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为讨伐军阀陈炯明举行第一次东征。图为东江群众为东征军送茶水。
1924年，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广州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任期间，周恩来一扫从前政治部工作的沉疴旧疾，提出并落实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政治举措。他以政治部为支点，为黄埔军校全校各个领域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参鉴与支撑。同时，周恩来在校内负责的“血花剧社”不但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还随军东征北伐，成为军中不可或缺的文艺力量。治校期间，周恩来从组织架构、宣传教育、人事任命、联合发展等四个层面，将黄埔军校废弛日久的政治部整饬一新；而在两次东征与北伐中，革命军建立了新型军民关系，取得了战事与战后整顿两方面的胜利，这也正体现了周恩来在政治、文艺工作方面的卓越才能。周恩来所主持组织的政治工作和文艺活动为治校、东征和北伐皆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障，为军队和民众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
黄埔军校政治部早期形态
黄埔军校建立之初，曾有戴季陶、邵元冲两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第三任。而在周恩来之后，又有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四任主任。可以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履任的短短一年，既向前追溯、修正了前两任工作者的经验与失误，又为黄埔军校后续军事实践的开展，作出了开创性的政治制度确立与政治工作部署，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光辉范例。
黄埔军校建立后，孙中山曾发表演讲，明确指出军校的创办目的是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组成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重新创造革命事业。即便作为一所以军事教学为重的学校，政治工作的长期搁浅亦会造成工作的停滞。黄埔军校成立初期，政治部架构非常简单，只设有政治部主任和负责讲课的教官。在戴季陶、邵元冲接连卸任后，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出现了几个月的悬空，只有两个负责记录工作的书记，也就更谈不上开展政务工作。由此可见，在周恩来就任前，不但政治部形同虚设，校内的政治工作也如死水一潭，引发了广泛的校内抗争，还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进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青年周恩来的政治思想变迁
1917年，周恩来赴日留学。他渴求知识，租住在便宜的“贷间”，通过阅读、社交等渠道获取各种信息。
1920年，周恩来在旅法期间，在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浪漫情怀感染下，也曾向往过自由的社会形态。然而他很快明白，只喊口号、只去批判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救国兴邦。而且，徒劳地延续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根本无法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对抗。这也是周恩来凭借优越的外文阅读能力对马克思主义深入钻研后得出的结论。
周恩来也曾主动学习并接触过包括费边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思潮。最终，他在刊物《少年》上逐一对其进行批驳否认。周恩来曾说“谈主义，我便心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于青年周恩来而言并非是一次简单的心动，而是历时多年、周游各国，对众思潮进行学习与比对后审慎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在之后的人生当中，周恩来亦是将共产主义信念坚守到底，一以贯之。
在考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意识到了纪律的重要性，明白共产党要的纪律绝非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宗教狂热”，而是有着统一意志的、具备包容性的组织纪律，不必强加于思想禁锢与行为限制。推荐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张申府也曾强调，纪律对共产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怀揣着笃定的信念，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无尽的喜悦。他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早期话剧活动与文艺观
1914年，周恩来就读的南开中学成立了南开新剧团，16岁的他在剧团中担任的工作非常全面，可以分为新剧理论与创作实操两个方面。周恩来的戏剧理念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实用性，他将新剧当作爱国情怀在艺术方面的具象化表现，认为话剧这种通俗的形式，可以达到更为广泛的教育效果。
新剧，即新式话剧。周恩来认为，旧戏的立意不高，故而很难单单从剧本着手去改良。同时，周恩来也并不是对旧戏全盘否定、对新戏全盘接受。对于新戏中不加打磨的草台班子、一味迎合观众而拉低的创作下限，周恩来也并不认同，他认为，“堕落”的新戏，并未习得真正新剧的主旨，反而会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新剧应是“大成若缺”的自然相，“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
除却后期理论上的积极立义，周恩来在话剧的前期创排、中期呈演上都负责过各种各样的工种，这也是他自小的爱好。在南开剧团里，他除了担任布景部副部长，还参与了话剧编剧。因当时剧团缺少女性成员，形象俊美、又颇具演戏天赋的周恩来便承担了反串女角的工作，如《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等。
周恩来归国前夕，广东已成为全国革命中心，1924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然而，广东党组织的状况却远远跟不上风云变幻的时势。从周恩来早期的论文、日记当中可以发现，他更多关注抽象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仍需回国针对具体国情、具体组织参加革命实践，这正与黄埔军校成立前夕的广州形势非常类似。周恩来落地广州后，首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宣传部部长，会同孙中山一起筹备革命武装。这时满怀救国热情、拥有丰富政治见地的26岁周恩来，与草创阶段、政治工作亟待开创完善的黄埔军校，即将完成一次重要结合。
此时的周恩来，带着确认的共产主义信仰、完备的艺术创排体系，等待着一次祛旧扬新的尝试——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与文艺工作
1924年11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周恩来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且立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部署，建立了一套成熟且完备的政治体系。但是，周恩来的政治思想与文艺才能绝非一蹴而就，在黄埔军校开展的政治与文艺工作，是周恩来厚积薄发交出的一份答卷。
政治部的开创性整饬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在张申府的推荐下出任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对掌握武装高度重视，曾表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校担任教官时期，他为第一期学生讲授的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履任政治部主任后，周恩来又分别从组织架构、宣传教育、人事任命、联合发展等数个方面着手，重整黄埔军校政治部一应事务。政治部早期的状况，在周恩来大刀阔斧的改革下，不但没有成为阻碍，反而为他施展拳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组织架构方面，周恩来将原本在校外的政治部搬迁至校内，与军校各项活动紧密对接，并重新设立了政治部的架构，明确了工作制度和秩序，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确立基本架构后，周恩来又明确了各股的基本工作任务，细化为条例，还针对校内师生制定了不同的调查表。
宣传教育方面，周恩来改革从前陈旧的风格，选择了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他敏锐地意识到，黄埔军校培养的军人，不能只是一根筋、没有信仰的莽夫。作为革命家，他们需要明确为什么要革命，革命要打倒谁？革命军与从前封建军队有何不同？这样的不同如何体现在作风上？为此，周恩来每周都会组织政治演讲活动，通过问答、讨论形式保障学生的参与度，还扩建了图书室、广泛采买各类读物。此外，周恩来还利用丰富的新剧创排经验，组建了“血花剧社”，并制定政治教育各项指标，有目的、有规划地进行思想教育。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中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
联合发展方面，周恩来为积极调动校内外力量，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将会员发展至2000多人。
人事任命方面，周恩来在设立政治部三股架构后，特意选调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各股主任；委派蒋先云、许继慎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党代表；任命蒋先云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广泛地联合广州当地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等军事学校中的青年军人。
之所以能开展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活动，除了周恩来极强的能力与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基础外，还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周恩来乐于社交、善于社交，天然有卓越的领袖气质，如中国古代同为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的吴起一般“尽能得士心”。周秉德曾说：“他跟每个人都是很诚恳、深入、亲切地交谈……在抗日时期他有好多次的危险都是被他的学生给救出来。”周恩来重视因材施教，也重视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运用，不仅常常聘请国共两党主要人物和社会各界名流到军校作报告或讲演，还亲自举办并主持政治讨论会。
凡此种种，皆切实有效地提高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展效率，拓宽了政治部的正向辐射范围，把政治部塑造成黄埔军校不可或缺的关键部门。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道：“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他思考事务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血花剧社的建立与壮大
1925年1月，在周恩来的组织下，血花剧社正式建立，黄埔第一期留校的共产党员李之龙担任总干事，实际上领导血花剧社的部门也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之所以叫“血花剧社”，一说是典出黄埔军校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一说是典出廖仲恺所题“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对联。血花剧社剧本的核心内容与救国、革命等主题紧密相关，宗旨是“将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演出场所也并不拘于校内，军校大礼堂、操场以及校外都是血花剧社的舞台。
血花剧社创排了诸多优质新剧，如《血泪湖》《黄花岗》《鸦片战争》等。黄埔军校上下都被广泛地带动进去，杨其纲、蒋先云、伍翔、胡宗南、贺衷寒、王一飞、余洒度、关巩、廖开、张维藩、李靖源等军校第一、二期学生都曾参与其中，在讽刺剧《皇帝梦》中，开国大将陈赓曾饰演袁世凯五姨太。
周恩来政治和文艺工作对东征的影响
在革命军的两次东征中，周恩来的政治、文艺工作卓有成效进行，并对军队的征伐起到了方方面面的助力。这可以从军队纪律、军民关系、战后安抚三个方面分析。
军纪的制定与落实
对于一支庞大、崭新、国共合作建立的军队，严明切实的军纪，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出军队的威力；而松散、陈旧的军纪，则很容易流于陈弊。
周恩来要求革命军保持严明的纪律。穿戴方面，革命军被要求一律系红巾，军服整齐；生活方面，禁止随意抓壮丁、留宿民房、干扰当地市场等。同时，坚决纠察士兵的违纪行为，还邀请广大群众监督。广东革命军队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时，黄埔军校政治部发布《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宣布：“有违反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在这样明确且严格的纪律下，革命军真正做到了军纪严明、爱民恤民，“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
革命军的军纪之严明，与周恩来早期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宣传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征纪略》中记载：“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
积极唤起民众
1925年，周恩来在第二次东征军中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率领着一支已有作战经验，且在政治、文艺工作方面颇有建树的革命军。征战途中，革命军广泛联络群众，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组织战时宣传队、举行各种平民联欢大会、安排军队中的本地人先行到达当地进行宣传工作，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传唱《国民革命歌》、召开各界联欢大会等。《东征参战报告》中记载：“于是由政治部召集当地民众，开军民联欢大会，宣布我国民政府之政策，及本军东征之意义。并张贴各种图画、标语。”此外，革命军驱除列强军阀，打倒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查办地主张谷山、陈卓人等，大得民心，号为“义师”，“军行所至，人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
另外，周恩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加以宣传，对组织民众力量、赋予民众组织实权非常上心，“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他主持组建学生会、工会，实行政治民治、干部民选。同时，随军的血花剧社在东征、北伐中始终沿途演出，就地取材，以通俗的表现形式获得了广泛的“收视率”。北伐期间，军校政治部在汉口接管了一个叫新市场的游乐场，并将其改名为“血花世界”。《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本社自去岁正月一日成立以来，一年有奇……工作颇受军民之欢迎。对于唤起民众联合军民感情，实有圆满之结果。兹以事实要求本社有扩大组织之必要……讨论改组及以后进行事宜。”
东征后的行政工作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革命军面临着战后抚民、设施重建、建立新政等棘手问题。1925年11月，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正式设立行政委员公署，负责地方行政工作。就职后，周恩来除了要求军队不得对人民群众进行武力胁迫，造成人身与财产损失外，还在一番通电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行政工作的两条要义。“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战后紧急进行政务工作的安排，在短时间内稳住来之不易的战果。
周恩来表明，地方行政工作的落实，实际上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非政府孤军奋战，“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为了实现群众、政府的齐心共事，周恩来不再以公文等形式理政，长期组织、主持各界行政会议，要求各界选派代表出席，真正落实民众参政理政，保障各界人士权益，打下了当地坚实的群众基础，“徒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阂……召集所属各县长、各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县得派代表一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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