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团行抵东北时，伪“满洲国”业已成立，溥仪已就“执政”职。5月3日，调查团在长春访晤溥仪，有板垣及另一日本人在座。
李顿提出两个问题：（1）他怎么样到东北来的？（2）“满洲国”是怎么样成立的？
据溥仪事后自述，他当时想答称他是被日本人威胁利诱而来的，同时，又想问李顿肯不肯把他带到伦敦去？
可是，他看见了两个日人的脸，就老老实实照他们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李顿诸人闻言，点头微笑，别的话也就不问了，到了1946年8月间，溥仪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他痛快淋漓控诉了日本战犯，说明日本如何利用他为傀儡，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
溥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调查团已先于4月29日，将伪“满洲国”已成立的事实，报告于国联行政院；并言现在东北境内，中国政府已经不能行使主权。
调查团在东北做调查工作，约有七星期， 6月5日返回北平，该团早已料到，日本迟早要承认“满洲国”，因此，他们在 7月里，又往日本去访晤日本政府当局，要求展缓承认，至少须展至调查团报告送呈行政院之后。
调查团成员麦考益对日本内田外相说：若日本竟予承认，全世界将认为侮辱国联。
迨该团回到北平，9月4日签报告书。是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代表，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正式承认“满洲国”。10月1日，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发表。
李顿返自东北，偶患感冒，进北平德国医院医治，顾少川往访之，彼密语顾，谓彼个人看法，中国有三件事当作：（1）供给志愿军对日本作游击战；（2）加紧抵制日货；（3）加做国际宣传工作，使世界舆论站在中国一边。
亦有三件不当做的事：（1）勿对日本宣战，勿予日人以口实；（2）勿因抵制日货而将奸商置诸囚笼，或使蒙受任何羞辱；（3）勿对国联及其他国际机构，表示丧失信仰。
李顿还希望我国修明内政，建立巩固有力的政府，他本人是对我国同情的。
李顿报告书是国际联合会二十年历史上有名的文牍之一件，首为引言，叙述中国的控诉与调查团组织经过。
其次为十章，前八章将中日争端历史背景，与九一八事件前后经过情形，以及外交上错综关系，又“满洲国”之成立，及人民对新国态度，又上海战事经过，又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与开放门户政策，以及中国排斥日货情形，原原本本作一简要的叙述。
其最后二章，胪列解决争执的原则十项，并建议具体解决方案，此外尚有附件，有附图。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该报告书措辞虽简，篇幅则长。该团五人，意见主张并不一致，法国团员，好自立异，尤难应付，李顿煞费苦心，总算撰成五人同意的报告。
其主要出发点为二：（1）若仅恢复九一八以前之满洲状态，并非一种解决办法；（2）若维持并承认“满洲国”，亦非满意的解决。
调查团之看法（报告书第一百二十五页），谓若将东三省法律上或事实上脱离中国，将来必定造成一种收复失地的问题，使中国永远仇视日本，妨碍和平，亦可能长期排斥日货，此于日本长期利益，究不合算。
又谓“满洲国”之能造成，实由于日本参谋部之协助与指挥，亦由于日本军队之驻于其地，故此项独立运动，不得认为出于人民自动自愿。
因此，调查团建议东三省应完成自主以解决满洲问题，谓须在不抵触中国的主权及行政院完整之下，予满洲以广大的自主权，借以适应当地特殊情形。
基于前项断定与理由，调查团主张于两当事国均接受该报告书后，召集一种会议，称为“顾问会议”，从事讨论并拟制具体方案，以便建立东三省之特种政体。
至参加该项会议之代表，定为三类，即：（1）中日二国政府代表；（2）由该两国政府各自选派堪以代表满洲地方人民意旨的代表团；（3）中立国观察员，（但以当事国同意为限）。
其关于两国在满洲之权益的悬宕争执，由该两国同时个别谈判，设法解决，倘两国同意时，亦可请中立国派员观察。
关于各该会议之讨论结果，须做成正式文件四件，其中三件，为重整两国关系的条约三种，又一件则为中政府发表关于东三省特种政体的宣言，该宣言有国际上的拘束力。
李顿报告发表后，得到西方舆论界一致的好评。《纽约时报》称为该团通盘检讨，大处落笔，主张公允，毫无偏见，我认为此说是肤浅的。
伦敦《泰晤士报》则称，调查团提出各项建议，是中日二国一位有见识的友人，而非斤斤较量法律见解的公断员，此说当然深刻得多。
固然，调查团是中国的朋友，该团要替中国找一条出路，当然也是好意，然而，其所谓建议十分迁就日人所造成的事实。
该报告书（第一百三十二页）说：“吾们对于目前的实际状况，并不忽视，对于东三省现已设置且正在发展之行政机构，吾们也曾经顾到。”
故对于顾问会议之组织主张须有地方代表参加，俾可顺利地从现在的局面转进于新的自主政体阶段。
又如，对于满洲铁路问题，调查团主张改南满铁路为商营，而将所有该处中日铁路营业，合并为一，使皆得受到“南满路技术上宏富经验的好处”。
这样一来，岂非等于承认南满路的优越地位，而有支配全满各路之权？
此则历年来为日本所力争，而我国所坚拒之重要争端，今调查团一则曰商营，再则称技术，轻轻地完全满足日人的要求，真未免过分迁就了。
故假使日人接受调查团的建议，日人固然必须取消伪满组织，但事实上得到了日人所有的希望，而成了满洲的主人翁，我拥主权之虚名，彼受自主的实惠，将置我国外交上进退艰难的地位，故日代表在特别大会中，一度曾有让步的姿态。
再者，调查团报告对于撤退日军及不承认主义各端，仅重引特别大会及行政院议决各案原文，并未特笔重申。撤兵期限，更是只字不提。
报告为避免发生对日施行制裁及对日作战问题起见，不称日本为侵略国或违背宪章国，亦竟不用“从事战争”字样，而仅婉称为“变相的战争”。
可认为对日本的责备辞，仅有下列几句话（报告书第一百二十七页），其言曰：“事实上则有一大块无疑的中国领土，未经宣战，而被日军强夺占领，使与中国他部分领土脱离，而宣布独立。”如是而已。
蒋委员长对该报告书之意见，谓我国对此报告书，宜采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反抗。
然非列强对日有执行经济或武力制裁之决意，或日本国内有不利于军阀之重大变化，日本决不接受报告。
但此两种假定事情，现时均无实现希望，因此，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且或引起国内重大攻击。
报告书前八章陈述事实，虽属公允，可以接受，然九、十两章建议，几完全注重日本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月十八日之事变责任，弃置不顾，吾国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
因此，我外交部给予代表团的训令，大旨对于东三省行政制度，中国可向国联合会声明，当积极励行东三省行政之改善，此项计划，当包含逐渐设立人民代表机关，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度，并予地方政府以宽大之自治范围。
对于顾问会议，极端反对，而主张中日直接讨论，但须有国联行政院或其他关系方面之协助。
中国自行推进东省自治制度时，当尽量容纳或参酌地方人民以适当方法表示之真正意思。
至于铁路问题，应根据门户开放政策，欢迎国际投资，谋东省铁路之整理及发达。
此项训令，归结于我方应主张之重要原则三项，即：
（1）日本因违约侵略所得结果，当然不能加以承认，更不能使被侵略者受其损害；
（2）国联行政院及大会关于日本撤兵议决案继续有效，并不因报告书而变更，故日本撤兵之义务，及不能在武力压迫下谈判之原则，继续存在，所有日本撤兵期限，应提前详确规定；
（3）赔偿损失问题应保留。
对于报告书之十项原则，应积极赞成其第三项（所有解决办法，必须依照国联宪章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各项规定）。此外，则我代表出席会议时的战略，认为最好让日方先行攻击报告书，我方于反驳时，说明自己立场。
我国代表遵照训令，一面在国联行政院及特别大会发表意见，同时与十九国委员会主席，暨他国委员数人，以及国联秘书长等分头接洽，结果，国联的报告颇有修正改善处。
随后，行政院以日本请求展期召集，虽经我国反对，仍展至是年11月21日在日内瓦开会，是为第69届会议，由爱尔兰自由邦代表第凡雷拉担任大会主席，正式收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第凡雷拉生于美国，父西班牙人，从其母为爱尔兰人。长大于爱尔兰，从事对英独立运动。1916年趁欧战方殷，起兵叛变，失败，英国法庭处以死刑，以其生在美国，从宽改为终身监禁，旋得释放，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继续策划独立，又两次被逮获释。
第凡雷拉多次任自由邦总理总统，迨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当选为第2任总统，现仍连任，今年已经84岁。他反对侵略，扶持正义，对我国极表同情。
顾维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国代表顾维钧为忠实拥护国联之一人，其在巴黎和会威总统亲自主持之国联宪章委员会，顾氏曾出席参加，故为该宪章起草人之一。
当时，美国代表团办公处，设在巴黎之克里容旅馆，宪章起草委员会，在该旅馆举行会议，事后，会议室壁间，装嵌云石牌一块，用金字刻有威总统、顾维钧及其他出席代表姓名，以为纪念，每为游客所乐道。
国联成立后，顾氏于首二次大会，连任本国首席代表。同时，得公推为第一次大会的第一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副会长，正会长为英国首席代表前任外长白尔福，与顾氏个人友谊甚笃，顾氏常代为主持会务。
顾氏于各项重要问题，如萨尔煤矿区问题，以及其他类似性质问题，皆曾参加讨论，有相当贡献，曾担任报告员职务。
嗣后，我国当选为行政院四非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顾又任为代表，他先后多次担任国内外要职，资格声望，不可多得。
至是，我国还以驻法公使兼充特别大会第二代表，既而颜惠庆氏奉命专任大会首席代表，以所兼国联行政院代表一席，派由顾氏兼充。
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幼年驻美数载，英语相当流畅，初以政友会会员为国会议员，十分拥护对华积极政策。此次奉命出席国联，道出西伯利亚，暂留莫斯科，曾游说苏联当局，欲与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劝苏联承认满洲国，事无所成。
自出席国联领导退出会场而回日本，受本国民众盛大欢迎。旋即退出政党与国会，主张独裁政体。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组阁，松冈任外长。次年4月，又往莫斯科，有所密洽。随即前往柏林、罗马，秘密联络。归途于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中立条约。
其时，斯大林已从其头等间谍佐尔格从东京德国大使奥脱探知德军进攻苏联日期，为是年6月20日左右（确期为是当月22日），故于签约后松冈上火车回东京之际，斯大林突然亲到车站，与松冈相拥，作亲密的送行仪式。
在松冈外长任内，日军进攻越南，并于此时与德意二国签订三国轴心同盟。其人一肚皮阴谋，与德意苏俄同时携手，尽其纵横捭阖之能事，故赫尔称他的“奸邪，如同一篮子无数若干的钓鱼钩一样”。
然而，希特勒突攻苏联，事前并未知照日本，松冈往访柏林，亦竟无所闻知。且距日苏中立条约之签订，加之近卫主张与美国进行谈判，松冈主张专事支护轴心，两人基本政见不同，而各挟天皇以自重。
1941年7月间，近卫又组阁时，松冈遂被摈退。日本既投降，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松冈被逮为主要战犯之一人，正当候审而身死。
1932年11月21日，行政院开会，日代表松冈先发言，极言中国混乱，日本必须自卫，谓英美二国，以往曾用武力保护其在华本国人生命财产，故日本亦得行使此权。
其认为李顿报告书，有错误，有偏见，并说调查团并无判断建议之权。至于满洲国，非日本人所造成，故坚持必须承认满洲国，方能觅得解决云。
顾维钧答称：日本常指责中国不统一，实际上，日本一贯政策，即在阻挠中国统一，日本人以为中国统一，足以妨碍其独霸世界的野心，乃极言日本志在逐步推行其大陆政策。
故为今之计，国联必须急采有效的应付方法，第一须办到日本撤兵。
他还说，解决满洲问题，固属大会职责，然调查团之第三项原则，谓任何解决，必须依照国联宪章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各项规定，此原则我政府此刻即予接受。至以承认满洲国为解决基础之说，则为我政府所拒绝。
是日，李顿及其四位同事，应行政院特邀列席，至是主席询李顿听到两国代表发言后，该团意见有无变更？松冈反对此问，主席乃仅询有无补充，李顿答无。
主席以捷克代表贝乃煦建议，提请将调查团报告送交大会，我代表赞成，日代表言须请示政府。
主席乃向松冈切实劝告一番，意思是说大战停后国联之设立，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如同中日事件之国际纷争。今若有此机构而不充分运用，或因有当事一国不予必要合作，以致无从运用，此乃蔑视国际舆论，无可容忍。
松冈闻言，仍说必须承认满洲国，方能在远东树立长久和平基础，大会旋付表决，松冈弃权，遂将调查团报告转送特别大会处理。
特别大会于1932年12月6日至9日召开，次年2月21日至24日，又集会几次，作公开之辩论。
其研讨李顿报告，与起草国联报告之实际工作，则由十九国委员会，随时与两当事国代表取得联系，担任办理。
此项工作，分成两个阶段：起初仍设法和平解决（宪章第十五条第三节），不成，则由国联制成报告，作公平适当之建议，予以公布（该条第四节）。
其时，希特勒已登台；日内瓦裁军会议，绝无成功希望；美国罗斯福当选总统，第一难题为如何整顿经济金融，对外则国内孤立派风气，迄未稍衰；苏联忙于内部问题，无暇外顾。
在远东，日本业已并吞满洲，得陇望蜀，并扬言倘国联作不利于日本之决定，日本可能退盟。国联处此严重局面之下，对于处理中日争端，作最后之努力，其前途十分黯淡。
在大会公开辩论期间（即12月6日至9日），我国代表颜惠庆于6日首先发言，请大会要求日本取消满洲国，并请大会依照第十五条第四节规定处理。
日本代表松冈则谓解决办法，务须取其有以维持远东和平，而实际上能推行者，并谓中国混乱情状，亦当想法解决。
中日两代表说完后，别国代表，相继发言，先小国而后大国，小国代表发言战战兢兢，意思说若国联无法对付日本，恶例一开，后患无穷，故每对我国表同情的大国代表力求避免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故尚欲竭力敷衍，至少表面上好像站在日本一边的。
我于发言的诸小国代表中，以捷克外长贝乃煦为例说你。
贝氏说，十九国委员会得到日本可能承认满洲国的消息后，采取了这样和平忍耐的态度，不啻鼓励日本对国联对全世界赶快造成事实。
所以，有几位同人颇为失望，认为“既成事实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发生最大威胁的政策”。
其又言，亦有人发表意见，竟谓中日事件，无须交由国联处理，彼（贝氏）认为这个见解，实在荒谬之至，盖如此，则所有各国将来均可援例，不以争端提交国联处理云云。
此际，我要特别强调此语，缘六年后，希特勒借口于捷克苏兑顿地方德国种少数民族，受了不公平待遇，串同英、法、意三国，强逼捷克以其一部分领土，割送德国，又过了6个月，希特勒遂将捷克全国并吞。
其年 9月，正值就国联第十九届常会集会，捷克既未向声诉，国联亦竟置若罔闻，当年贝氏所说，成了谶言，祸及本国，可云惨绝。
等到大国代表发言时，法国代表说，远东问题，是一种特别事件。意代表说，今日的问题，是国联宪章是否含有弹性？其适用是否有伸缩余地？又说欲求事件之解决，须凭事实为基础，而不在乎制定抽象的原则。德国代表恶说法，也大致相同。
可见该三国代表，对日本代表的主张，至少是准备洗耳恭听的。
至与英国西门爵士，则进一步予以支持。12月7日，西门演说，首称彼观李顿报告所描写的，并非对此国全是白色，而对彼全是黑色。
他专挑选对于中国有贬词的话，例如中国不安定的政治状况，又如中国人排外示威运动，又如排斥洋货之类，重说一番。
接着，又援引李顿所说恢复满洲事变以前之原状态，并非解决办法的话，表示赞同，而于其第二句话，即维持及承认满洲国，亦非办法云云，故意不提。
其之遗漏此语，立刻惹起听众注意，会场外新闻记者议论纷纷，都认为西门偏见太深了。
松冈则说：他本人英文程度太差，说了十天的话，比不上西门爵士，用了几句斟酌妥善的句子，在半分钟内说出了他（松冈）心中所欲说的话。
而后，西门一面主张中日直接谈判，一面却又提议组织和解委员会，先做和平处理的工作，并拟邀请美苏二国亦参与其事。
大会公开辩论，以中日二国代表开始，亦以该两国代表结束。故12月8日之会，我国由第三代表郭泰祺（新任驻英公使）先发言，谓我国并无意与日本直接交涉，外间传闻不确的，但我国愿意在国联参与之下共同进行谈判。
接着，松冈做一十分激烈的演说。我曾多次听过他的演说，看见他盛气凌人的姿态，听到他对人恐吓的声音，感觉到他的内心，可能有一种不可告人的自卑感，暗里挣扎，不知不觉，说了不少大言不惭的话。
他高声地喊道：“吾们六千五百万纯粹日本血统的民族，如同一个人，一致起来，拥护这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在满洲所有军事行动。你们以为吾们全体发了疯么？吾们认为这是有关吾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呢！”
又说道：“我敢预料，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里，或竟在吾们一生里，不会统一，亦不会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他又大胆地喊道：“假使国联或其他国际机构，或若干国家，设法削弱了日本的国力，则可断言在极短期内，苏维埃制度，可能蔓延到扬子江口了！”
12月9日，大会决定将调查团报告，连同四国提案，以及相关文件，一并交由十九国委员会研究，提出建议，报告大会审定。
四国提案，系捷克、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四国代表会同提出之件，旨在谴责日本，而确定不承认伪满之原则。日本代表对此曾发言恐吓，坚决反对。
此案虽未经大会通过，仍送交该委员会参考。旋即推定数国代表通盘起草，拟设置一“特种谈判委员会”，由国联协助及美苏二国共同参加之下，根据国联调查团报告各项原则，俾中日二国，得以开始谈判。
满洲国问题，无疑的是各方争执的焦点。日本当然力主承认。我国非正式表示，倘国联报告书，不声明否认满洲国，我国可能退出国联。美国亦以此点决定是否参加此项谈判委员会，而我国对于国联和解，原则上不反对。
松冈经过几次磋商与请示政府之后，亦有让步表示：
（1）两国间之谈判，固不得有特种委员会主持，但该委员会得协助二国，进行谈判，此则不啻将日本反对任何第三国干涉一层，予以打消；
（2）接受李顿报告各项原则，为有裨谈判的基础，此则不啻将满洲问题至少暂予搁置。
所以，1933年2月间，日内瓦空气，一度颇呈和缓之象，至于松冈愿意考量让步原因，言人人殊。
有谓日本战后受国联委任，统治德国北太平洋旧属岛屿（包括马林那、加洛林与马歇尔诸群岛，现均归美国受新国联委任管理），以其在太平洋地势关系，颇有战略上价值，日本若与国联决裂，以致退盟，则此项委任权原，可能根本发生问题。
实则日本统治各该岛，虽受国联委任，然其权原，实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向五大国放弃属地之条文（第一百一十九条），况该岛屿实际上既归日本统治，断非空言所能取消，故此说尚有研究余地。
我的看法：其中原因，端在满洲自主之后，日本可享受种种实益，根柢益深，基础益固，他日尽量发展，希望无穷，此种有百利而无一弊之办法，在日本何乐而不为？
按李顿调查团1932年7月间，再访日本外相内田，主要目的，在阻挡或展缓日本承认满洲国，当然，该团已将一部分内容，如该团看法，日本军事行动，不得认为自卫，又满洲国之建置，并非由于人民自决各端，密为告知。
然满洲自主一层，当在调查团深悉日本对于承认伪满，不听任何忠告，决计一意孤行之后，始决定作此具体建议，必以为调查团既已如此迁就，一旦发表日本可能接受，便有转圜余地。
乃日本以已成“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故不待李顿报告发表，亟欲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此在跋扈的军人与法西斯的政客，固然自鸣得意，趾高气扬，及其一朝失败。
后来，日本从东北全境撤退，料且追悔当年之未曾悬崖勒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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