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报道,同批来自高校的不止罗林姣一人,他们包括: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白宏涛,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包毅,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朱洁,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李奔,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露思等。

在专家看来,清北、哈佛高材生到街道办入职很正常。“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进步,说明中国社会的教育、发展水平都在大幅度提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择业自由,清北的高材生到哪里工作都是很正常。“有些人就不适合在大学教书,更适合从事基层管理,这很正常。”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分析,清北的硕士、博士也不一定就要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人才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每行每业,都要有高级人才占据领军地位,这样社会才能形成整体进步,而不是仅仅集中在金字塔顶端。而且每个人的性情、爱好、特长也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也应该多样化。

从此次焦点所在地杭州余杭区的情况来看,2019年余杭区GDP达到2824亿元,比肩青海省,财政收入超过700亿元,居浙江首位。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龙头阿里巴巴就坐落在余杭区,在阿里巴巴的带动下,余杭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根据公开报道,余杭官方有关人士表示,随着余杭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经济环境、产业结构、人才生态等众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几年,余杭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治理任务繁重,需要大量专业管理人才充实到基层治理当中。

牛凤瑞说,余杭区作为数字经济发达的区域,社会管理、社区管理也就必然需要高端人才。“咱们现在要搞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建设,需要高端人才的加入,现代化的城市社会管理,没有相应的人才来保证,那就是空话。”

收入高、待遇好

清北、哈佛的高材生到杭深基层就业,一大原因在于这两个地方提供的待遇好,发展空间大。

比如,在余杭,清北招聘录用人选中,博研参照事业副处级薪酬水平,硕研参照事业正科级薪酬水平,政府中级雇员年薪博研约38万元,硕研约35万元。海外招聘录用人选中,政府高级雇员年薪约50万元,政府中级雇员博研约38万元,硕研约35万元。此外,继续提供在生活安家补贴、人才公寓使用、租房购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不重复享受区内其他优惠政策。

另外,余杭还为“清北生”提供生活导师和工作导师,开设“菁航班”定期开展主题培训;用人单位根据人才特长、专业背景安排能够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制定符合他们实际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到职一年之后,组织部门通过考察了解表现情况,还会根据个人意愿、结合岗位匹配情况,作二次分配,根据专业背景和个人特长,不断优化调整队伍,人尽其才。

此外,杭州和深圳都是副省级城市。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这些高端人才到街道办任职,级别并不低,而且待遇非常好,不仅收入高,而且还有人才公寓、安家费等,上升空间也大,而且工作还稳定。“现在一些收入高的企业动不动996,到35岁还可能被优化掉,相比之下,去街道办稳定多了。”

“杭州余杭的街道办,经济实力太强了,能提供的待遇好。像我们这里的乡镇,是不大可能招来清北的毕业生的,县这一级都很少。”湖北西部一个山区县的乡镇干部周先生说。

实际上,在街道办之外,深圳几所超级中学也吸纳了一大批清北毕业生。其中,去年10月,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级中学发布2020届毕业生拟聘名单,20个录取者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有13人为清北本硕连读。

杭深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这些高材生扎堆杭深街道办、中学的背后,是近年来杭州、深圳在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发展的亮眼表现。

丁长发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在国内名列前茅,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可以招来很好的人才,促进区域经济未来转型升级 为未来高质量人才做好人才储备。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巡视员、副院长谭刚对第一财经分析,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以科技创新驱动为主的道路,比全国早了很多年,并且效果比较明显。尽管在早期深圳也出现过高新产业对经济贡献不大的阶段,但到后面贡献度越来越高,尤其是诞生了包括华为、腾讯等一大批知名顶尖企业,对整个经济的拉动影响特别明显。

2015年以来,深圳人口增长迅猛,其中,2015年、2017年、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都在全国领跑。

在杭州,杭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3795亿元,增长15.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高于GDP增速8.3个百分点。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增长14.6%,物联网产业增加值增长13.6%,数字内容产业增加值增长16.3%,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增加值增长15.7%。

数字经济引领之下,杭州的人口增长势头十分迅猛:2015到2018年增量分别是12.6万、17万、28万、33.8万人,逐渐追上广深;2019年,首次超过深圳和广州。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幅为5.65%,同样在各大城市中领跑。

来自杭州市人才办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杭州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共人,超过2019年全年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人的总数。

丁长发说,清北的高材生扎堆杭深,一方面显示杭深对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也是这两个城市加快转型升级的体现,通过引进高端人才,把政府的服务水平、营商环境再提高一个档次。

牛凤瑞分析,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财政实力的雄厚这是吸引高端人才尖端人才的重要条件。工资水平是人才价值的一种社会外在形式,没有相应的工资待遇就很难吸引人才。杭州、深圳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社会需求,招揽清北、哈佛人才,这也跟人才流动的趋势相匹配。“所以这只是个开端,我估计其他地方有条件的也会效仿,总体上,这对我国发展来说是个大好事。”

牛凤瑞说,城市的高新产业发展越好,转型升级越好,就越有财力来做这些事情,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种基层街道社区管理经验的丰富,也为我们中高级行政管理人才管理队伍的建设储备了后备力量,这是我们国家未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另一方面,近年来,对清北的高材生来说,到杭州、深圳去,到街道办、中学去,相当于选择面进一步拓宽。从就业区域分布来看,近年来,清北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比例逐渐下降,而到广东、浙江等地就业的人数在增加,这实际上也是人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

数据显示,北京大学2013年届毕业生签约单位去向中,62.2%留在了北京,仅有9.2%的人流向广东,4.3%到上海。但到2019年,留在北京的比例仅为43.5%,比6年前下降了18.7个百分点。2019年,北大毕业生中,有20.62%到广东就业,6.48%到上海就业。

清华大学的情况也有所类似,2013年清华大学毕业生中留在北京的比例为53.7%,到广东的比例为9.8%,上海为6.9%。2019年毕业生中,留在北京工作的比例为44.2%,而到广东就业的比例增加到了17.8%,到上海就业的比例为12.9%。

总体上,清北这两所顶级高校参加就业的毕业生中,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离开北京,到更多的地方去,清北对区域发展的支撑进一步增强。(林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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