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和文学场（域）的生成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是斗争的场所。经济资本切入文化生产传播机制当中，融入文化心理、情感与经验，不同文化在此场域进行竞合，演变为审美心态与体验的竞争，最后消解于文化妥协的过程中。文化接触与文化区隔是一种显示资本差别的配置，展现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相互转换的竞争关系，同时具有资本交换的功能。
相对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无形之中对社会进行分层。就唐人街而言，它是一个文化接触与文化区隔相互交织的物理空间。唐人街成为当地社会种族区分和各种文化接触的资本生产空间。唐人街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接触场域，也产生不同文明间的文化边界。唐人街本来是中西方文明重要的“接触地带”，但是在疫情期间，由于文化差异，唐人街以往的“接触地带”逆转为“文化区隔”空间，成了一个带病毒的想象场所，被人为划分成一个令人畏惧的文化区域，更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进一步被神秘化，即出现“再赋魅化”现象。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纽约唐人街的文化传承与资本生产
唐人街是早期华人为适应移民国社会而形成的聚集区。聚集区帮助华人降低生活成本，缓解文化阵痛，躲避种族歧视。纽约的唐人街以新旧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唐人街如曼哈顿唐人街，另一类是新唐人街如法拉盛唐人街、第八大道唐人街。在唐人街生活和工作的华人华侨主要以餐饮作为谋生的手段，围绕华人经济而衍生出许多商业交易场所，例如华人超市、药店、按摩店等。
早期华人社团在纽约购买地皮或者楼房，以社团的组织方式运转，或把大楼出租获取稳定的租金，或开设中餐厅和商行，维持社团的日常运转，并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资金，例如开设华文学校、资助寺庙、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再生产。
唐人街把这种华人经济物化，形成具有经济运转与文化传承的外显空间，为华人创造经济运转、互助、吸收外来资本的环境，帮助中华文化展示给其他种族，也因此形成了旅游观光经济。在旅游观光的商业模式引导下，唐人街从内生型社区向开放型社区转型。
1957年1月31日，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新年庆祝活动上的舞狮表演
刻板的新闻框架与单向性的叙事手段
《纽约时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报道华工新闻，其中涉及唐人街的话题。《纽约时报》对唐人街的形象呈现，中国学者邵雍在其《〈纽约时报〉视野下的唐人街》一文中，认为《纽约时报》对旅美华人及其集中居住的唐人街的报道基本上是负面的，“唐人街就是集‘鸦片窝’、‘赌博窟’、‘瘟疫源’于一身的贫民窟，是贫困、犯罪和疾病之源的代名词，因而给美国受众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带来了阴暗的丑陋的印象。这在客观上对当时越演越烈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迎合了资产阶级政客反华排华的需要，加深了一些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反感和不满，使旅美华人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这些报道与美国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纽约宽容、大度的城市精神相违背的，违反了新闻机构客观、公正、透明的基本要求。”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唐人街进行商业文化改造，对环境进行整治，唐人街逐渐变成繁荣的旅游观光商业区。这个阶段的唐人街以其具有东方特色文化，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融入当地社会，唐人街与当地的文化区隔逐渐模糊，而成为文化接触地带。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媒体对唐人街的报道虽然部分基于事实，但由于固化的新闻框架与西式新闻叙事手段，《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的主题、数量、题材、用词等方面存在歧视华人的倾向性，通过一系列的负面性报道，把华人聚集区定性为城市的丑陋面，显示歧视也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性质，从而把西方文明凌驾于东方文明之上，白人种族置于有色种族之上的文化思维。这种思维在媒体长时间的报道下，形成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即唐人街以及华人是应该被改造的区域与人种，从而在文化意识与道德情感方面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这种文化态度在趣味审美的文化资本框架下，就迫使华人为吸引白人的消费而迎合白人的文化想象，比如，在中餐厅用大红大紫、夸张性的图案来取媚白人的文化想象，这更进一步固化了白人对唐人街以及华人的形象认知。《纽约时报》的报道不仅是唐人街形象的直接呈现，更是华人文化适应、文化融合、文化迎附面临困境的现实反映。
焦点议题的灰暗解读与情绪建构
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关于唐人街的报道议题主要集中于商业、文化、政治三大类别，细分为中华美食、休闲娱乐、人物事迹、文化艺术、疫情危机、反恐袭击、政治运动、社会发展的议题。按新闻报道的倾向，在此期间该报对唐人街的报道数量有232篇。其中正面的报道25篇，中性报道90篇，负面报道117篇（如表1）。
《纽约时报》正面和中性报道主要集中在唐人街的饮食上，而负面新闻的主题包括疫情、犯罪以及政治运动等。在新闻报道的图景中，《纽约时报》对唐人街的形象刻画主要以商业萧条、种族歧视、犯罪危机为主，对于中华美食与文化艺术的报道则相对正面和客观。这反映了《纽约时报》客观的属性，当然也呈现出媒体框架固化与叙事的单向性。可以看出的是，疫情期间唐人街中华文化的议题逐渐模糊，伴随而来更多的是危机与犯罪。
另一主要叙事框架主要体现在唐人街的“生存与发展”，从具体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唐人街社区发展的担忧与复杂心态（如表2）。
首先是商业危机，经济和商业发展始终是唐人街能够持续生存最重要的原因，疫情使唐人街的商业发展出现下跌，唐人街的游客减少，很多商铺关门倒闭。以The of ’s 为例，文中写道：“In many ways, has than most parts of the city.”唐人街作为与华人联系最紧密的底层社区，商业受到严重冲击。唐人街至少有17家餐厅和139家底层商店永久关闭。《纽约时报》一方面灰暗刻写唐人街的形象，另一方面显然也不愿意唐人街就此消失在历史当中。
其次是《纽约时报》反映了唐人街以及华人身份的歧视危机。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主流社会对唐人街的亚裔尤其是华人保持仇恨的情绪，反亚裔的势力逐渐渗入唐人街社会，由此引发亚裔各种反歧视的示威游行。美国反亚裔浪潮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自新冠疫情以来，这股浪潮变得更加激烈，尤其是在美国政客以及媒体的污名化渲染氛围之下，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态度更加苛刻，出现对抗性叙事。例如，2021年6月14日《纽约时报》以‘No for ’: Asian New Still Live in Fear of 为题，报道表明即使新冠疫情的焦虑和暴力活动在逐渐减少，但是反亚裔的情绪却并没削减。随着中美关系转差，《纽约时报》对唐人街的报道也呈现出亚裔和美国的对抗性话语，这表明在新闻报道中唐人街原本的生活空间属性在逐渐被解构，政治属性在增强。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1日，美国纽约，民众在哥伦布公园参加“停止仇恨亚裔”集会
同时，《纽约时报》充斥着唐人街的犯罪新闻，采取话语隐喻的表达方式，叙述对唐人街暴力犯罪的担忧，例如使用比较多的词语“”“shoot”“”“dies”等。犯罪新闻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读者对唐人街以及华人形象的负面印象，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涵化作用，对那些未曾到过纽约唐人街的新闻读者来说，强化了一种对唐人街以及华人的固化思维和刻板印象。
传递美食快感与文化艺术美感
对于中餐，《纽约时报》较多篇幅集中介绍唐人街的中国餐厅，包括对唐人街各种上新餐厅开业情况的介绍。它们以类似于探店形式的报道，从菜品制作到菜单特色再到餐厅发展，描述了新冠疫情给唐人街餐饮业带来的影响，展现了包括中餐厅在内的各种餐厅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作出的各种挣扎和改变，例如为应对政府发布的室外就餐的新规定或者对餐饮业经营发布的新政策，许多餐厅开启了新的线上营业模式。《纽约时报》中饮食相关的报道用比较平实的语言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餐的喜爱，重点介绍中餐不同类型的口味、菜肴、制作过程等。报道内容比较客观，真实反映了唐人街餐饮业的现状，以及餐饮经济的真实境况。
19世纪中叶，随着淘金热和横贯大铁路的完工，唐人街作为为华人社区提供支持和抵御种族主义的保护屏障而出现。一个半世纪之后，在疫情期间，唐人街的现实境况是：商业发展从每年被数百万游客挤满到面临着生存困境，却不曾改变中华文化的属性。唐人街发展出了像莫特街的华人联合慈善协会这样的组织（CCBA），为华人社区的发展提供新的生命力，建构了唐人街独立有韧性的文化形象。
在《纽约时报》艺术类别下的报道里凸显了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为争取物质、精神层面的权益，以及追求种族平等而作出的努力。《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唐人街的文化创作与发展，例如唐人街社区里的华人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行为（比如说制作地铁海报、在公共空间举办展览等）、利用社交媒体（比如说举办Zoom网络研讨会）传递东方文明的优雅与包容特质。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不难看出，唐人街作为华人社会的物理空间，在文学作品创作上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基础，同时唐人街的华人群体也在美国的文艺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唐人街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华人社区或者小型综合性社会，在美国社会中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在这个场域中华人通过文学艺术创作以及象征华人集体记忆的地标符号，来对抗媒介人为制造的文化区隔。
《纽约时报》视野中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区隔
早期的华侨华人生活在唐人街，形成少数族裔聚集区，衍生了围绕华侨华人生活的经济与文化。由于文化差异，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文化边界，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行为方式，使主流社会产生无法融入的感觉，而华侨华人则因为语言使用能力较低，以及东方文化相对内敛的特征，而在心理上感觉融入主流社会所要付出的文化成本太高，而放弃或者减少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由此在东西方社会当中形成文化墙。一些政客因此一直要求唐人街“祛魅”。
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旅游观光是一种文化资本。唐人街所拥有的用以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本除了经济资本外，次之就是旅游文化资本。《纽约时报》关于唐人街的生存现状、饮食以及文化报道的议题呈现和内容镜像，显示唐人街的形象正逐渐被解构并重构——从文化旅游地转变为一种文化接触空间。旅游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接触的一种手段，而事实上无论是社会接触还是文化区隔，都是属于社会的阶层区分，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和目标，服务于资本的再生产。布尔迪厄认为，在社会竞争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处于动态的相互转换中，转换的动力来自对资本总量最大化的追求。资本的力量，推动了唐人街的旅游观光经济发展，使唐人街放弃文化区隔而促进文化接触。然而，新冠疫情重创了唐人街的经济资本、旅游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率下降，导致文化接触减少而文化区隔有所增强，与其他族裔的隔阂和裂缝因此有所加深。
在旅游文化资本之外，《纽约时报》在疫情期间的报道，在浅层意义上加剧了唐人街文化区隔的媒体呈现。布尔迪厄认为，任何一种权力的行使都要使用符号暴力，也就是说支配者把符号暴力运用到社会区隔中，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对被支配者附上各种意义，并使其合法化，最后掩盖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纽约时报》中呈现的唐人街形象，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主流社会和媒体为了形成文化区隔而有意为之的符号化结果。
唐人街是华人规避移民国的排外政策，同时也以族群的方式团结在一起的聚集区。早期华人劳工在《纽约时报》里呈现出来的媒介形象，更多的是代表贫穷和落后的符号。二战后，美国逐渐放弃排外政策，对华人社会的态度发生转变，唐人街逐渐被当地国打造成充满异域风情的旅游文化胜地，纽约唐人街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繁荣，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如加拿大、韩国等也将唐人街打造成旅游地，以促进旅游观光经济的发展。唐人街转而成为具有旅游文化能力的独特文化消费区，一改往日的混乱形象，街道井然有序，商铺琳琅满目，文化氛围浓厚，成为当地人和外来游客打卡的景区。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唐人街都保持着旅游文化的繁荣形象。
纽约唐人街的商店和餐馆
然而，疫情发生后，《纽约时报》把唐人街符号化。无论是唐人街自身的生存还是外部形象在其报道之下，正在不断解构，又在不断重构。唐人街不再是旅游文化的“圣地”，更多的是混乱和犯罪，往日繁荣的商业逐渐低迷，唐人街作为一种文化接触方式回缩至社会区隔的现象非常明显。
反思
文化接触、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并且极易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作为文化融入取得明显效果的唐人街而言，他们借助特色文化，并实现文化在地性融合的优势，逐渐被打造成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旅游观光文化区，中华文化美食、文化活动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作为文化接触的重要场所，唐人街具有推进不同文明互动互鉴的作用。但是在特定时空中，唐人街的回缩，接触比例减少，而区隔比例增加，把唐人街导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即美国反华情绪加速唐人街形成越来越大的“歧视性”区隔，这不仅严重破坏唐人街的经济发展，还进一步污名化华人形象。
世界各国的唐人街自身的兴衰，除了能够反映所在地的种族互动情况，更是华人地位和发展的“晴雨表”。在疫情之下，华人在唐人街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种族矛盾激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唐人街内部的族裔矛盾升级。例如唐人街不仅有华人华侨，还有韩国侨民、越南侨民、非洲族裔等，疫情暴发后，各族裔的犯罪活动加剧、游行示威不断上演。唐人街的治安和管理出现问题，作为唐人街的重要参与者，华人社团的话语权也被西方媒体解构。
惨重的事实，长期性、结构性的印象被污名化的现实，对华人而言，只有通过提升经济和政治地位，唤醒沉睡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才能维护唐人街的良好形象，不断消解文化融合过程中的隔阂，适应新的文化互动，并为在地化的文化互鉴创造接触空间。
（作者彭伟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邱倩文、舒树满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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