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陶渊明辞官
读书人以见几有识、察往知来为贵。《易·系词下》有云：“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云：“君子知微知彰。”不能察识于几微处，便是《呻吟语》所说“寻行数墨，是头巾见识”，反之，“能方能圆，能大能小，是圣人见识”。神以知来，能势逐青云之上，智以鉴往，亦能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书才算没有白读。
这样的读书有识之人，可为陶渊明屈一指。
比如陶渊明最后的辞官，便是颇能体察情势之举。彭泽令，他本来“犹望一稔”，即打算干一年，存点钱的，才过了八十天，终于还是辞职了事。这次辞官的理由，《归去来兮辞序》里面说是嫁在武昌的妹妹死了，他“情在骏奔”，这当然只是托辞。妹妹已经嫁人，何劳哥哥为了奔丧而辞官呢？《宋书·隐逸传》的记载则是：“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却颇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乡里小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督邮。督邮的设置，上承汉制，是郡的属官，负责巡视监督下面各县的工作，对官民有问责之权。传统上常用本地出身寒微的人担任之，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做的第一个官就是本贯庐江郡的督邮。《资治通鉴》卷四五记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时，九江太守宗均“闭督邮府内，属县无事”。胡三省注释说：“郡有五部督邮，监属县。闭之府内者，恐以司察为功能，侵扰属县，适以多事故也。”可见督邮对地方而言，常常会生出许多困扰。而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总结说：“此辈位轻权重，不免检校苛烦，故县长吏常不能容，贤恬者，或解绶去职，激愤者，或鞭之且或杀之者。”只是前人因为督邮辞官、抗命的，总是在被折磨一番后才勃然而拂然。而陶渊明的那位督邮明明刚莅临彭泽，贤与不贤、是苛酷还是是宽和尚未可知，陶公怎么就借口辞官了呢？推测起来，恐怕陶公担心的主要不是督邮其人，而是他肩负之事。陶渊明做的可不是什么太平县令，前一年，桓玄篡位称帝，上一年，刘裕等北府军将领起兵讨伐，到此时战火仍未彻底止熄。《晋书·刘毅传》有记载说彭泽县所在的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属县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役调送迎”，那就是拉丁、出役、征税、供应军队后勤了。《晋书·虞预传》载预做会稽主簿时上记太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虞预东晋人，可见东晋时会因为军政事由临时加设督邮，等于紧急督办的性质。想来陶公这位督邮多半是临时派来催督“役调送迎”的。试问陶渊明如何在兵荒马乱、人口锐减的时候完成这个任务？“性刚才拙”的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又能无视良心、硬起心肠去做吗？为之则酷虐于民，不为必自取其辱。与其拜见督邮，领受些不三不四的教命与呵责，何如避而不见，果断解印绶呢？“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此之谓欤？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两首《答庞参军》诗
陶渊明自己把捉得住，对朋友、对时局也看得明白。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回忆说：“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阂。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句句切中颜延之孤傲耿杰的性格。颜氏一生起伏蹉跎，总不外源于独正之危、至方之阂而已。
对其他朋友也是这样。陶渊明有一个朋友庞参军，某次从荆州出使京城建康，路过寻阳，陶公写诗劝勉云：“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看似好好保重的临别赠语，其中却似有莫大意味。这需要考察诗歌的写作年代和当时政局，前人对此多有误解，这里不妨稍为申说。
陶渊明其实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首四言，一首五言。五言诗序云：“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诗有云：“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这是说庞参军和自己做邻居一年多了，两人关系不错，庞应该还写过赠诗。现在庞参军要远行了，陶渊明依依不舍，作了答诗，以为临别之赠。庞参军为什么要离开，去了哪儿，诗中却没有交代。幸好有另一首四言的《答庞参军》，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四言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诗里言道：“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王事靡宁。”这样就清楚了，庞参军是春天的时候去了江陵（江陵是荆州刺史驻节之地），做荆州刺史、卫将军（简称卫军）的参军。转眼到了冬天，他受命使都，路过寻阳，与陶公又有了诗歌酬唱。事情的玄机，正与这位卫将军有关。
陶渊明晚年，做过卫将军的有宋初时的王弘和谢晦。清代陶澍认为其人是王弘，两首《答庞参军》做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逯钦立先生则主谢晦说，认为二诗做于诗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后人笺注陶诗，非从陶，即从逯，但仔细考察，恐怕要认为陶、逯皆非，这两首诗应写于元嘉二年（425）才对。
驳陶澍之说
陶澍《陶渊明年谱考异》
陶澍的意见影响最大，不妨先鸣鼓而攻之。在《陶渊明年谱考异》中，陶澍说景平元年春，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弘命庞参军出使荆州，去见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到了冬天，庞参军又转受刘义隆的命令出使建康。五言诗是庞春天离开寻阳（江州刺史驻节地）时陶渊明所写，四言就是冬天再见时所作。这首先就与陶诗枘凿不合。五言诗序说：“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且为别后相思之资。”诗则云：“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分明是庞参军转官他处，两人即将长相别离的口吻，所以陶渊明才说，您多珍重，不知道下次相逢是何年月了。如果庞仅仅是奉使从寻阳到江陵，两地相隔不远，使毕即返，陶诗这样珍重惜别，未免过分小题大做，把写诗当成儿戏，太不合乎诗中情境。
再看看历史记载。王弘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9）至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间为抚军将军、江洲刺史，永初三年（422）进号卫将军，刺史如故，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八月，进号车骑大将军，而卫将军则授予了新任荆州刺史谢晦。据《宋书·百官志》，卫将军一人，即并世只有一个卫将军，如果这个卫军参军是王弘的僚属，那么这两首诗只能写于永初三年或景平元年（423）。作为王弘的属官，庞参军去荆州的目的是什么，他怎么又转受刘义隆的命令出使建康，这显然是件非常奇怪的事，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陶澍于是发挥了大胆的想象，加上不小心的论证，给出了一个离奇的解释。那个时候，有一场政变阴谋正在展开。宋武帝刘裕临崩前，遗命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辅佐时年十七岁的长子义符，即少帝。史书载少帝荒淫无度，实在没有人君之相，徐、傅、谢于是动了废立的念头，并在少帝景平二年（424，按：是年八月改元元嘉）发动政变，废黜并杀害了少帝及其二弟庐陵王义真，迎立刘裕第三子义隆，是为文帝。废立的事，王弘似乎是与闻的，但也仅仅止于事前知情，并未太多卷入其中。《宋书》的《少帝纪》和《王弘传》记载说王弘是景平二年夏五月，“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王弘到了京城，政变紧接着就发生了，所以《宋书》说“徐羡之等以废弒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云云。为什么要强调王弘不是首谋呢？因为文帝即位不久，即将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诛戮。如果王弘也是政变的核心人物，何以丝毫不受牵连，反被旋即重用？可见《宋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明确且可信。偏偏陶澍不信，他抛开《宋书》《通鉴》，异想天开地提出存在一个政变集团，除了徐、傅、谢三人，王弘、刘义隆也是该集团的核心。陶澍说正是王氏向徐羡之等人推荐立义隆为新帝，又主动与义隆通声气。景平元年时，庞参军是作为信使在寻阳、江陵、建康三地之间往来，事先与义隆、徐、傅等联络。如果前述史书记载可信，王弘是五月朝觐才知道政变消息的，他当然不可能春天就派使者四处密谋。假设陶澍之说成立，那身为王弘的使者，庞参军通使江陵之后，他不回寻阳，将义隆的态度与答复回报主上，而选择一直在荆州待到冬天，再作为义隆的使者去京城，这岂不奇哉怪也？
《宋书》
从历史记载看，王弘不是政变首谋，刘义隆更是毫不知情。《宋书·王华传》载刘义隆“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疑不敢下”。《南史·到彦之传》：“及文帝入奉大统，以徐羡之等新有簒虐，惧，欲使彦之领兵前驱。”《宋书·王昙首传》也记载说：“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上犹未许。昙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数旬。”综合以上各处记载，刘义隆因为听说少帝及其仲兄义真被杀，非常忧虑害怕，不敢东下即位，勉强答应后，开始还打算派亲信领兵前驱，以防偷袭。东下路上由自己部下的文武官员严密护卫，不允许京城派来的人员接近半步。疑虑害怕成这样，这是事先参与阴谋，准备篡兄自代的行事做法吗？
陶澍知道与史不合，所以曲为解释说：“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载耳。”这算什么考证呢？退一万步，姑且接受这一解释，也仍然存在扞格之处。废立帝王是天字一号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那庞参军一定要是王弘的心腹亲信，才可能受命出使江陵。但他并不是刘义隆的部下，怎么可能又受义隆之命出使建康？如果说庞迅速取得义隆的信任，马上又变成其亲信，此人可谓人杰。王弘元嘉三年即被征召赴京任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这在东晋、刘宋，是执政大臣的专门职位。而刘义隆更成为著名的宋文帝。试问，同时身为宋文帝及其宰相王弘的心腹亲信，参与了篡位秘政，建立了不世之功的人杰，这样的一个庞某某，居然在所有的史书中不见其踪影，连个名字都没留下，这可能吗？这符合中国的史学传统吗？早一千年，有介之推，他和庞参军比，功劳不若，苦劳过之，他虽然不被封赏，至少名字和事迹还原原本本被史臣记载下来了。义隆、王弘其他的亲信都见载于史书，偏偏功劳最大的庞参军被抹掉了，真比介之推还冤。为了不让事情显得太过离奇，我们只能认为陶澍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驳逯钦立之说
逯钦立
陶澍之说不能成立，再来看逯钦立先生的结论。逯先生发表于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上的《陶渊明年谱稿》，以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逯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所附录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都把系两首《答庞参军》系于宋文帝元嘉元年。《年谱稿》说：“诗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王事靡宁云云，知庞为卫军，乃事荆州刺史。案宋初以卫军为荆州者，仅谢晦一人，又《宋书·文帝纪》云：元嘉元年八月癸卯，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知庞氏此春乃以抚军参军，赵（笔者按，应是“赴”）江陵之任，渊明以五言诗送别。至冬则以卫军参军，衔命使都，渊明又有四言之赠遗也。”逯先生认为这个卫将军是荆州刺史谢晦，是对的，但他把时间线搞错了，除了他引用的《宋书·文帝纪》，还应该再去翻查一下《少帝纪》《谢晦传》，或者《资治通鉴》。
《宋书·少帝纪》明确记载着，景平二年五月乙酉，谢晦率兵入宫，废少帝。同书卷四十四《谢晦传》云：“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雝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诸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用别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节，依本位除授。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整个事件经过是，谢晦五月先在京城参加政变，之后徐羡之担心刘义隆即位后转而任用他人，因此委派谢晦到荆州接任刺史，占据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内外联合，以便新帝即位后巩固权势。谢晦开始还担心文帝不答应，后来文帝不但同意了这一任命，还加了他的官爵，由抚军将军进号卫将军，以安定徐、傅、谢等人之心。《资治通鉴》将谢晦的出镇系于元嘉元年八月庚子之后，大致可信。这样，按照逯先生的说法，庞参军于本年春天赴任荆州，作谢晦的抚军参军，冬天转以卫军参军的身份出使。可是春天谢晦还在京城建康准备政变，那时的荆州刺史还是刘义隆，那只可能是去做刘义隆的参军。可是义隆是将自己的部下都带到京城的，怎么可能放着从龙的好机会不干，又随着谢晦返回荆州呢？
可以确知的是，庞做的是卫军参军，地点是荆州的江陵。再梳理一下时间线索，元嘉元年（424）八月，谢晦赴任荆州，元嘉三年正月，文帝讨伐谢晦，庞参军作为卫军参军，春天赴任荆州，冬天出使京城的唯一可能时间只有元嘉二年了。这才是陶渊明两首《答庞参军》诗的写作时间。
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
另外四言诗“大藩有命”中“大藩”一词也需要稍加说明。“藩”的本义是篱笆、屏障、护卫，后来有一项常用义是封藩建国和藩属的封国、属国。因此陶澍特别强调了一句：“非宜都不得称大藩也。”逯钦立先生从而辩称说：“谢晦镇江陵，已进封建平郡公，与大藩者亦无不合。”二位都是着眼于刘义隆、谢晦的王侯身份加以申说，其实不必。魏晋以来，因为刺史所辖域广兵多，又往往久任其地，有一定自主性，也常被以“藩”相称。如《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有云：“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裴松之注说：“子云名津，南阳人，为交州刺史，见《吴志》。”这是称交州刺史为藩。《晋书·五行志上》载称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二月，王恭为北藩，八月，庾楷为西藩”。查同书卷九《孝武纪》，太元十五年二月，封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卷八十四《虞楷传》称楷“代兄准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这是称青州兖州刺史为北藩，称豫州刺史为西藩。又《梁书》卷二十七《明山宾传》，称山宾曾“出为持节、督缘淮诸军事、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后来昭明太子称“明祭酒虽出抚大藩，拥旄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云云。这个“大藩”用例再明显不过，是对刺史的尊称。陶诗中的“大藩”也就是对荆州刺史的尊称。荆州刺史在当时的权势之重，仅次于扬州刺史，在诸刺史之上，称大藩再合适不过，不必如陶、逯二位那样节外生枝。
政治的风险：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宋文帝刘义隆
这位姓庞的朋友是在元嘉二年冬天奉命使都的，离宋文帝出兵讨伐谢晦已为时不远了。陶渊明对时局岂能无所洞察？陶澍曾提道：“观四言末章云：‘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此必先生阴察参军使都，当有异图，故以慎终保躬勖之。”按照陶澍的密谋政变说，如果连史书都不曾记载的阴谋被陶渊明觉察到了，那陶渊明的政治嗅觉可谓超一流，这显然不可能。但是陶澍的意见却提醒我们，陶渊明诗句中可能的确有深意。谢晦的命运堪忧，眼明者自知。《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载：“谢晦将之荆州，与廓别，屏人问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蔡廓说，谢晦虽有立新君的大功，但他杀了新君两个亲哥哥，不但功高震主，而且狠毒也震主，更不知谦退，想通过保持军事威慑的方式巩固权势，历来新君政治上能掌控大局之后，一定会清算先朝旧臣，重用自己的新人，更不要说内外勾结、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旧臣权臣，那一定是要除之而后快的了。这一点，读史有识之人不会不明白。而且，东晋士族权势胜过皇权，晋末孝武帝以来，尤其刘裕掌权之后，打击士族，伸张皇权的行动，也是彰彰可见的。前车不远，陶渊明二十多岁时，谢安、谢玄等人虽有淝水之战的大功，仍然被晋孝武帝压制、打击，不久都郁郁而终，这是他亲眼所见。谢氏家族后来的代表人物谢混又因为支持刘裕的政敌刘毅，而为刘裕所杀，这也是陶渊明亲眼所见。陈郡谢氏家族在晋末宋初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士族代表，一直备受打击，谢晦不知韬晦，反而锋芒毕露，他的命运早已注定。现在庞参军效力于谢晦，结局将会如何呢？
《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善终，从来都是难事。陶公在临别之际提醒庞参军“在始思终”、“以保尔躬”，不正是“鲜克有终”之意吗？君本佳人，与我诗酒相呼，促席道故，娓娓平生，而今要热衷政治，就该逆料政治的风险。今日意气洋洋，明日不免失志惶惶，何如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呢？庞参军的结局不可知，一个连名字都传不下的小官吏，能好到哪里去呢？五代江为，被杀前吟诗：“街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那是想退已经来不及退的人们最后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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