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网络上王健林金句和马云的段子引起小伙伴们的狂发与膜拜。
王健林：“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
你知道一个普通人得以什么样的速度才能达到马云1500亿(据说现在早已更新)：一天中奖500万，需三万天才能攒够1500亿，大约是82年的时间，每天一睁眼就中奖500万，还得不交税!
就是这么两个中国壕，恨不得成为全面偶像。
“富翁”康生
可是，“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康生，你可知他曾经多么“富可敌国”吗?早在1980年康生死后，故宫博物院在景山公园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的内部展览会，其中有康生的收藏，纯朴的中国人民被康生的收藏吓呆了，富翁康生的名号甚至传至日本。
究竟是多么大的数量，让人们的讶异程度不差于对今天的王健林和马云。
康生到底“占有”过多少文物?
“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这就是康生在五年时间内迅速“积累”起来的收藏。
传闻，康生在北京小石桥胡同的住宅里可谓是“金屋藏宝”，甚至是富可敌国，而这个小宅院的原主人就是晚清巨富盛宣怀。
在康生死后，有关部门曾经也统计过康生所占有的古籍和文物一共价值多少，均按照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估价，其中康生占有的古籍要8.6万元，康生出了2300元“购买”;侵吞的文物需要7.4万元，康生出了252元“购买”。
而那时甚至连个1角的硬币都还没有发行，只有1分、2分、5分的面值;再来换算一下，一个普通的铸造工在60年代末的月工资平均只有20元，16万是需要差不多600年的时间才能攒够!简直是碾压今天的王健林和马云!
另外一个权威出版书中的著录也是作证康生收藏数量之大的证据。
吴希贤编辑的《历代珍惜版本经眼图录》中，共收录51种宋金元版本，康生铃印的有17种;179种明代刻本中，康生铃印的有97种;60种清代刻本中，康生铃印的有23种。除去一些医学书籍中康生没有鉴藏过，其他50%的书籍都曾经被康生占有过。
康生所“占有”古籍及文物不完全目录
雅昌艺术网也查阅了目前网络中出现的有过康生铃印的文物，并摘取了其中最为重量级的文物名录，制作了一份康生“鉴藏”过的文物名单，尤爱藏书的康生真可称之为“大家”，当然是数量之大，而非品格之大。
尤为关注的是，就像乾隆喜欢在明字画上盖戳一样，康生在其藏书中也有留戳的习惯，大抵有“康生”、“康生之章”、“康生之印”、“大公无私”等，并且在其中自己喜欢的版本中题识，如在明刻本增订剑侠传四卷中，就曾有“康生看过”的题识。
宋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遗文》
中贸圣佳2016年秋拍中，康生旧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遗文一卷中就有其题跋：
宋刊朱校昌黎集，据王伯大序言云，刊于宋宝庆三年，予存宋刊本一部，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系另一宋別本，字体、刻工俱佳，惜只存一册矣。
字里行间透露出，这套宋刻本的珍贵之处，以及康生对于古籍的钟爱。
当然，作为在古籍收藏中造诣颇深的专家，康生并不仅限于看看，康生旧藏明版《醒世恒言》，后来赠送给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田家英，此版本世间只存有4部，康生占有的这部，来源极有可能是解放初期敌伪收缴品，其中这部是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康生让人仔细的把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其中还有一些有缺页的部分，一律都用染纸配补，康生亲自来校订。在第一册中，康生用自创的“康体”补了其中的118字，但是后来因为和书中仿宋体的刻本不匹配，从第三卷开始，康生以笔代刀，写木刻字，后来统计得知，康生一共为这部书增补了70多处，大约有3600多字。
这样的列子还有很多，至于康生与傅杰之间的恩怨，以及和后来被抄家的文化大家们的纠葛，大抵都是出自于这缘故，后来这些藏书大家的书籍都曾经被康生占有过。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俞平伯旧藏程甲本《红楼梦》就是其中的一个写照。
注：程甲本《红楼梦》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为《红楼梦》，通称为“程甲本”，是红楼梦最早的刊本。
归还回来的程甲本《红楼梦》中的康生铃印
俞平伯旧藏的这套程甲本《红楼梦》其实是一套残本，是文化大家郑振铎赠送给俞平伯，但是在“文革”期间被抄家，在离开俞平伯时，这套残本的原有“周氏家藏”的铃印，在被康生劫走，20年后才得以归还的珍贵书籍中，就赫然留着“康生”的铃印。
这就是文物盗贼康生的“发家史”中的冰山一角，其实早在“文革”开始之前，康生就已经是北京荣宝斋的常客，“藻玉堂书店”的创始人王子霖的日记中，也可以一探。
以下摘抄自王子霖1962年-1963年间的日记：
1962年11月18日半阴
康生代写送来旧高丽笺横幅“敏求”二字，琴条一幅。此两幅书均是鼓励之词，良可勉之。横幅左手篆文，琴条章草，均绝精者。曹轶欧谆谆相嘱：“送你的。”但是不敢自骄，自私。如非素邀见爱，而不会得此墨宝者。拟以一悬书室，一自藏之
1963年7月2日
上午，康生来，言要的书还账，不要的退还。当退还《南宋传》二册等，并说《异史》两本都看过，究竟还是《异史》较早，文字也未删掉，但是铸雪本已经制版，耗费不少钱，用原铸雪本后加校正就行了，并且相差也不多。
1963年7月23日
康生携夫人曹轶欧来……还了《天津书碑史料》款十八余元。
1963年12月28日
上午康生来，送还《古籀编》，还了《兵镜备考》一书账……
等等，诸如这样的流水账式的日记，王子霖记录了很多，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康生逐渐把重心转移到北京市文管处，现在看来一是看不上琉璃厂的东西，二来则是对于这些查抄文物的垂涎。
但是，康生为何这般钟爱藏书?
有人把康生称作为“雅盗”，虽然通过各种不切合实际的强制性理由，康生从文管处甚至是故宫“借走”了多件文物，但是在康生死后，他刻有一枚“交公”的印章，在他所收藏过的文物中都加盖了，一件不留，全部交公，但后来鉴于政治原因，在故宫举行的私人收藏展览中，这批文物又被称之为“收缴”。
康生铃印
康生，这是何为?难道早已参透“过眼云烟”?
费尽心思劫来的文物，把玩过后，全部交公，这远比《兰亭序》陪葬唐太宗等显得“大公无私”，这枚“大公无私”的印章还是康生的印章之一。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康生，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文艺作品，尤其擅长中国传统书法、中国画以及收藏。除此之外，康生的家族还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是贡生，这是在科举时代中献给皇帝的备选人才，康生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后来康生就读的是青岛礼贤学校，这是一所后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教会中学，所秉承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生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三年之久。
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康生的家庭无疑是他日后钟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同时也养成了康生的骄傲。
康生在宋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遗文一卷中的题跋
一生被尊称为“康老”的康生在看到“郭老”郭沫若的书法时，曾经说道：
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
今天很多人都说，康生的骄傲和自尊绝对是有资本的，人品不高，但是书法造诣确是颇深，且自成一体。
也正是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自觉，使得康生在对于珍贵书籍以及文物的态度上，和他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今天为止，没有一条资料证明康生曾经有破坏文物的记录，但留下来最多的就是康生鉴赏过的印章痕迹，或许在康生看来，这样就如乾隆皇帝一般，即为拥有。
宋刻本《战国策》 存二卷
在即将上拍的这套宋刻本《战国策》十卷也曾经是康生的旧藏，同时更是乾隆皇帝御用藏书“天禄琳琅”的旧藏，我们尤其关注了其中的递藏铃印，具体情况如下：
著录于《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书上铃印有：“明浙江都指挥万表民望书籍”、“凤阳万氏忠节世家记”、“荆筠山人”、“就李爱荆汪继美珍藏”、“汪继美印”、“爱荆永藏”等，另外五卷端有“筠居子”朱文方印一枚。
每册前后副叶皆有铃印“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玺，正文首叶钤“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鑑”二玺,末叶钤“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二玺。
在这套宋刻本《战国策》尚未进入清宫之前，经由明代武进士万表、项元汴好友汪继美、藏书名家季振宜等人收藏，一直到最后一位季振宜死后，伴随他的其他藏品一同归于清内府。这才收归到《天禄琳琅》中。
宣统年间赏赐给傅杰，从此流失海外，这一部分的铃印有：“于怀”白文、“莲客读本”朱文、“归公”朱文、“康生”白文、“戊戌人”朱文、“邓拓”白文、“邓拓珍藏”朱文，流传有绪，出宫后先是东北地区的收藏名家于怀，文革期间，归康生旧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铃印中还没有“邓拓”铃印，一直在上世纪80年代退换民间之后，2016年再次现身之后，才发现“邓拓”铃印。
康生铃印出现在9200万的宋克临《急就章》中
可以说，天禄琳琅旧藏宋刻本《战国策》在康生的手中，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作为古籍的鉴藏者，看到其中的名家递藏的铃印，康生不会不知这宋刻本的珍贵，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战国策》是由宋曾巩订补，在中国嘉德2016年春拍中，宋克临《急就章》并诸家题跋中，以9200万元成功拍出，其中也有“康生”的铃印。
包括笔者所统计的康生旧藏书籍及文物中，有标注的都是曾经出现在拍卖场中，并且都以较高的价格拍出。其中也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广东崇正2016年春拍中，谷牧旧藏清嘉庆莱子侯拓片中，康生的题跋遍布其中，最终以2070万元的价格成交。
“是鬼不是人”的康生，最终被移除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康生”铃印却遍布他曾经占有的古籍中，无法移除，等着后来者们再做定论。
最后，再来简单的说说“天禄琳琅”。
“天禄琳琅”这四个字是乾隆宫廷珍贵藏书的统称，其实就与“石渠宝笈”一个意思，只不过前者是藏书，或者是收藏画罢了。
天禄琳琅为乾隆皇帝御笔亲题
乾隆皇帝作为书画收藏的爱好者，对于古籍善本的钟爱一点不少于画，“石渠宝笈”和“天禄琳琅”两部中国古代书画与古籍善本的著录均是开始于乾隆九年。和“石渠宝笈”所同步的是，“天禄琳琅”前后也是经历了三次的编撰。
“‘石渠宝笈初编’编撰于乾隆九年至十年，共44卷。’石渠宝笈续编’编撰于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共40册。’石渠宝笈三编’嘉庆二十年编撰，共28函，112册。三次编纂共收录书画作品万余件，编纂体例并无太大变化，按照名称、作者、贮藏地等相关信息进行收录。
严格的来讲，“天禄琳琅”藏书应该是乾嘉两朝的共同努力。“天禄琳琅”的御笔是来自于乾隆皇帝，乾隆四年二月，他亲笔题写“天禄琳琅”的匾额和联句。乾隆九年，正式下旨清点宫中藏书，又选择其中宋元明本中的善本，移储于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中。到了乾隆四十年，弘历便命于敏中、彭元瑞等人，为这批藏书编成了一部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并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只是“天禄琳琅”藏书的命运多舛，嘉庆二年，清乾隆的一场大火让这些皇家藏书付之一炬。“乾清宫发生火灾，殃及东侧的昭仁殿，收藏在这里的所有“天禄琳琅”辑录的古籍在大火中悉数被毁。这令当时的乾隆太上皇非常痛心，于是他下旨重修昭仁殿，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该书目共20卷，收录善本书664部，其中宋版241部、178种”。
对于拍卖市场而言，目前，“天禄琳琅”著录藏书的出现不超过30册，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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