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21日发表专论说，老鹰有时飞得比小鸟低，但小鸟永远飞不到老鹰的高度。绿营名嘴郑弘仪最近说：当年他父亲是日本人，中国抗日是与其父为敌。因此他主张照顾其父心情，不要纪念抗战胜利。
和郑弘仪父亲同一世代的麻豆人林书扬、台中人廖天欣、冈山人陈明忠，他们从小也都被教育成日本人，中国就是外国。他们从小要背天皇家谱，跪听天皇“教育敕语”。不同的是，林、廖、陈等人上了中学后，发现你可以和日本人打架，但绝不能打赢。你可以认真向学，但绝不会是全班第一名。他们也发现太平洋战争之后，妈祖庙都被封禁，台湾人只能进神社祭拜天照大神。原来，同样是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有这些刺激与体会，他们终于找回自己的国族认同，他们都期盼中国强大。战后，他们庆祝台湾光复，也纪念抗战胜利，内心毫无冲突。
比照绿营的“台独”思维，林、廖、陈等人应比郑弘仪之父更“反中”、更“仇中”。因为他们分别曾因228事变以及后来的白色恐怖，被蒋政权判重刑。出狱之后，九死一生的他们却不改其志，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豪，仍翘首期盼中国的统一和崛起。
除了前述林、廖、陈三位之外，知名小说家陈映真也被“外来政权”下狱7年。他有充分理由恨国民党，连带也恨中共与中国，进而鼓吹“台独”。但这个受害的台湾人却认定，中国的统一与进步才能免除两岸人民的苦难。陈服刑期间，外国人士试图救他，但被陈父婉拒。这位见识不凡的父亲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
相对于整体国族所经历的“大历史”，每一个人、家庭、小群体都有其“小历史”。“小历史”中的恩怨情仇，固然有血有肉，影响当事者的福祉，但都只是个体的微观经验。它不应不成比例地放大，甚至压倒原有的集体国族经验。小恩小怨不能取代“大历史”的大是大非，更不能用以制定公共政策和政治方向。
遗憾的是：绿营的思考逻辑常是先决定不当中国人，再以“亲日仇中”为标准，选择个体经验中的小恩小怨，来塑造“台独”派的“大是大非”。一般民众不察，也纷纷投入小恩小怨之堆砌，帮助绿营巩固“台独”正当性，也说服自己服膺“台独”理念。“独”派的小恩，主要就是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嘉惠台湾，带给台湾进步与文明。“独”派的小怨，主要来自两蒋国民党的不当作为，“外来政权”如何“殖民”、侵扰台湾百姓。
相较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千辛万苦追求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免受列强欺凌的“大历史”，国共两党的争斗过程就是“小历史”。内战的小恩小怨，在大是大非之前就应放下，否则与分裂国家的“台独”何异？国民党的反共变反华，因反共而拒统，因拒统而“独台”，就是小恩小怨凌驾大是大非的结果。
保荐李登辉入国民党的经济学家、前“监察院长”王作荣，毕生的主要心力都在协助国民党建设台湾。王晚年返乡探视，用“脱胎换骨”赞赏大陆的进步。他说：谁使中国富强，我就支持谁。历经时代悲剧的他，仍旧清明，仍把国家民族置于个人和党派之上。
我外婆年轻时，靠着替日本人帮佣挣钱养家。日本战败离台前，雇主送她许多家俱。对于日人的“仁慈大方”，外婆心存感谢。我略识之无的父亲，幼时读过“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课本。比照郑弘仪的标准，外婆与家父都该拒绝纪念抗战胜利。我又是受“反共”教育长大的，很有理由成为“台独”或“独台”。所幸，我见过鹰飞九天，故不愿与燕雀同行。(作者林金源为淡江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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