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尊敬的黄友义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在诸位专家前，我来讲这个题目确实是勉为其难。我只有从要求者的角度，呼唤语言服务时刻到来。
最近，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成立，许多人跟我讨论上海自贸区的来世今生。我曾经是浦东新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当时人们就争论过自贸区应该如何翻译。争论的结果是，中文用 “外高桥保税区”，而在外国常见的只有 (保税仓库), 很少用 zone，我们怕外国人弄不懂，于是英文用的是“ Free Trade Zone”。中英文不一致，不懂中文的欧美人发现不了这个差别，日本人发现了这个差异，对此提出了疑问。我们的回答费了口舌，简单的解释就是当时在“中国自由贸易区”一词还不流行，“保税区”容易理解。其实当时的外高桥还不是具有标准功能的自由贸易区，今天看来这是一个过渡的称号。中文英文不一致，这也算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
现在上海成立了自由贸易区，中国许多地方也希望成立自由贸易区。最近有人问我，自由贸易区到底应该翻译成free trade zone还是free trade area。zone和area仅一字之差，但区别很大。Free trade zone 一般指一个划定边界的园，进入和出去就是进出海关，在上海使用铁丝网隔离的。园区内实行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运输自由等等，Free trade area则指的是整个国家都在内，国家间免除关税和某些优待，如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种自贸区要按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缩写也是FTA）实行，没有以上那样多种的“自由”，主要是免税的概念。如果遇到水平不够高的初学者，翻译错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重大失误。所以，语言服务的责任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有法律责任。
我听说一个美国的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和中国人订立的合同的中文文本由韩国的律师事务所制作，请中方审核。该所雇佣了多国律师，他们说法律语言要求非常精确。如果译错损失会很大。而他们在中国不容易找到权威的语言服务机构，我想，也许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中国的语言服务业亟待发展。所以，不要把语言服务简单地看成是翻译，它是一座跨越文化之桥。我们可以把经济、政治和图书等都视为文化服务。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20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圣经有上千种语言的版本，那也是难翻译的，如在不同语境下的基督教教义的区别，“上帝”和“God”的区别梵蒂冈就有许多说辞。翻译绝不是单纯的语言功夫
今天我想结合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和大家讨论四个题目：企业走出去与语言的关系，文化走出去与语言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和跨越四种文化障碍。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由和困境
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这首先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开拓资源和市场的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不小成绩，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计算机市场。但中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一些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消耗高、产能过剩、有些资源储备不足等。我们需要利用世界资源，开辟国际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在外汇储备、技术竞争力方面也有了较强的“走出去”实力。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鼓励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走出去。
不同企业有不同跨国经营需求，有的企业愿意到发展中国家去寻找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有一些产品品质较高的企业希望获得外国销售渠道，因此希望和外国企业合营或者兼并；还有的企业想在合营和兼并中取得更多的先进专利，虽各有所需，但走出去的愿意是强烈的。
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10%，但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存量只占世界的2%到3%。由此可见，中国走出去的潜力还很大，而且世界多国已明确表态欢迎中国投资。所以当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好时机，但不容回避，走出去仍存在不少困难。中国在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方面很有经验，但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却面临很多障碍，除客观上有些国家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或意识形态障碍外，主观上则存在着企业不了解外国投资环境，不懂得克服文化上的差异，不明白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抛开政治或经济理由之外，如果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适应外国文化，从开始谈判就会面临许多分歧，很难往下进行。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呼唤语言服务。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由和困境
那么，文化走出去的理由是什么？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古人如何创新，实际上是在分享祖先的光荣。我们可以说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活字印刷、造纸术和火药，但当今很多发明，如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照排系统和原子能都不是我们发明的。再看文学领域，中国也少有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作家，中国思想也很少能成为世界大多数人认可的思想。所以我们不能总是分享祖先的光荣，应该为世界做出新贡献。
因此，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尊严从根本上取决于文化的吸引力。中国如何赢得外国民众的青睐？说我们的GDP举世数一数二？这很难成为被喜欢的理由。说我们的国防很强大，有航母，有隐形飞机？人家很可能会感到害怕。但若我们的文化多么可爱，对方会喜欢你的文化，进而喜欢你的国家。
我最近到韩国去，知道有五万中国人在韩留学，问他们为什么选择韩国，他们有的回答说是喜欢韩剧，因此喜欢韩文和与韩国人接触。韩国在中国有六万留学生，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到中国来，他们的回答是在韩国会中文的人容易找到工作，因为韩国的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比较强。那我问他们喜不喜欢中国文化呢，他们回答说到中国来了以后越来越喜欢了。
世界上使用中文的国家太少，仅有中国和新加坡。中文与大多数外文差异巨大，外国人学习比较困难，这都是中文流通的困境。同理，培养中文高级翻译人才所需功力甚大。我们不必指望中文有一天会像英文那样在世界上普遍应用，但我们会努力推广。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学院，德国有歌德学院，英国有文化委员会，所以中国也要办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指望语言服务的助理是不言而喻的。
三、语言是文化的核心
美国语言学家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社会生活。”语言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例如，中国的成语非常发达，含义非常丰富，成语字典有两万多个，成为外国人理解汉语的一个很大障碍。仅中国成语“韬光养晦”就出现了四五种译法，有的是中国人翻译的，有的是外国人翻译的，如hide our and bide our time（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hide one’s and to be weak（隐藏能力，假装弱小），hide one’s and its claws（隐藏野心，收起爪子）。有了这样的翻译，谁见了中国人会不害怕呢？之所以会这样，是把韬光养晦和另一个成语卧薪尝胆混淆了。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保持低调（to keep a low ）。仅仅一个“韬光养晦”的翻译不当，就会被人家认为中国人是有野心的，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
中央领导讲话中提出的“不折腾”这个说法，也有很多个译本：Don’t flip flop（别翻来倒去），Don’t get （别走岔路），Don’t sway back and forth（别来来回回），Don’t rock the boat（别晃船）等。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搞自我消耗的政治运动（No self- ）。生活中翻错一点儿，也许没有关系，但在政治场合，错一点意思差别很大。
还有个例子：“打铁还需自身硬”也有差别很大的译文，现场口译翻译成To be into iron, the metal must be （被打的金属自身要硬），美国CNN译为：To forge iron, one must be （打铁的人要硬），英国《每日电讯报》译为：To forge iron, you need a （打铁的锤子要硬）。这三句话英文都对，表达都很好，但意思都不明确。后来新华社干脆不用“打铁”的形象说法，直接翻译成：To these , we must first of all （要解决这些(腐败等）问题，自己首先得身正)。可见，翻译是个危险的工作，处处是陷阱，听说在国外有专门的“翻译险”，真的有吗？我不知细节。顺便说一句，风险岗位的工作应该有高的报酬。
四、跨越四种文化障碍
第一是文字障碍。有一种说法叫“翻译即背叛”（–），来自意大利语，巧用了仅有细微差别的两个词，深刻地阐明了翻译的困境，即译文与原文不可能百分之百匹配，甚至可能因语言文化差异而变成“假朋友”（false ）。中国的龙和英文的就是一对错误的对应词。中国的龙是善的，高贵的象征，西方的却是邪恶的象征。用来翻译中国的“龙”就会给外国人传递完全相反的信息。因此，有人建议在英文中创造一个新词“Loong”来与“龙”对应。可见，跨越文字障碍的时候，实际上跨越的是文化。
其次是宗教障碍。世界上有84%的人认为自己是某种宗教信仰的信徒。我们有的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什么也不信，从人口数量上大概就是那剩下的16%中的大部分在中国。说“什么也不信”，其实不是这样，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文化信仰或者说是“无神的信仰”。跨越信仰的交流很重要，我相信不同信仰的人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让我们看看不同信仰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痛苦的理解。基督教《圣经》中说“你要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伊斯兰教古兰经教导人们：“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所有人都是痛苦”；佛教认为“慈悲为怀”；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不同信仰的人是可以沟通的。但很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对所在国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了解和尊重不够，导致产生冲突。例如，中国人认为加班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人工作第一，生活第二。欧洲人则是生活第一，工作是为了生活得来源，因此拒绝加班。这就是生活习惯的差异，这也是信仰的差异。中国的语言服务机构可以考虑帮助走出去的企业翻译一份《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明确企业的要求，让外国人也能看明白，这样前来应聘的外国人就会自己提前做一个选择。因此，语言服务就是文化服务。这是高级的、智慧型工作。
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问题。冷战虽然结束了，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备之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一点在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一书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他说虽然冷战结束了，中国不可阻挡地崛起了，但是要记住他们是共产主义国家。澳大利亚决定不批准华为在澳大利亚建设高速宽带网，虽然华为的技术和价格优势非常明显，借口就是担心这类工程会带来中国的间谍活动。最初印度议会也不同意华为做其国内互联网业务，但华为成功地开展了公共外交，和印度国会、媒体、非政府组织、工会沟通，说明我们的产品是可靠的，并宣布让可让第三国工程师来检查，最后消除了印度的担心，做成了这个项目。可见，我们对外交往不是一个文字的翻译，而是文化翻译。不能全靠企业负责人，而要更多地依靠在座的语言服务业专家。
最后是思维习惯上的障碍。中国人习惯于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从集体到个人。西方人正好相反。美国梦大家都知道是个人奋斗的梦，中国梦我们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我们知道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但这样容易给人的错觉是中国梦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其他人无关。事实并非如此。眼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在对外表达中国梦的时候，还应该说明中国梦是能与全世界分享的梦。
总而言之，语言素养是语言服务的基础，跨文化素养是语言服务达到高峰的的云梯。语言服务是智慧服务，是沟通世界之桥，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是语言服务的大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对中国开放，也对世界开放。
（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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