麻”厂区东北角180亩荒地实施“园田化”。这块荒地久未耕作，高低不平，加上“浙麻”建厂时有不少建筑垃圾倾倒于此，给“园田化”带来极大难度。青年生产队挑来一担担泥土，填平荒地，开挖两条水渠，又将杂草河泥及大队提供的少部分猪、羊粪，装在一起进行腐烂，铺在荒地上用作沤肥。所有工作都采用人力，真可谓人拉肩扛。
1958年端午节前后，垦荒进入了高潮。青年生产队以“小雨不停工，大雨往前冲”“和风细雨当天好，一天当作两天用”“小伤小痛不算啥，咬紧牙关不退缩”为口号，经历了五天五夜的连续苦战，彻底完成了这次垦荒任务。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感人场景：
队长赵来富兼做耕牛操作员，犁田时不慎被划伤了脚，却怎么都不肯告诉队员，直到伤口红肿溃烂才被人发觉，但他死活不肯去医院，因为犁田任务还没有完成；
生产队的饭菜由专人从大队食堂送来，有一次，由于雨天路滑，送菜人将唯一下饭的菜腐乳侧翻在沟里，生产队员们却毫无怨言，像吃着红烧肉一样吃着“泥拌腐乳”；.
连续苦战之后，第六天早上宣布暂时休息一天。回家路上，生产队员们实在太疲倦了，有的人扶着桑树解小便时，竟呼呼熟睡……
正是靠着这样的不懈劳作，才使得这块荒弃的土地重获新生，当年，这块土地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600斤左右。也正是依凭着这样的努力，拱宸村开垦和改造了不少土地，成为四邻八乡羡慕的无荒地村。后来，这些土地大都成了城市建设用地，如上述这块土地，现在是拱宸桥街道蚕花园小区的一部分。村里还因“杭丝联”建造职工宿舍，被征用了100亩土地。建设煤气调压站、绍兴路拓宽、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等工程，也都征用了拱宸村的土地。
5 易方朔，一个滑稽戏演员的严肃人生
在拱宸村，滑稽戏演员易方朔应是近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易方朔（1892-1959）本名易样云，后因仰慕汉代名士东方朔而改名。10岁那年跟着从商的祖父，从绍兴下坊桥迁居到大运河边的小桥头村（今拱宸桥街道新昌路旁银河嘉园小区附近）。
易方朔幼小顽皮，喜欢在街头看流浪艺人的表演、听小热昏讲故事，却疏于上学。久而久之，他从艺人身上习得不少演艺方式和技巧。辍学后，他曾在布庄当过学徒，也在拱宸桥警察所当过辅助人员。因经常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他学历低、缺本事，十分恼怒，来到庙中向菩萨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16岁那年，他偶然认识了上海著名滑稽演员张利声，两人一见如故，张利声同意收其为弟子。其时，“上海笑舞台民鸣社”这一滑稽戏演出团体刚成立，在张利声的引荐下，易方朔顺利地跨进了“笑舞台”的门槛，正式开始了演艺生涯。易方朔善于琢磨，更善于向同行学习，进步很快。1926年，在与著名滑稽戏演员王无能同台演出《宁绍空城计》时，易方朔的出奇和冷噱与王无能的弹唱幽默相得益彰，获得观众高度评价，也受到了“笑舞台”编导郑正秋（后为明星影片公司导演）的赏识，郑正秋随即收易方朔为授业弟子。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磨砺，易方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种独特流派，后被世人称之为“教化滑稽”，这一流派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滑稽戏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通过观看滑稽戏，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教化滑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享誉于江浙沪一带。值得一提的是，易方朔还能在《山东马永贞》中一个人分别饰演四个不同的角色，所扮演的每个人物形象还能做到特点分明、入木三分，这殊为不易。
1928年初，在“民鸣社”和“笑舞台”合约期满时，易方朔与在“民鸣社”相识的张冶儿一起，合办了一家滑稽戏演出团体。因易方朔属龙，张冶儿属马，故称“龙马精神团”。两人一致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活出样子来，靠的就是精、气、神。后来，易方朔和张冶儿又分别组建“方朔精神团”和“张冶儿精神团”，进一步壮大“教化滑稽戏”的演出力量。当然，向来主张的“精、气、神”一直被传承，易方朔甚至还把这一主张命名为“方朔精神”。
易方朔从未忘本，他始终记着自己是在拱宸桥边长大的。成名之后，当他返回拱宸村时，还特意把他父母留下来的几间旧舍修缮一新，定名为“方朔小村”。他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村里修筑了一条约100 米长的道路。在当时，那还是村里唯一的一条硬面路，被人们唤做“方朔路”。1959年，因常年奔波操劳，易方朔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匆匆离世，终年67岁，后与其妻同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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