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倡导热情与想象,其代表作有《恰尔德·哈洛德游记》《唐璜》等,他的诗作被世人赞誉为“抒情史诗”,并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极具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的叛逆者,即“拜伦式英雄”。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
《拜伦传:传记与传奇》,
【英】菲奥娜·麦卡锡 著,
董 伊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拜伦传:传记与传奇》中,传记作家菲奥娜·麦卡锡评论拜伦 “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但他的回响依然存在,于是她花了五年时间追随拜伦的足迹,“前往威尼斯、罗马、拉文纳、比萨、热那亚、雅典和迈索隆吉翁,以及他度过童年的城市阿伯丁”,只为探查是什么原因在背后驱动着拜伦做出每一次的抉择,探索解密拜伦复杂又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故事过于盘根错节,就像一部宏大的戏剧,无论是孤傲的、狂热的、浪漫的,还是郁郁寡欢的、叛逆的、作为旁观者、流浪者的拜伦……恰恰因为拜伦所具有的千人千面的特质,使得他得到了无数人的青睐或鄙薄。
>>内文选读:
假如你回到1816年的欧洲,你可能会碰巧遇到拜伦的车队:黑色马车庄严肃穆,从布鲁塞尔出发,途经日内瓦,向着意大利的方向徐徐驶去。乘着这辆车,拜伦将自己流放。四十余年前,拿破仑大帝曾有一辆著名的座驾在热纳普被英军截获。拜伦的马车仿自这辆座驾,但改造得比后者还要奢华:车上有床、书柜、橱柜和各种炊具,需要四至六匹马牵引,可谓是装上轮子的宫殿。整车造价五百英镑,由马车制造商巴克斯特设计建造。1823年,可怜的制造商还在催促付款,拜伦却轻描淡写地回道:“巴克斯特要再等一等。至少再等一年。”据推测,当拜伦于1824年4月在希腊去世时,这笔账仍没有付上。
拿破仑长长的影子笼罩着拜伦的一生,鼓舞他,刺激他。拜伦出生于1788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夸张的时代,这让高格和马戈的一切都显得渺小。”拿破仑比他大近20岁,他的幽魂激发了拜伦的野心、异见、傲慢和随之而来的魅力,以及弥漫在他作品中的纵横交错的历史感。拿破仑的华丽,他的耐力,他的衣着,他的姿态,他用来修饰自己形象的勤奋的样子,滋养了拜伦一边嘲讽、一边创新的思维习惯。正如他对布莱辛顿夫人所说的:“拿破仑说得对,我离崇高和荒谬都只有一步之遥。”
比起情人,拜伦与拿破仑的关系要近得多。他对拿破仑吹毛求疵,眼尖的布莱辛顿夫人说,只有“情人之间才会如此挑剔”。他对拿破仑是真动了感情。1803年当拿破仑已成为英格兰的国家公敌的时候,这位义愤填膺的小学生却在为他的拿破仑半身像辩护,大骂那些“无耻的守旧派”。几年后,他对摩根创作的拿破仑肖像越看越爱,干脆请匠人为画包上了镀金的边框。他个人对皇帝的认同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拿破仑的失败引起了他的具身反应。在1813年莱比锡之行之后,拜伦绝望得四肢乏力,消化不良,并在日记中呻吟:“哦,我的头!好疼!消化不良真恐怖!我想知道波拿巴是如何一口口地咽下饭菜的?”
第二年,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拜伦记录道:“今天我打了一个小时的拳击。为拿破仑·波拿巴写了一首颂歌,抄了一遍,吃了六块饼干,喝了四瓶苏打水。把剩下的时间都消磨掉了。”这首颂歌悲愤交加,拜伦不允许英雄人物卑躬屈膝,觉得他理应像战败的罗马人一样死在自己剑下,或者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理查三世”那样毅然死在叛军刀下。尽管他的幻想破灭,但拿破仑的光辉仍然令他折服。对于拜伦来说,拿破仑是他的第二天性,是他思想活动的一部分,深深地镌刻在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拿破仑去世后,拜伦收藏了一些纪念品: 一缕头发,印着拿破仑的鼻烟盒,印着拿破仑的金币。还有一枚印着拿破仑的胸针,拜伦在热那亚送给了布莱辛顿夫人,他用一个潇洒的手势将它从胸前取下,但第二天还是要了回去。他说“带针的纪念物”不吉利,这个借口颇为可疑。在1816年离开英国之前,也就是分居丑闻发生的时候,拜伦预订了拿破仑加冕时的一套礼服,一直保存在皮卡迪利的一个经销商手中,但其实拜伦从未去取。虽说如此,启航前不久,他确实用从马尔迈森的帝国局抢来的盖有拿破仑之鹰的信纸给美塞·艾尔芬斯顿写了一封深情的告别信: 他附上了几张备用信纸作为临别礼物。当他的岳母诺埃尔夫人去世后,拜伦终于可以把NB作为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诺埃尔·拜伦,同时也是拿破仑全名的首字母缩写。他欣喜若狂地告诉利·亨特:“波拿巴和我是唯一的名字缩写相同的公众人物。”要知道,记录这一幕的亨特为拜伦立传时没少说他的坏话。
从1816年到1823年,拜伦在意大利流浪,脑海中充满了对拿破仑的怀念。他注意到,在米兰附近,原本为拿破仑设计的圆顶拱门遗骸“美到让人后悔它没有完工”;在伊索拉·贝拉岛,他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月桂树,在马伦戈战役前不久,拿破仑曾在这棵树上刻下了“不胜不归”的字样。拜伦本人不喜欢在树上刻画,他仔细检查了这几个字母,发现字样已“近乎磨损殆尽,像是有人故意将其擦去”。
在意大利,拜伦眼里的拿破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维苏威火山,在最终被推翻的那一刹那,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后,政治侏儒遍布欧洲大地:“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傻瓜的奴隶。”毫无疑问,他看到了涉足欧洲政治的自己——先是作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一名游击队员,然后是希腊独立战争的吹号手。但就算是把自己与拿破仑联系到一起,他也不忘自嘲一番。
1823年,他形容自己为希腊军舰中队提供的20万毕阿士特的资助“规模不是很大,但比皇帝拿破仑进攻意大利时的金额多了一倍”。他喜欢并熟谙军队的装束:头盔,制服,隆重的敬礼仪式和阅兵式。在拜伦精心安排的迈索隆吉翁入城式中,可以看出一种对拿破仑的致敬。当时围观的人中有一位叫作西奥多罗斯·弗里扎基斯的画家将这一幕刻画得像神话或史诗一样,拜伦在画上被塑造成一位军事英雄、民族救星。这幅画现收藏于希腊国家美术馆。拜伦的拿破仑主义,以及他积极参与同时代政治事件的态度,都是他与其他英国浪漫派诗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早在拜伦去世之前,他和拿破仑皇帝就成了英国报纸嘲笑的对象。拜伦在1821年写给他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现象:“我认为‘人类虚荣心在当代有两个最伟大的例子’,首先是‘前皇帝拿破仑’,其次是‘尊贵的诗人阁下’——意思是您卑微的仆人——即‘可怜的无辜的我’。可怜的拿破仑!他怎么也想不到,历史的车轮会拿他与‘如此卑微的人’作比。”言语间明显有一丝自鸣得意。从今天的视角看,他们之间有更多的联系。麦考利在1831年写道,二人都年轻有为: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已经有两个人去世了,他们在一生中完成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把自己提升到了巅峰。其中一个死在朗伍德,另一个死在迈索隆吉翁。
两年后,卡莱尔在《衣裳哲学》的一篇文章中将他们放在了一起,认为二者的生平都极具戏剧性,这可谓一语中的:
你笔下的拜伦发表了《乔治勋爵之伤》,有诗歌、散文等文类,内容丰富。你笔下的波拿巴发表了歌剧《拿破仑之伤》,气势恢宏壮阔,剧中可以听到火炮的轰鸣和杀戮的惨叫;舞台灯光是熊熊的火焰;节奏是守城士兵列阵的步伐,宣叙调取自沦陷城池的哀鸣。
在集体想象中,二人坚定不移地并肩站立: 身材健硕的拿破仑和英俊绝伦的拜伦是那个时代极为奇特的一对形象。年迈的花花公子乔治·“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在加莱度过了他流浪的日子,他正在为约克公爵夫人制作一幅装饰性的屏风,这是一幅由版画和素描拼贴而成的作品。屏风的第六扇也是最后一扇再现了拿破仑和拜伦,布鲁梅尔对后者记忆犹新,怀念他在伦敦的宁静日子。拜伦的身影镶嵌在鲜花中,但喉咙处却卡着一只黄蜂。
拜伦肖像。图源:视觉中国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的英国贵族是如何将自己提升到与拿破仑平起平坐的历史地位的呢?这位早期“三句一叹”的情诗写手是如何让自己转变为欧洲言辞之王的呢?这个来自南井镇的“胖乎乎羞答答的男孩”,这个“留直刘海”,即使在英格兰郊区也是招人怜爱的对象,其挑逗性的“俯视”会让最老练的上流女士心悸的男人,究竟是如何牵动各国民众的心弦的呢?“这幅美丽苍白的脸就是孽缘的开始”:卡罗琳·兰姆夫人在与拜伦勋爵会面后在日记中写下这句话剧腔十足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痴恋他的女人的心声。
拜伦是欧洲第一位现代文化名人。1812年3月,第一部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一经发表,就在伦敦大获好评,拜伦一夜成名,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觉醒来,我竟然出名了!”当然,事情并非像他说的这样简单。这本传记花去了我五年时间,为此我前往威尼斯、罗马、拉文纳、比萨、热那亚、雅典和迈索隆吉翁,以及他度过童年的城市阿伯丁,我要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在背后驱动着他,这件事情十分有趣。在布莱辛顿夫人看来,当她在1823年第一次见到拜伦时,“拜伦渴望成名,为此他无所不用其极:这经常导致他表达的观点与他的行为和真实情感完全相左。有时候,他甚至不惜脏了羽毛,沽名钓誉,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本书与拜伦出名的前前后后有关——他那“最叫人兴奋”的野心;他对自己人设的维护和管理,对肖像的细节和副版的把控;他在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名声之间搭的那座桥;声名狼藉后他和家人、随从吃的苦、遭的难。拜伦36岁便英年早逝,但他的影响留存了下来,且在许多方面方兴未艾。因此,本书不仅讲述他的一生,还讲述他身后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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