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藏书名家辈出。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佩铮《续补藏书纪事诗》以及《广东藏书纪事诗》、《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述之备矣。然而伦、王各家所记多叙述藏书家的生平事略及藏书名目，于各藏书家刻书方面的事迹和成就犹嫌表彰不足。其实，不少大藏书家本身就是杰出的出版家、刻书家。有鉴于此，特遴选民国以来藏书家中刻书成就卓著者，撰为小文，以窥一斑。敬祈大雅方家，不吝赐教。
之一：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傅增湘
海内外书胥涉目，双鉴已成勾狗陈。
取之博者用以约，不滞于物斯至人。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以上是伦哲如先生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吟咏傅增湘的两首诗。他接着评论说：“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摩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诚如斯言，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最著名的大藏书家，他藏书之富、校书之精，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宗师。
傅增湘，字沅叔，号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江安县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49年10月。幼年随父定居北方，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乡试为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六年（1917年）一度出任教育总长。1919年以后专心从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的藏书处名“双鉴楼”，他的友人杭人邵章曾赋《江安傅氏双鉴楼图诗》。说起“双鉴楼”，还是颇有来历的。起因是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自端方(陶斋)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为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举债收得盛昱(伯希)旧藏的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该书桑皮玉版，玉楮朱栏。其字迹笔法清劲，有唐人遗风，且朱印累累，自宋至清，历经七百多年，一直深锁于历朝内府之中，的确为人间罕见珍宝。从此，《洪范政鉴》就取代了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成为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了。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构筑新宅。因为景仰乡贤苏东坡。特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
傅增湘真正有志于藏书，以此为终身职志，乃是中年以后的事。辛亥革命后，他奉派参加南北议和，在上海滞留期间，结识了著名藏书家沈曾植、杨守敬、缪荃孙等。“饫闻绪论。始知版本雠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藏的第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在这期间以百金的代价购自苏州的。此后，他移居北京，经常留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搜奇探秘；有时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访书。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后快。他的热心收书，犹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民国初年正值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权贵、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如端方“陶斋”、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杨氏“海源阁”以及徐坊、唐翰题、吴重熹、杨守敬、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书均先后源源不断地归入双鉴楼。傅增湘不仅勤于在各书肆访求善本古籍，而且他求书另有门径，这就是与其他藏书家以书易书。在传世可见的傅氏书信中。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傅增湘与当时的许多藏书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当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缪荃孙、吴昌绶、徐乃昌、刘承干、叶德辉、邓邦述、蒋孟苹、袁克文、董授经、陶兰泉、张钧衡、章式之、周叔弢等。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相互馈赠，或郑重嘱咐，或代为搜求。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和辛勤积累，双鉴楼的藏书无论数量之多，还是质量之高，都堪称一时冠冕，罕见其匹。双鉴楼藏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数量颇多的宋元本。据统计，双鉴楼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其价值之珍贵，难以数计。由此，傅增湘成为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为了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余嘉锡先生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傅氏自己也曾说过：“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煇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以上文字，确是他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单是傅忠谟先生捐给北京图书馆的书中，注明曾经傅增湘校过的就有三百六十多部。笔者有幸得到一部傅增湘亲笔校过的《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豫章丛书》本)。傅氏在题记中说：“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南阳吕氏讲习堂写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卷中留、学、启三字成缺末笔，盖吕葆中避其家讳也。前年自独山莫氏流出。在海上见之，因假以归。适胡氏新有此刻本，遂竭十日之力对勘一过。”在历数刊本与旧抄本的异同之后，傅氏写道：“壬戌三月晦日校毕自记，时近畿数百里间。三帅陈兵，殆逾十万，祸变岌岌，旦晚可虑。而吾辈蛰居危城，为此虫鱼之学，宁非绝痴。”一位老学者蛰居危城、埋首校书的形象跃然纸上。查《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版)卷十八集部七果然有著录，兹录之如下：“《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御儿吕氏影写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应为二十字)，每叶口上有‘讲习堂’三字。有庆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必大序。卷一、二为经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为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为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书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启’字均缺末笔。盖避家讳也。钞手是一人，绝古稚精美。钤有莫亭父子印”。以上两则。可以互相参照。
傅增湘不仅藏书、校书，而且还乐于刊布古书．使之化身千万，流布人间，当年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先生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时，就曾向傅氏借用善本书三十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种取自双鉴楼。此外．傅增湘还为同时代的学者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刊布古籍提供底本。傅增湘一生刊印了大量的书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傅氏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著述。
二、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
三、影印、覆刻的古籍。
傅增湘关于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著述颇多。其中著名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1929年刊，著录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善本五十一种，刊刻于1930年。笔者所藏系傅氏赠送著名学者孙楷第的签名本。而且是最初印的朱墨本。《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八卷，先是由天津《国闻周报》汇印成册，1943年作者本人又以铅字排印。《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六卷1938年排印本，书前有余嘉锡序。笔者所藏系傅氏赠送东莞张次溪者，并有傅氏亲笔题记：“次溪张君自秣陵来访余于藏园，谈校印明实录事，备极艰勤。闻之殊为欣慰。次溪少年好学，勤于撰述，因经敝著题记奉贻。文字弇陋，初无可观。聊以供几案以参考而已。沅叔傅增湘企麟轩志。”充分显示了傅增湘奖掖后进的学者风范和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藏园群书题记》初、续集连同未刊的第三集，经傅氏哲孙傅熹年先生整理．汇为一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先生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生前均未能杀青，都是近年来经傅熹年先生整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园群书经眼录》一书系由《藏园校书录》、《藏园瞥录》、藏园日记、杂稿等汇为十九卷，收书四千五百多种，共计百余万言。《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共补入书目八千九百五十余条，增补文字为原书的三倍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部书是近百年来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集大成的著作。
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也很多，自记生平的有《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藏园居士七十自述》，都是傅氏手书上版影印的。傅氏书法颇有根底，出颜入柳，刚健遒劲，沉稳中透出浓郁的书卷气。傅氏一生不仅酷爱访书，而且喜游名山大川。故游记方面的著作也不少。著名的有《东游别录》，记在日本访书见闻。《秦游日录》、《衡庐日录》、《涞易游记》等。有幸的是笔者所藏的一册《秦游目录》，乃是傅氏赠送李涵础先生的初印本。书衣上有作者朱笔题字。书内还有作者亲笔批注。
傅增湘亲自影印、覆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傅氏影印的善本古籍如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宋刻孤本《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流传有绪，原藏临清徐氏，秘不示人。民国二十三年 (1934)傅氏以一万余元的高价方买到手。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元美)卖一田庄而买一《汉书》的故实，也难于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买到此书后，迅即影印百部，公开流传。他在该书的题跋中写道：“顾窃自维念，此书自端拱奏进，绍兴覆雕，传世本稀。沿及今兹，更成孤帙。若复私诸帐秘，使昔贤留贻之经训，前代守护之遗编，将自我而沉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来者?爰邮至东瀛，选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点画无讹．纸幅标题，成存旧迹，庶与东邦覆印《书疏>联为双壁，且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此区区传布之苦心，当为海内外人士所同鉴乎!”
傅增湘先生祖籍四川。虽然自幼离川，久居京津，但他思乡之情，老而弥笃。他对于故乡文献和先贤著述，勤加搜储。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辑印成以及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沈俭期集》、《孟浩然集》等。这些罕见的活字印本，基本上反映了明代活字印刷的概况，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清代活字印刷较明代为多。据统计有两千多种。周叔弢先生以一人之九居然搜集到四百多种。其中包括了从康熙至民国初年的铜、木活字本。上至皇家内府，下至官刻私刻。民间书坊。各类有代表性的活字本几乎搜罗无遗。他不惜重金，不惜气力，以得书为快，唯恐其流入异域。直至“文革”，他才被迫停止。晚年，他将这批珍贵的活字印刷品也全部捐献给国家。如今．这些活字本都妥善保存在天津人民图书馆里。
我国藏书之风盛于明清，故藏书家多重宋元古本，近代以来的藏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周叔弢先生却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对清代刻本，乃至近代精刻本。非但不予鄙薄，反而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重视。他说，清代刻书数量既多．质量也高。有许多特点。软体字刻许多是名家手写上版。刻工运刀如笔．不失原意。他所藏的清康熙三十八年顾嗣立刊《温飞卿诗集》、康熙四十二年洞庭席氏刊《唐诗百家集》、清雍正顾氏刊《笠泽丛书》、乾隆十八年张奕枢刊《白石道人歌曲》、乾隆二十八年冯氏刊《玉溪生诗集注》等都是清代雕版印刷的代表作品。他不仅对康、雍、乾三代的清代精刻本情有独钟，而且对清末民初的影刻善本也倍加重视。他曾先后收藏了黎庶昌与扬守敬在日本影刻的《古逸丛书》、徐乃昌影刻的明崇祯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吴昌绶双照楼影刻《宋金元明词四十种》等。他对于董康(授经)、陶湘(兰泉)等人所刻的民国新善本也是有见必收，庋藏甚富。
1974年，上海书画社(朵云轩)以元大德广信书院《稼轩长短句》为蓝本，覆刻行世。周叔弢先生早年曾藏有此书一部，如今见到这部新印古籍，刻工如此精美．不禁惊喜过望。他在一封家书中说： ‘昨见木刻《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竞费二十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并且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详细询问了书手刻工姓名写成题记，记在书上，以示表彰。
周叔弢先生晚年在注重研究明清活字本的同时，还重视清代刻工和纸张的研究。他在《吴刻古文辞类纂>一书的题跋中，详细地论述了清代乾嘉年间金陵著名雕版刻工穆大展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他对开化纸的沿革也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藏清康熙顾氏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集)中，曾写一小记。兹将周叔弢先生的题记全文抄录如下：
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用开花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敷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本以证之。1982年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周叔弢先生作为著名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宏富、精严著称于世，而且还影印刊刻了不少善本古籍。为使罕见的善本古籍得以广泛流传，泽被后人，周叔弢先生不惜出资影印或覆刻出来，使其化身千万,长留人间。周叔弢先生影印的第一部书就是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女郎鱼玄机诗》。该书为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原书字体端庄，刊刻精雅，流传数百年仍神采焕发。此书原为清黄丕烈士礼居旧藏，书中有黄丕烈、颐莼、潘奕隽跋并题诗，曹贞秀、吴嘉泰、瞿中溶、戴延介、孙延、袁廷檮、石韫玉、徐渭仁题诗，朱承爵、王苞孙、潘遵祁、盛昱题款。可谓是流传有绪的宋刻精本。士礼居藏书散出后，民国初年，此书为藏书家袁克文(寒云)所藏，是其“后百宋一廛”中的精品。曾由袁寒云的夫人刘梅真亲自影抄一部。此书有一个时期曾抵押在周叔弢先生的四弟周季木处。因为周叔弢先生与袁寒云为莫逆之交，周先生就借来原书，由个人出资，特请日本山本照相馆摄影制版，然后寄到日本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印数不多，外间流传极少。笔者曾在周氏后人处见到该影印本，字开本似较原宋本稍大，犹是毛装。确是下真迹一等的精品。周叔弢先生还影印过一部《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封面书名为江都方无隅先生(别号大方)题写，全书收录袁寒云庋藏的宋椠佳刻二十九种，每一种都详录行款、刊刻牌记，收藏印章、题跋观款以及纸墨状况、装潢形式等等，且由袁寒云亲自手书上版，字体隽秀流动，确实别具特色的宋本书目。兹影印《唐女郎鱼玄机诗》一书提要，以飨读者。
周叔弢先生一生刻书颇多，限于本文篇幅，以下拟择要按照刊刻时间先后略作介绍：
1924年。岁在甲子，周叔弢先生时年三十四岁。这一年是周叔弢先生刻书最多的一年。 3月，影刻元本《庐山复教集》。封面刊记日：“甲子三月建德周氏新刊。”书后并有傅增湘的跋文。 11月，周叔弢先生校刻《屈原赋注》。封面刊记曰：“甲子十一月建德周氏校刊。” 按《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二卷。据段玉裁撰《戴震年谱》，是书撰于乾隆十七年，刊于乾隆二十五年，首有卢文绍序，尾有汪凤梧跋。本书以大义贯文旨．以训诂明大义，卢文绍所谓““诣博而辞约，义勤而理确，”其释义之精当远远超过明清诸家，为洪兴祖、朱晦庵之后，最谨严笃实、博雅精约的《楚辞》研究著作。此书原刊本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歙县汪氏木疏园刊本。原书为宋体字．刊刻工整端庄，堪称清刻上驷，惜传本无多，难得一见。为了使乡先辈的著述广为流传。周叔弢先生乃出资刊印。覆刊本刊刻极精．颇有下真迹一等之感。可惜的是这一覆刊本也流传极稀．笔者访求多年，未能遂愿，仅获得残帙《音义》二卷，以其为周氏精刊之本，亦深自珍秘，爱不释手。
12月，影刻珍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封面刊记日：“景宋本寒山子诗，甲子十二月建德周氏新刊。” 早在1917年，周叔嫂先生以廉价收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宋本《寒山子诗》流传至近代仅存两部，即此部及日本宫内厅图书寮的另一部。据亲眼见过这两部书的傅增湘鉴定，周叔弢先生所藏一本不仅内容更齐全。而且刊刻时间也早于日本藏本，且经清内府收藏，书上钤有“天禄琳琅”、 “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宝”等玺印。初涉书林的周叔弢先生因得此书而欣喜地命名他的书斋为“拾寒堂”(后更名为“寒在堂”)以为纪念。为了使这部珍贵的典籍广为流传，周叔弢先生乃斥资覆刊，覆刊之本，纸墨俱佳，刊刻极精。其中有几部以旧存开化纸模印者，更是纸自如玉。墨凝如漆，堪称传统印刷工艺的标本。
在一册建德周氏影刻宋本之后，周叔弢先生题写了如下的跋文：
此书原本楮墨精雅．其刊印时地无可考，以字体审之，当是南宋初杭州雕本。余于丁巳(1917年)十一月与宋绍兴本《诗史提要》同得于天津。《诗史提要》康熙时殿本从抄本出，佚撰者名，且多增改，惜当时未取宋本校之。旋以《诗史提要》从傅沅叔丈易钱，刻《圆觉经疏抄》。因念世无善本，遂用西法摄影．付北京文楷模刻。
十月，上海涵芬楼借周叔弢先生珍藏的元本(孝经)影印，即《四部丛刊》本。封面刊记日：“丁卯十月建德周氏以所藏宋刊本属上海涵芬楼缩印。原书版高营造尺七寸，宽四寸半。”此本《孝经》旧题宋刊，后经张政娘先生考证，乃元初义兴岳氏所刊。故应定为元刊(见《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四部丛刊)本《孝经》刊行后不久，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酬赠周叔弢先生。该影印本版心与《四部丛刊》大小相同，惟书用佳纸，天地阔大，印本稀少，颇可赏玩。同年，周叔弢先生还以珂罗版影印过元本《孝经》。这个印本的特点是比原本略微放大，且为彩色影印，书中原有的乾隆御玺和其他名家收藏印也都用红色套印，非常逼真。据说该书还有用不同纸张印刷的，其中最珍贵的本子是用乾隆高丽纸印刷的。第二年．即1928年10月，周叔弢先生又将珍藏的元相台岳氏刊本《孝经》付工影刻。封面刊记日：“景宋相台岳氏本孝经，戊辰十月建德周氏新刊。”这是周先生第三次将该书付印，可见其对该书的珍爱。此次影刻，刻工极精，一丝不苟。笔致神韵，直逼原本。
1929年9月周叔弢先生从江都方地山(大方)先生处借得清道光石韫玉古香林刻本《九僧诗》，并影刻之。周先生并有跋文云：
已巳(1929年)九月，从大方先生借此本影刻．误字未尽校也。
己巳十二月，少微十兄以手校本见赠。良友嘉贶．盛情可感．他日重印时当照改也。
辛未(1931年)十月，得士礼居旧藏毛氏影宋抄本《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其前集即《九僧诗》，因取校一过，行格字句与少微所据毛斧季抄本悉同。惟前无总目，宇帖诗只十二首，盖当日毛斧季所传《九僧诗》即取此书前集，另抄以行，并为增补，不复存宋本之真矣。
1930年8月，周叔弢先生影印宋书棚本《宫词》。封面刊记日：“景宋书棚本宣和宫词附三家宫词，庚午八月建德周氏印二百部。”此书影印甚精，用纸装潢，均极讲究，据说还有四部是用明纸印的，其书品精雅，可与董康影印宋本《龙龛手鉴》相媲美。笔者有幸在沪上访得一部，首叶还钤有“自庄严堪”的朱文印记。
1936年7月，周叔弢先生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日：“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 沈涛字西雍，清浙江嘉兴人，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十经斋文集》、《柴辟亭诗集》、《匏庐诗话》、《说文古本考》、《常山贞石志》、《铜熨斗斋随笔》、《交翠轩笔记》、《论语孔注辨伪》、《洛州倡和词》、《瑟榭丛谈》等，以上各书均有道光刻本，但传本皆稀，原本难得一见。
周叔弢先生的挚友劳健(字笃文)浙江相乡人，劳氏与嘉兴沈氏有姻亲关系，劳氏发愿刊刻沈氏遗著。以广流传。周叔弢先生出于对老友的友谊之情，乃出资刊刻了这部《十经斋遗集》。
《十经斋遗集》包括《柴辟亭诗二集》、《十经斋文二集》、《九曲渔庄词》、《柴辟亭读书记》、《易音补遗》、《绛云搂印拓本题辞)等，这些均为未刊稿本，此刻当为第一次刊布。由于周叔弢先生是深知古书真谛的爱书者。他之印书，不仅重其内容，也非常重视它的外观形式．每印一书，都是当作一件工艺品而精心制作的。以《十经斋遗集》而论，该书版心差小，宋体字方严整饬，毫无清代晚期那种方块字的板滞之感。笔者亦有幸得到一部原刊朱印本，该本书品宽大，还是初印毛装本。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刻善本。(本文写作。承蒙周景良先生以及李国庆先生提供重要资料，谨此鸣谢)
之三：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徐乃昌
漫乙卢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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