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当下的问题，观看历史
读+：能否向我们的读者展示一些从未刊登、“不宜刊登”的老照片，并讲述一个从未讲述的故事？
冯克力：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新华社摄影部资料室曾经有过一段很宽松的时期，只要我们付很少的一些费用，通过很简单的程序就能拿到珍贵的照片。后来，审批手续越来越复杂，拿图越来越难。
有一次，我去他们那里挑选了一组摄于1956年公私合营的照片，照片反映荣毅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依然过着优裕的家居生活。这些图片曾经是公开发表了的，目的是宣传工商业改造的效果。画面中有荣家的别墅外观、家里有康乐棋牌室，还有他儿子手握猎枪展示被击毙麻雀的照片。但是这些图片我最终没有拿到。
我手里还有一批志愿军战俘赴台的照片，是台湾的秦风先生提供的，在那边都发表过。我希望能找机会刊发出来，让大陆读者也看看。
读+：您编辑老照片16年，对于“图片叙事”和“文字叙事”的差异，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冯克力：胡适先生曾经感叹，他读《史记》，对其描写朝代兴亡、君主废立、楚汉相争之类兴趣并不大，倒是如果发现司马迁哪里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是见到“女子蹑利屐”之类的描写，反而会眼前一亮。在胡适眼里，随处可见的战争故事都是些小事，而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录则珍稀得“不可方物”。
我也是胡适这种态度。我从一张寻常的民国小学师生合影里，看见了民国年间妇女解放的种种端倪，能深深体会那种时代前行的迥然步伐。在许多时候，时代变迁与进步并不体现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里，而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影像细节有时候更能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文字与图像都是人类文明结晶，我很感激和庆幸自己浸淫在这些文明成果之中。
有段时间，从新华社拿图很容易
不妨细看
“别人的照片”
记者刘功虎
画家陈丹青在给《当历史可以观看》一书作序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大众心理现象：老百姓一般都很喜欢照相，喜欢欣赏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但是普遍对“别人的照片”不感冒。
何况老照片、黑白照片，更何况“严肃照片”。他觉得大陆读者对这些会很“无感”。
然而，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系列丛书是一个例外。从1996年起，他受命主编的《老照片》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已出到第89辑，培养了整整一代人的“读图”兴趣。
陈丹青觉得冯克力创造了历史叙事的独有风格。此前他一直觉得，“院墙内的知识分子”十之六七不敏感于摄影，影像文化尚未养成普遍的知识立场、稳定的政治态度，很难维系一种不假借文字的历史眼光。
因应读者对老照片“内幕”的强烈兴趣和探究欲，冯克力推出了“精编升级版”《当历史可以观看》。
这本新书与老照片系列风格类似，不是简单的影集或图文书，相比欧美日本精装摄影专集既不高端奢靡，也不专攻“摄影艺术”。它的胜场仍在于拓展了的、精炼了的故事，在于作者纵横今昔的生活体验、融通中外的历史观念。作者不在乎照片是否原版、构图是否精美，只在乎照片的社会历史信息是否珍稀有趣。
毛泽东与潘光旦亲切交谈
1920年代的一个农民家庭
1965年，邱三宝的父亲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留影
记者刘功虎
主编《老照片》系列16年的冯克力先生日前推出新书——《当历史可以观看》，娓娓讲述征集、编辑老照片的亲历亲闻，咀嚼图里图外的滋味。
书中随附100来张图片，有些是新华社资料室当年被列为“不宜发表”的，有些从文物市场淘得，有些由两岸读者和藏家提供，还有些启封于公安部门的“敌伪档案”。
很多图片颠覆了教科书的传统表述，颠覆了我们固有的历史想象，让“社会偏见”显露几分尴尬。
国共两党领袖
的背影照
与政治生活、政治人物有关的珍稀老照片，是收藏者和读者的“同好”。冯克力曾经从新华社摄影部的资料室，淘得一张毛泽东与著名学者潘光旦谈笑交流的照片，在他主持编辑的《老照片》系列披露了出来。
此图摄于1951年10月23日，当时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教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摔断了一条腿，行动不便，大概是休息间隙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唯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慰问。潘光旦见毛泽东来到面前，忙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搭话。
这幅照片以瞬间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时期党的领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但这张照片，因为毛泽东呈现的是一个背影，而被新华社标注等级为“不宜发表”，在资料库里沉睡了几十年，直到冯克力发掘出来。
无独有偶。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与儿子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也留下一张珍稀照片。向冯克力供图的秦风先生透露，照片也因为拍的是领袖背影，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列为“不宜刊布”，直到蒋介石离世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冯克力感慨，很多时候，牵涉政治人物的照片在发表上会遭遇很多难以预料的阻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党派意识形态，更多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父亲的脸上
为何挂着尴尬
冯克力搜罗到一张题为《一个农民家庭》的照片，摄于上世纪20年代，是外国传教士在乡村采风时的成果。画面为山东地区某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全家福”，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显然是家庭的祖辈，男性老者须臾不离拐杖，照相时都拄在一旁。冯克力解读这张照片，认为拐杖迹近简陋，毫无美感，很像乞丐的打狗棒，然而此时此刻却具有了某种“权杖”的意味，与他那一挂苍然的胡须相得益彰，衬托出他在家中至尊的地位。
站在两边的分别是他们的儿子与儿媳。儿子是个中年人，满脸皱纹，是家里的顶梁柱，很有可能是后排几个女孩的父亲。有意味的是，他的表情里流露某种无奈与尴尬。冯克力认为，这或许跟他生育了太多女孩有关。后排一个较大的女孩手里抱着一个孩子，恐怕仍然是个女孩——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个男孩，大都会由奶奶或者儿媳在前排“自豪地”抱着，以示香火有继。
冯克力还收集过一张拍摄于同时代的老照片，是烟台一家祖孙三个男人的“纯阳”合影，照片中老者的儿子、小孩的父亲自信满满地微笑着。他们还把家中的“宝贝”拿了出来，摆在户外的桌子上，有煤油灯、闹钟、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以炫示家底殷实，充分反映了普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不论是“摆拍”，还是自然的抓取，经历了时间长河的磨洗，老照片往往透露出超越文字的珍贵细节，胜过千言万语。冯克力说，照相术的出现，让百年近现代史与此前数千年的历史书写有了最大的不同，而且面对老照片，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会心的解读。
邱三宝，
你在哪里？
十几年前，大约1998年，有位叫邱三宝的农村青年，在武汉市一所小学旁租了间屋，开了家裁缝店，向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投了一篇稿件和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邱三宝的父亲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的留影。
邱三宝在信中介绍，他父亲1965年前后还是一个青年，不甘在家乡种地，只身来武汉打工，算得上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照片中的父亲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皮凉鞋，衬衣下摆扎在裤子里面。“当年站在桥头留影的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了六旬老翁……父亲永远不会再年轻，而我却沿袭了父亲的生命。每个老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个年轻人都将渐渐衰老，直到有一天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冯克力被邱三宝的文字深深打动，刊发了照片和信件，按照来信的地址给邱三宝寄去了样书和稿费，并退回了其父照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样书、照片及汇款单都被邮局陆续退回，回执上写着“此人已走”。十多年过去了，邱三宝就像是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
在与记者电话交流时，冯克力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照理说，邱三宝写那封信是很郑重其事的，他一定会关注自己的作品能否发表，至少要催问编辑拿回自己父亲的珍贵照片。“他一定是遭遇了特别的变故吧。每每想到这里，我心里就觉得很不安。”冯克力希望借本报一角找到邱三宝，还他稿费和照片，解他萦绕多年的迷惑：“这些年，你怎么了？”
【访谈】
读+：您在品评老照片时，多有将历史与现实对照的习惯。比如在谈到照片细节的颠覆性时，就提到了2008年的“天价香烟事件”，提到那位局长戴名表、抽豪烟的网络照片。是否可以说，您在编选和评说老照片，也是在观照现实？
冯克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丛林里。意大利有个叫克罗齐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他有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我们要看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各个阶段，一环套一环，很难简单割裂。我们翻翻历史就可以看到，清朝末年面临的各种问题、社会质疑，近现代国共两党包括其他党派的诉求，近三十年来我们党所开启的改革进程，无一不是在围绕一个命题而展开，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民到底要追求什么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表现为一张张照片，所反映的核心逻辑一脉相通。
这里我要提一下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他当然不喜欢摆拍，他在1960年代拍摄了湖南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场，很好的主旋律，然而画面中迎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忧郁哥”，调调一下子就变过去了。吕布还拍了一张北京街头集会的照片，一个青年高呼着“正能量”口号，旁边站着戴帽子的老人则神情若有所思。当我欣赏这些照片，我不能无视它们所反映的深刻内涵。这种内涵，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无论你采取现实的还是超越现实的立场，精到的解析你必须到位，否则你不合格。
哪些照片是有价值的，哪些成了垃圾，只有经过岁月的沉淀，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有时候，对同一张照片，今天和过去的观感会形同天壤。历史研究永远是一种当下的精神行为。我们研究历史，永远是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出发，希望从历史的轮回中得到某些启示。所以我要说，照片是联通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没法割裂。
读+：阅读《当历史可以观看》，感觉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也有很多“温馨的记忆”：女教师娟秀优雅，孩子们无邪欢快。即便处于“围城“之中的长春，一个酒吧的鼓手也依旧是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
冯克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旧社会“万恶”的一面了解较多，对另一面知道较少。我们对那个时期的认知，是经过加减、筛选的。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把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阶段，也当作迈向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时期来表现，展示其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等各个层面。我记得我们刊发了一张台湾藏友提供的抗战图片，战士们奋不顾身跨越断壁颓垣，迎战日寇，那个瞬间就是对“国军抗日贪生怕死”印象的一个纠偏。
1949年以后，30年前，整个国家的图片、宣传画，都比较强调昂扬奋进的一面，激情燃烧、红光满面、欣欣向荣，几乎清一色这种图像，未免单调了一点。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更多呈现与这种记忆相“对冲”的另一面。我们刊发了一张上世纪60年代村干部的合影，从那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饥荒之后脸上的“菜色”，相对精简的干部构成，等等。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那个时期的个人很少有条件照相，真实的个人故事很少留下痕迹，也是客观事实。
总之，我们在编辑老照片时希望参差多态一点，差异化一点，让读者对历史认知有更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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