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童年味道”，有人会说“大大泡泡糖”，有人会说仁丹，有人会说江米条。今日我们来聊一种更古早的“童年味道”—宝塔糖。
驱虫健体护黎民，医药巨头首桶金
宝塔糖虽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印象最深的驱虫药品，但是它的历史绝非短短的70年。事实上，宝塔糖早在17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而且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因为民众卫生条件的简陋和医疗资源的匮乏，包括蛔虫、钩虫、猪绦虫和吸血虫病在内的寄生虫病一直都是人类难以彻底征服的顽疾。即便到今天，全球依然有数亿人饱受寄生虫病之苦。
截止在2021年，全球范围内依然有2亿人身患血吸虫病，面临影响不良和消化道疾病之苦。在8年之前的2014年，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体内患有蛔虫，可见寄生虫病的根深蒂固。
因为驱虫药物普及度不够与民众不注意个人卫生，在自诩现代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尚且有这般多的民众饱受蛔虫病之苦，那在卫生条件落后的过去，情况则更加严重。
如19世纪的美国，民众普遍都患有蛔虫病。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家庭，卫生条件普遍较差。而且因为电冰箱还没出现，所以几乎所有家庭每天都要吃掉很多开始腐败发臭的剩菜剩饭。
因为个人卫生防护的疏忽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不足，很多人都因为吃掉沾染蛔虫卵的食物而患上蛔虫病。这使得广大民众饱受营养不良和腹痛腹泻的困扰。
当然人们并非对寄生虫病束手无策，当时人们就开始服用山道年，也就是蛔蒿花提取物来治疗蛔虫病。只是因为药品性质和制药工艺上的欠缺，使得“打虫药”推广普及进展缓慢。
说山道年可有效驱虫，是因为山道年中的成分可以有效刺激蛔虫的中枢神经，使人体内的蛔虫发生无意识地痉挛抽搐。蛔虫无法自由控制身体，使其无法附着于肠道上，进而随着粪便排出体外。
山道年千般都好，但是吃亏在味道苦涩，不宜入口。要说成年人一咬牙，忍忍也就挺过去，但是小孩子是万万不肯吃这些“苦苦药丸”的。因此山多宁在儿童中推广极为艰难。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辉瑞制药的创始人查尔斯和恩哈特刚刚开始创业，正苦于没有好的投资项目。他们就在其中看到巨大商机，他们联手合作把山道年同太妃奶油糖混合在一起，最后制成宝塔状的药丸。
这些药丸，既能发挥山道年驱虫的药效，又兼顾太妃糖甜腻可口的味道，极易在儿童群体中推广，这便是后人熟知的宝塔糖。驱虫糖的研制不仅帮助辉瑞赚得医药生涯的第一桶金，更免除民众蛔虫病之苦。
之后在世界各国医药企业的努力下，驱虫糖已成为人类战胜蛔虫病的强力武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年，正值我国与苏联的“蜜月期”，驱虫糖也是从此时由苏联进入我国的。
其实公允地讲，驱虫糖的形状更接近于蛋糕房里裱花嘴下的一大块鲜奶油。但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少出现西式奶油，在国人看来这药丸更接近于寺庙中玲珑的宝塔，故而才得到“宝塔糖”的名字。
远隔千山得神草，华夏初现宝塔糖
宝塔糖在国内的出现，无疑给正在为蛔虫病泛滥而忧心的政府部门带来希望。但是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当时国内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宝塔糖的能力。面对4.5亿的人口体量，驱虫事业当何去何从？
因为两方面局限，导致我国无力大规模普及宝塔糖。
其一，是我国制药行业技术落后。无论在制药技术还是在制药机械上都落后于国际水平，技术和机械都需要大规模进口。
根据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关于宝塔糖的通用说明显示，每块宝塔糖重约2克，其中需含有山道年0.004克，酚酞0.008克，干燥蛋白0.035克，蔗糖1.95克。有效成分山道年是需要从蛔蒿花中提取的。
但是无论是提取山道年成分的设备，还是制药成粒的生产线，当时我国都是一穷二白。生产宝塔糖所需的大部分机械都需要从苏联进口。这就决定我国宝塔糖产量极为有限。
其二，是生产宝塔糖的原料需要进口，生产规模受制于人。通过技术人员多年的研发，我国已经具备制造提取和成药机械的能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核心原材料，一切设备都是枉然。
如上文叙述，生产宝塔糖的核心成分是蛔蒿花的提取物—山道年。但我国是不出产蛔蒿这种植物的。在1950年到1951年间，我国生产宝塔糖所需的原料药都是从苏联进口得来的。
蛔蒿，又称山道年蒿，是一种原产于俄罗斯的珍贵草药。这种草药原是种植于北极圈内的植物，喜欢在土地肥沃、透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上生长。进入十八、十九世纪后，人们逐渐发现蛔蒿的药用价值。
但其生长环境严重限制蛔蒿的产量，尽管后来经过苏联植物学家多年的努力试验，蛔蒿已经在北极圈外实现成功种植，但是成活率很低。为彻底解决国内泛滥的蛔虫病，我国决定尽行蛔蒿本土培植实验。
1952年, 在外交人员的积极斡旋之下，我国从苏联获取到蛔蒿的种子。经过农业部、化工部、卫生部、公安部的相互合作，在国内进行本土试种培植实验。
当时的蛔蒿种子有多珍贵呢？尽管处于外交“蜜月期”，我国也只从苏联得到20克蛔蒿种子。为增加实验的成功率，我方将这20克蛔蒿种子平均分成四份，在四个不同的国营农场种植。
原本，国际学界对于我国此举是不抱希望的。毕竟数代苏联科学家前赴后继都没能实现蛔蒿的大规模种植，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就能成功吗？所以提供我国20克蛔蒿种子后，苏联就逐渐淡忘此事。
尽管这在学术专家眼中是步十足的“死棋”，但我国却对其非常重视。在公安干警的贴身保护下，这四份蛔蒿种子被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这四个地方试种。
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仅有山东潍坊农场进行的实验取得成功。从1954年开始，潍坊农场就成为全国“山道年”提取原料蛔蒿的唯一的种植基地。
我国政府对这一成果格外重视。为避免敌特份子破坏，潍坊农场对此项目严格保密，仅仅对外宣称种植的是“一号除虫菊”。曾多次有民众偷取农场种植的蛔蒿，也都被公安干警侦破追回。
我国成功培育蛔蒿的消息同样震撼苏联学界。在1955年～1958年期间，苏联植物专家基里扬诺夫来华访问。当他听说我国已成功在潍坊种植蛔蒿后，曾先后三次从北京来到潍坊农场进行调查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末，蛔蒿在潍坊农场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640亩，年产蛔蒿花叶近15万公斤，年产种子3100公斤。潍坊农场的成功，基本解决国内对于蛔蒿的需求。
当时的潍坊农场，就为诸如上海爱儿康制药厂在内的国内制药企业提供原料，宝塔糖一度风靡全国。甚至在丰年时，我国还能利用潍坊农场的部分“存货”，用于出口换汇。
可以说一株小小的蛔蒿，不仅极大缓解困扰国家多年的蛔虫病问题，还能积极为国创收，从国外进口珍贵的机械和技术，建设国家。但可惜“花无百日红”，进入上世纪60,70年代，蛔蒿便开始走“下坡路”。
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困难时期。因为内外多方面因素，我国粮食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出现大规模饥荒。地处华北的山东省当时就是饥荒的重灾区。
为保证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潍坊农场不得不将种植蛔蒿的土地改种粮食作物，导致蛔蒿的种植面积从8600多亩锐减至500多亩。而且极为落后的储存条件使得大量蛔蒿草和种子遭到浪费。
如1961年，潍坊市药材公司将征收上来的蛔蒿用再生麻袋装载，放在室外露天码垛存放，结果导致2000多公斤库存的蛔蒿草发生腐烂。
再如，为解决库存蛔蒿的储存问题，1962年9月山东省卫生厅举办会议讨论蛔蒿的利用方法。最终会议批准“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直火加热、铁锅煎煮浓缩的办法生产驱蛔糖浆。
这么做的结果是，因为将含有大量杂质的砂糖作为制药辅料，且国产容器密闭性不好，熬制的糖浆最终发酵发霉，无奈将其丢弃处理。此事再度使近3500公斤的蛔蒿原料报废。
多番挫折几乎一度令国产蛔蒿陷入绝境。依靠在1964年“碰巧”发现仅剩的2小瓶种子，蛔蒿的种植才在大饥荒后逐渐恢复元气。好景不长，仅仅两三年后，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蛔蒿事业再度遭到摧残。
其一，是大量长势良好的蛔蒿被国内激进份子人为破坏。
其二，因为政局动荡影响潍坊农场的发展。其表现主要有三点，
首先，在特殊年代，潍坊农场管理层受到政治冲击。因为很多领导和技术人员受到激进群众的批斗，导致农场很多事务的推进受到影响。
其次，因为多方面原因，国营的潍坊农场最终放弃蛔蒿的种植事业。在激进份子的“努力”下，政府力量彻底退出蛔蒿市场，拱手将关系国民健康的中草药市场交给没有技术和市场渠道的普通民众。
最后，在政治冲击下，国营农场积累的蛔蒿种植技术被强迫地、无偿地向潍坊周边的农户分享。
原本关于蛔蒿的种植与培育，作为国营企业的潍坊农场积累极为丰富的经验。但是因为激进份子的无知与天真，潍坊农场的技术人员被迫公布大量国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来，严防外传的“国家机密”。
这些“机密”的泄露直接导致后来蛔蒿在山东当地的大规模种植，但也为蛔蒿未来在我国的绝种埋下伏笔。
产业规划失调控，蛔蒿绝迹神州土
得益于潍坊工厂无偿分享的大量种植知识，蛔蒿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上世纪70年代末，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一度达到18000多亩的巅峰。随之而来的是蛔蒿原料收购价的大跳水。
没有国家的战略调控和产业规划，国内很多制药企业只专注于眼前利益，大量收购廉价蛔蒿草，超量生产宝塔糖。结果导致1979年时宝塔糖的供过于求。
原本中蛔蒿草就因为供过于求“不上价”，外加市场上宝塔糖滞销，制药厂不再收购蛔蒿。于是，绝大部分农民都毁掉原本培育的蛔蒿田，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特别在1982年，因为制药工艺的进步，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发布通知，宣布淘汰127种药品与剂型，宝塔糖赫然在列。更是直接宣判蛔蒿在国内的“死刑令”。
虽然我们都知道，淘汰药品或剂型，并不意味着市场不再需要淘汰药品的原料。但在缺乏相关知识，且眼界狭隘的普通农民看来，淘汰宝塔糖就意味着“国家不让生产宝塔糖，就更不需要蛔蒿”。
一时之间，连最后那些还在种植蛔蒿的农户都将曾经的“心头好”付之一炬。1983年时，也曾有当地药材公司的老员工小心珍藏几瓶蛔蒿种子，希望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1985年，国家颁布相关措施，力图控制逐渐死灰复燃的蛔虫病。国内制药企业“闻风而动”，开始生产驱虫药品，并举高价来潍坊收购蛔蒿。但是这么多年不需要，事到关头谁还会种植呢？
当药材公司的老员工们搬出珍藏多年的蛔蒿种子时，发现在恶劣的储存环境下，那瓶种子早已腐败发霉。至此，作为一种极富药用价值的草药，蛔蒿在我国正式灭绝，山道多宝塔糖也随之消失！
国产蛔蒿的“无中生有”和“得而复失”，在我国制药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彻底的悲剧。虽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宝塔糖，但主要成分早已不是山道年，而是盐酸左旋咪唑。
当我们回顾这场悲剧时，我们清楚地发现没有人是获益者。在特殊年代叱咤风云的激进份子早已被历史抛弃。他们放弃过去的信仰，转而向自己曾经唾弃的神明寻求心灵的慰藉。
国营农场白白枉费数十年辛苦积累的劳动心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培育出的蛔蒿在国内灭绝。曾跟风种植蛔蒿的农民，原以为占到天大的便宜，结果兜兜转转换来一场空，只能在回忆时感叹世事无常。
这一切都与民间实体的短视有关。因为在制药业发展上缺乏调控，导致决策层失去对重要资源管控能力，将一个物种的存续全部交给市场。
同时，由于在学科上缺乏投入和重视，科研院所没能对蛔蒿进行深入研究，国家没有珍藏植物种子，最终导致蛔蒿的绝迹。因为民众短视，盲目跟风种植，导致供过于求，再生产无以为继。
当时的民众对事物理解狭隘，在得知药品淘汰后，鲁莽地抛弃蛔蒿的种植。最终结果是，他们在收获时没能把蛔蒿卖上价，当行情好时却发现再也种不了。可见市场是盲目的，政府调控规划是必要的。
可喜的是，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目前在产业调控和物种研究保护上，已取得长足进步。如蛔蒿绝迹的悲剧，在我们身边将越来越少。由衷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少些遗憾！
参考文献：
《用宝塔糖治疗小儿蛔虫病》1957年12期《中级医刊》А.Л.塔塔利诺夫 贺佳付
《从“宝塔糖”到“伟歌”辉瑞制药的发家史》2002年Z1期《投资与合作》章开元
《“宝塔糖”消亡之谜》2008年Z1期《医学世界》王建贵 刘晓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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