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舞台。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街以其独具的特性，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者 /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 /《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79-86页
古典戏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草民（或民妇）当街拦官轿（甚至是御驾）申诉，其场面之凄惨，围观群众无不恻然动容，从而引出一桩千古奇冤的大案。那么，我们要注意两个关键点：一是拦轿的地点往往选择城市最主要的街道，二是当街拦轿产生的社会效应的辐射力和穿透力，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甚至上动天听，直至历千百年演绎而久传不衰。那么，具有典范意义的唐长安城，在相对封闭的坊市体制下，街作为不可或缺的区域空间为城市社会搭起了什么样的舞台？而城市社会在这一相对开放的空间区域，利用其所具有的社会公共性和公众性特点，是如何演绎和开拓历史的？尤其是长安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都城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街所营造的社会空间？
一、长安城的区划与地域空间分配
唐长安城，因其宏大的规模、严密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坊市，成为史家心目中古代城市的典范。唐朝都城长安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唐长安为三重城，分为内城和外郭城。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宫城即“大内”所在，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外郭城则主要是以“坊”为区划的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三重城功能各有分工。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将外郭城分为114坊（包括东西两市），中央大街名为朱雀大街，南起外郭明德门，北至皇城南中门朱雀门（向北延伸至宫城南中门承天门）。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将外郭城坊市分为东西两街区，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之地。宫城占地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皇城占地面积约为5.2平方公里，外郭城占地面积约为74平方公里。
长安城的外郭城，就其区划，应该拥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一是由街道划分出的坊区，即城市居民居住区；二是市区，属东市与西市，即商品交易区；三是街道构成的区域空间（可简称为街区），即城内公共交通与公共活动区。都城作为城市社会的载体，具有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有区别又不可分的研究领域。人们在研究长安城时，因其严密规整的坊市制，而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坊与市这样两个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其实，由于街区所具有的公共性、公众性、开放性及延伸性，不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在城市社会空间领域中也发挥着坊区与市区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长安城的街，应该有几个层级：
一是指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具有轴心性质的街道，如外郭城轴心大道朱雀街，皇城内承天门街；二是以朱雀大街为轴心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南北向有十四条，东西向有十一条，包括四面顺城街，将长安城分割成井然有序的坊市，每条街道都有相应的街名，一般是以街道所在位置的顺序命名，通向城门的街则往往以城门名称命名，如金光大街、春明大街，其他街道则以方位加次序称呼，如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三是坊市的十字街、井字街。上述街的涵义，应是我们通常使用最广泛的。
二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承天门外的横街，类似于后来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
三是外郭城内以主要街道为界限的区域划分，即以南北纵向排列的坊为一个街区，如朱雀街东第三街，朱雀街西第五街等。这种街区也是行政区划和治安区划的一种组合。
坊、市、街三大区域，坊与市规划为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因此，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封闭式的。东西十一条和南北十四条的主干街道是开放和可延伸的区域，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在84平方公里的唐长安城中，宫城和皇城共占十分之一强，外郭城占十分之九弱。那么，具有最大化公共性质和公众意义的外郭城主要街道所占的空间和比重是多少呢？据考古发掘，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即南北十一条和东西十四条），东西向的街道勘探出皇城以南的十条，南北向的街道位于皇城以南的部分基本都勘察清楚，按照已勘察出的数据统计，外郭城主干街道的总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占外郭城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强，七分之一弱。
二、街道政治社会功能探析
讨论坊市制度的突破，那些非官方的、非制度性的举动往往受到人们更多关注，实际上，坊市制度的突破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努力、共同需求的结果。多方面的需求，使得街道具有了多种功能，主要的如：官方的活动与举措——宣示功能制造的政治效应；徇街与徇市——政治与社会功能追求的警示效应；宣示功能向民间社会的延伸——社会炫示功能引发的社会潮流与导向；榜语与街议——信息传播功能制造的舆论效应。
1.宣示功能制造的政治效应：街道空间的政治利用
官府利用街道空间组织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以起到宣示或炫示的效果，发挥政治功能。隋唐在长安和洛阳举行的一些活动最为典型。例如：
隋炀帝正月朝会：万国来朝，戏场绵亘。隋炀帝在利用街道炫耀国力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在位时，东都洛阳“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把主要干道，变成一个展示与娱乐的大戏场，政治意义大于娱乐意义。
官方利用街的公众效应进行带有政治意义的宣示活动，还表现在举办重要的宗教活动上。轰动效果比较显著的有“迎经像”和“迎佛骨”。
唐太宗迎经像：彩车遮道。为迎玄奘自西域取经归来，诏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太宗御安福门观之。迎经像路线应该是：从外郭城西开远门入城，向东直抵皇城西安福门外，皇帝在安福城楼上观看，然后向南拐，沿皇城西墙（通安化门大街），到金光门大街后东拐，走金光门大街，沿途经皇城含光门，到朱雀门外，南拐，沿朱雀大街南行至延平延兴门大街，东拐，行至皇城街东第二街，南拐，直达晋昌坊东，进位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当然，到朱雀门后，还可以有几条不同的路线，虽然具体路线并无记载，但可想见，不管选择哪条路线，千余辆彩车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主要街道上，有皇帝御临观之，有信徒百姓沿街瞻仰，场面何其壮观，显然是能够达到最大的公众宣示效果。
唐懿宗迎佛骨：车伞万数，驾肩弥路。再看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春的“迎佛骨”盛典，万队幡伞，万数香刹，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蔬素祈福，全城“夹道念佛之音震地”，锦绣小车载歌载舞，沿途彩棚金镶玉饰，吹螺击钹，灯烛相继，真应了懿宗“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的意愿。宗教活动演绎成一场官方意志带动民间参与的举动，充分借助街道这个公众开放区域和开放功能，达到很强的宣示效果。
天门街（即朱雀街）祈雨，是唐朝以皇帝的名义，由官府出面，在主干街道上举办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重要公共及公益活动。德宗贞元中，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皇帝组织的祈雨，选址在天门街，就因为有宣示的意义，主要是做给民众看的。虽然最初属于官方行为，但后续活动却延伸到民间，成为商人扩大宣传的方式，应是政府的导向和鼓励。街道，越来越频繁和广泛地被用作公众和商业等活动的场所，街市的征象已经显现。
类似的还有一则：“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不是舞龙本身，而是围着龙舞。那么，舞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共场所，可能京兆尹也加入舞。在街上舞，有观者，目的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而形式却持续影响着民间社会。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街的宣示功能的发挥和延伸。
皇帝出行：千乘万骑，填街溢路。由仪仗、仪卫、车舆、冠盖、羽麾所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列，其宣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典型事例仍可举隋炀帝的出行，“隋大业二年……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三月，庚午，上发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东京”。
官吏出行：呵喝风生，道路相高。官吏出行也利用街的效应造足声势，长安城“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凡出行，则“路傍高楼息歌吹，千车不行行者避”，“街官闾吏相传呼”，刻意制造以势夺人的氛围。再如京兆尹之出，虽然“静通衢闭里门”，但声势也不小。温璋，唐咸通时尹正京兆，自天街而出，将南抵五门，一条朱雀大街“呵喝风生”。史书上描述最生动的当属温造出行，温造性格偏激，“不顾贵势”，穆宗长庆元年任御史中丞时，曾在街上仗决左补阙李虞，曳中书舍人李虞仲引马，捉知制诰崔咸从人，“恣行胸臆，曾无畏忌”，每出行，行李“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引起众忿，于是皇帝下敕：“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如按上所述，宰相出行火炬至少五六百，中高级官吏传呼前后超过三百步者大有人在，构成的街景也颇为可观。官吏贵族为争势争路而屡生纷竞，如敬宗时，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街行，因“为教坊乐伎所侮，导从呵之，遂成纷竞”，遂被贬为昭州司马。这样的街行纷竞事件并不在少数。针对道路喧竞、行李自大的现象比较普遍，穆宗时曾下敕，规范路遇的先后次序，禁止喧竞，禁止行李太过，规定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步。
上述主干道路上刻意制造的声势与引发的纷竞，表明街道明显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角逐的场所。五代和北宋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五代、北宋都城，主干街道已嫌狭窄，坊市制的崩溃、街市的形成也使街的空间活动受到限制，甚至连皇帝的出行仪式也因为街道狭窄、人员混杂而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威严。如北宋仁宗康定元年时，车驾行幸，侍从百司官属下至厮役都“杂行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又“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冯高下瞰，莫为严惮”。由此可知，皇帝出行禁街的规定显然已无法严格执行，呈现出一幅万民同乐的画面。街的宣示功能在这一层面已经弱化，社会公众娱乐功能放大。而且，因为街道狭窄，只好对出行仪卫规模进行变通，护驾人数不得不大为减少。
为解决街行矛盾，避免纷争，对官吏出行，宋朝出台了具体规定：“诸司非相统摄，皆称移牒，分路者不得笼街及占中道，依秩序以分左右。”以适应已嫌狭窄而且不断发生侵街现象的街道，整饬街行秩序。
由于都城规模的限制及坊市制的封闭性，唐官方对都城主干街道的政治性利用，远甚于他朝。士子及第的轰动效应也在都城的街道上得到充分体现，“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新榜动长安”的具体表现，即落实在“九陌人人走马看”。因此，“九陌”的动静是反馈公众效应的主要场所。
2.徇街与徇市：政治与社会功能追求的警示效应
古代刑人，为警示众人，往往当众行刑，以期达到最大效果。唐朝长安城宽阔的主干街正是具有最大公众效应的空间，警示就成了街的重要功能。唐长安城内的刑场，记载比较明确的有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东西两市，朱雀街，崇仁坊，京兆府前街，街东安国寺前街等。在子城中行刑，有时还特地“集百僚往观之”。
唐后期对重要案犯，为强化惩戒力度，往往采取：献（告）庙社——徇于两市——押赴固定刑场独柳树问斩的程序。史载，宪宗元和十二年平淮西，十一月丙戌朔“御兴安门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又，文宗大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发生，贾、舒元舆、李孝本被捕，“先赴郊庙，狥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又，昭宗龙纪元年二月，擒秦宗权，“上御延喜门受俘”，“以之徇市，告庙社，斩于独柳”。
可以想见，由于以长安为典型的都市，居民数量众多，主干街道宽阔整齐，“刑于都市”也好，“斩之于朱雀街”也好，或是“徇于两市”，都是在街和市的最具公众效应的场所，展示犯人、强化惩戒效果的一种方式。
先在皇城内左献庙，右告社，然后出皇城经主要街道游行（徇）到两市示众，再押回皇城到西南隅刑场问斩。坊市制下，一个“徇”足以达到最强效果。在皇城内献庙、告社周行一圈，可能走这条路线：出安上门——走春明大街——进东市北门徇市——出东市北门——走春明大街——过朱雀门步入金光大街——进西市北门徇市——出西市北门——进皇城含光门——斩于皇城西南独柳树刑场。出入皇城也可以走顺义门（西）和景风门或延喜门（东），沿皇城东（西）墙外街向南再走春明或金光大街。无论哪条路线，民众都会奔走相告，争先恐后，一路跟随，如无限制，还会赶赴刑场，观看最震撼人心——人头落地的现场。于是官府追求的警示效果、民众渴望的惊悚场面，在这种徇市、徇街活动中得以实现。如隋末，李渊斩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于朱雀街道，于是“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
对重要的死刑犯人采取游街——闹市处决的方式，应该说是最重的处罚，充分利用街与市，将官府所期盼的公众视觉效应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最具震撼力的政治警示功能。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代。
3.宣示功能向民间社会的延伸：道路炫示引导的社会风尚
宣示功能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而向炫示功能的延伸，是主干街道政治功能弱化、社会功能增强的表现，这种利用街道的炫示举动，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民间。
亲迎车队：遮拥道路，歌舞喧哗。睿宗太极元年，因“士庶亲迎之礼”过于奢侈，有人反映“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歌舞喧哗”，建议：“须知节制，望请敕令禁断。”
亲王聘妃：十里铺筵。宪宗幼子荣王聘妃，特地选择在朱雀大街上巡游，为展示和炫耀，唐代诗人有生动的描述：“帝子乘龙夜，三星照户前。两行宫火出，十里道铺筵。罗绮明中识，箫韶暗里传。灯攒九华扇，帐撒五铢钱。”
公主出降：“芬香街巷”。懿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
公主出殡：弥街翳日。《杜阳杂编》记载：“（同昌）公主薨，上（懿宗）哀痛之，……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卤簿，率多加等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降灵之香，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二十余里。……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及灵车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泣。”
重生，也重死，丧葬场面越来越隆重，送葬队列表演成分更突出。而观众正是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看来这是大规模送葬所追求的最佳效果。同昌公主送葬队伍行走的路线可能会选择出兴安坊，走东市西街，到宣平坊向东走延兴门街，出延兴门往东郊墓地，这是一段公众效应最佳的路线。懿宗和淑妃御延兴门送灵，又加强了公众奔看的热情。
民间也争相仿效，婚丧嫁娶过程中的花（灵）车游街、沿途演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风靡一时。
民间厚葬：“衢路舁行”、“徒以炫耀路人”。睿宗太极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燿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进传》载：“大历四年，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未几，又转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岁冬十月，葬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城内士庶，观者如堵。”代宗时，曾禁止“于街衢致祭”。穆宗时，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鉴于百姓厚葬过度，“及于道途盛陈祭奠，兼设音乐等。闾里编甿……殁以厚葬相矜，器仗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认为“人户贫破抑此之由”，上书建议：“今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并勒毁除。”
官吏赴任：鲜华相尚，倾城出郭。晚唐奢靡之风继续在街道上肆虐，甚至延伸到城郭之外，亦可举典型一例：卢渥“冠裳之盛，近代无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显。……及赴任陕郊，洛城自保厘尹正已下，更设祖筵，以鲜华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恶日两邑县官，卑秩麻衣，倾都出郭，洛阳为之一空。食器酒具，罗列道路，盛于清明簪洁松椟之日，填咽临都驿，前后十五里，车马不绝……有白髯驲吏声指曰：“某自拥篲清邮五十载，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街路活动连接到郭城外的官道，“前后十五里”，公众效应也确实空前，正所谓老驿吏所言“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
上行下效。《开元天宝遗事》卷四“楼车载乐”一段则更形象地描述了官贵与民众的互动：“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杨国忠及虢国夫人宅都在朱雀街东毗邻东市的宣阳坊，从私第出发由声乐引出，大车结彩楼，女乐数十，载歌载乐一路，未到苑中，声势已先造出。贵族、豪民乘风而起。
宣示功能向炫示功能的延伸，是长安“俗世化”趋势在利用公共空间方面的重要表现。在中晚唐奢靡之风的裹挟下，街上的活动侈丽眩目。上述这些活动，如果没有公众效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4.榜语与街议：信息传播功能制造的舆论效应
民众成为城市社会中数量日益庞大的群体，民众的向背、意愿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街，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场所，各阶层带有意向性的行为，很多是在街上发生的，利用街的公共性特征而传达这种意向。统治者在街上的举动也往往带有导向性，街成为官府与民间社会的沟通渠道。
1）街路舆论效应。虽然有些事件或舆论并不确切地发生在街上，但人们习惯用“街”来表示事件（举动）和舆论影响的公众性。
一例：街肆汹汹。文宗太和年间，牛李党争如火如荼时，杨虞卿依附李宗闵，引起御史大夫李固言的不满，于是借“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儿甚密，街肆汹汹”，虞卿竟因此被贬为虔州司户。
其二：街路喧哗。高宗弘道年间，魏克己主持铨选，选人不满放留结果，引起“街路喧哗”，于是被贬官。
其三：观者万计。开元初，宋璟为尚书，大革前弊，整顿铨选。选人王翰自恃颇高，“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
其四：匿名贴榜。武则天长安末，二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引起民愤，于是“右卫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穷理其状。宣宗大中二年九月，敕：“比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以乱国法。此后所由切加捉搦，如获此色，便仰焚瘗，不得上闻。”
街路、街肆的舆论效应，信息传播功能，成为党争打击对手的借口，成为选人和民众对铨选结果表露不满情绪的场所，成为百姓抨击宫廷佞臣的媒介。街作为舆论制造、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成为民众情绪、社会动向的重要场所。放榜虽然在皇城内，上述的街也是皇城内的街，但街由于属于相对开放场所，于是就成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制造的集散地。这种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往往会反映民众的情绪和社会的动向。
2）街衢喧哗。与上述匿名贴榜不同，也有直接利用街衢制造舆论的。
万迴，“貌若愚痴”，却常有“先举异见”，“上（玄宗）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迴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迴望见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
一些反映民众意向的政治民谣，也是经过街市等公共场所广泛传播。懿宗咸通末，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为宰相。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但备员而已。于是长安流传民谣曰：“‘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街中民谣，很多都会对政治舆论造成影响，往往也是政治问题在民间的折射。利用街谈巷议的舆论效应往往对朝政施加了一定影响。苏安恒，博学，武周长安三年，上疏抨击二张乱政曰：“自（魏）元忠下狱，臣见长安城内，街谈巷议，皆以陛下委任奸宄，斥逐贤良，以元忠必无不顺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乱之意，相逢偶语，人心不安。虽有忠臣烈士，空抚髀于私室，而钳口不敢言者，皆惧易之等威权，恐无辜而受戮，亦徒虚死耳！”强调“街谈巷议”民众舆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期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3）街所具有的社会舆论潜功能。史载：“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于是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将玄宗近侍“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因“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
玄宗登勤政楼观楼下市人及行者，看似平常之举，却掀起不小的政治风浪，甚至影响到宫廷权力之争的天平。而其后的政治背景则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在玄宗仓促逃亡四川的途中，太子李亨与大宦官李辅国策动马嵬驿兵变，杀掉玄宗宠臣杨国忠和宠妃杨玉环，回师北上，在灵武即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平叛之后，玄宗回到长安，父子重逢，两相尴尬，在李辅国的主张下，将玄宗安置在偏离政治中心的兴庆宫，玄宗郁闷无聊，登临勤政楼。因勤政楼位于兴庆宫西南，紧邻东市和街道，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看见昔日“三郎天子”，不禁怀念开元天宝时的盛世辉煌，才有“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但群众的反应“传呼万岁，声动天地”过于强烈，显然已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很可能会威胁到肃宗李亨的宝座，于是，玄宗被迫迁入大内，彻底隔断了他与民众的沟通与联系。玄宗的结局只能是郁郁而终。
4）邀驾与接诉：街衢拦轿投状之源流。小说戏剧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人头簇拥的繁华街道上，某一高官（巡抚、巡按之类）出行，仪仗护卫前呼后拥，忽然一女子拦轿喊冤，于是引出一段弥天冤案。实际上，唐朝法律确实允许百姓以击登闻鼓、拦御驾、街衢拦官、投匦等非常规方式申诉，以使下情上达，还规定官吏要重视“街衢接诉”。如，考虑到一些赴京参加吏部选调而没有得官的选人，“经冬在京，穷悴颇甚，街衢接诉，有可哀矜”，于是文宗于开成四年，敕“宜委吏部检勘，条流钤辖。百姓们尽可能利用街道的公众效应，进行申冤等举动。
按法律如“理诉不实”要处徒刑，但邀驾拦轿这种形式虽然现实中受到种种限制，但却被民间津津乐道，演绎出的传说和故事长盛不衰。正是这样一种在街道上产生的公众效应，为戏剧小说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虽然信息传播和舆论制造不一定都是在街上进行，但是，人们却往往用“街”来突出传播的广泛性和舆论的公众性。所谓“街谈巷语”、“街肆汹汹”、“街路喧哗”、“街谈巷议”，正是因为传递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信息，而引起朝廷的重视。
三、街的延伸思考
在严格的坊市制度下，我们应该注意到主干街道被官方和民间充分利用，起到了沟通坊市、营造城市整体氛围和扩大城市社会交流的作用；在坊市制度逐渐松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到坊市制的松弛，也应该注意到街禁的松弛；在坊市制度崩坏的进程中，我们除了应该关注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诸如天门街及坊角的流动商贩，或破墙侵街、接檐造舍的侵街运动（因此，两宋的御街与唐长安的朱雀街已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应该忽视占据外郭城总面积的约八分之一强的主干街道，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与地域空间所发挥的独立作用。我们从唐长安城灯节开夜禁的“车马骈阗”载歌载舞、景风门外广衢戏场的“人闹已万万”、花萼楼下的“倾城人看长竿出”，是否可以感受到与《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街市、桥市同样梦幻般的繁华？
街所具有的公共与公众功能并不是唐或长安城独有的，我们探讨的意义首先是有一个历史前提——施行封闭式坊市制的城市制度，宽阔的主干街道，街的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社会功能才凸现出来，街——这一线形空间所营造的社会活动舞台才具有打通坊市、推动社会变迁的意义。其实，中国古代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地域，都还有很多可供我们研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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