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
从小学一路到大学，张爱玲一直是资优生，本应前程似锦，但乱世佳人难做。
时代倾覆，家族衰败，人情淡薄，让年轻的张爱玲在成长期，不断咀嚼“苍凉”的滋味。弟弟张子静一想到张爱玲被那些“惘惘的威胁”所胁迫，就为她伤心。
“逃离我父亲的家，不能去伦敦大学入学，香港大学辍学、圣约翰大学辍学，和胡兰成缥缈的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
为了不被时代吞没，张爱玲越来越投入地计算着“现在”，却逐渐没有了“未来“。
梦想成为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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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用英文写就的《生活的艺术》，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文化，在美国居畅销书榜首达52周
张爱玲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算计。张子静记得姐姐曾说，她中学时的梦想是有一天像林语堂那样，在美国写英文小说成名，“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张爱玲《童言无忌》）
1938年初，张爱玲从张宅逃出来后，把她被软禁的遭遇写了一篇英文散文，发给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报纸编辑给她的文章取了一个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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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上海街头的送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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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上海街头的报童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用英文写作也不至于将“家丑”宣扬太过。她出了风头，也出了气。因为父亲张志沂（字廷重）是订这份英文报纸的。张子静记得父亲在报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大动肝火。
张爱玲自小就在双语的环境里成长。张家人英文都很好，张志沂看英文小说，在天津津浦铁路局做过英文秘书；姑姑张茂渊曾留学英国；母亲黄素琼常年在欧洲，英文能力更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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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自己设计的房间中。张茂渊即是张爱玲所畅想的独立职业女性：早年留学英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回国后与哥哥分家，出来租公寓，并找工作养活自己。图｜《对照记》
8岁上学，张爱玲接受就是美式教育，所上的两所教会学校都以英文教学闻名。尤其是圣玛利亚女校，国文课甚至因为英文而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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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24岁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与圣玛利亚女校校长黄素娥的结婚照。两校紧挨着，只有一墙之隔。黄素娥的父亲黄光彩是中国教育先驱，张爱玲幼年所上的黄氏小学，也是该家族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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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中叶，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曾被称为“东方哈佛”。周有光、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张伯苓等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张爱玲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很不喜欢该校重英文轻国文的风气，曾严厉指责“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产生出来的毕业学生……欲以本国文字发表则是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他也曾批评张爱玲文章虽然很好，但别字却很多。
张爱玲后来因为中文作品出名，一度让汪宏声觉得很意外。
为了能和母亲在国外团聚，张爱玲在学习上非常上进。1939年欧战爆发，张爱玲留学不成，改道香港大学希望“曲线救国”。香港大学给了她个希望：优秀毕业生可以保送牛津大学。就这样，在香港读书期间，张爱玲尽量不使用中文，写信，笔记都用英文，准备着未来在英国的学习，也为写英文小说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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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港大时的张爱玲。图｜《对照记》
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玉峰感觉，“张爱玲不太喜欢香港大学，尤其是她不太喜欢中文……我的感觉是她本身就是想到英国去留学的，不希望留在香港。”
然而，战争终于吞噬了她所有的希望。
破坏中更大的破坏
1940年1月， 女作家张廼莹为躲避重庆的轰炸，来到香港，获得短暂的安稳得以创作。张廼莹的笔名萧红，当年秋她开始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自己最后一部作品《呼兰河传》。
但是战争如梦魇尾随而至。1941年底，日军进攻九龙，很快香港沦陷。萧红在病中辗转于香港岛上各家医院，最终病重不治，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合上了双眼，年仅30岁。她去世前曾留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是1942年的1月22日，在据圣士提反女校不到两公里的香港大学里，22岁的张爱玲冷眼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她在香港发愤学习，独得了两个奖学金，眼看来年就要毕业，战争又截断了她的去路，“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张爱玲《烬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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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从香港大学肄业时的成绩单。图/香港大学档案中心
1942年5月，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回到上海，和姑姑张茂渊同住。此时，母亲黄素琼在国外，音讯不通，下落不明，而张茂渊被公司裁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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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初，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张子静说姐姐的模样变了很多，“穿着香港带回来的时髦衣服……散发着飘逸之美。”
张爱玲还是希望完成最后半年的学业，“至少拿张毕业文凭“。无奈之下，张爱玲只好硬着头皮回张宅找父亲张志沂。
这是张爱玲和父亲此生最后一次见面，总共不到10分钟，张志沂答应提供学费。
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转校考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爱玲的国文课没有及格，只能降级读国文初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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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郭建英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所绘制的大学生活漫画。图/微博@基路伯
两个月后，张爱玲从圣约翰大学辍学，成为职业作家。
给“天才“打不及格的国文老师
张子静称张爱玲在香港上学时，将国文荒疏了，才会这种结果。圣玛利亚中学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推测，依着张爱玲对不感兴趣的题目就不认真的性格，觉得她考试的时候可能“过于敷衍”。
汪宏声颇为张爱玲抱不平，认为“如张爱玲的国文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应编入何年级！”
根据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录》中的表述，给张爱玲打不及格是一位叫屈伯刚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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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原圣约翰大学行政楼，后为华东政法大学
“张爱玲又想进圣约翰求学，前去投考插班，但国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刚（屈弹山）手里，认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读大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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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票
屈伯刚（1880—1963）原名屈燨，号弹山，浙江平湖人，曾留学日本，被清廷赐与过“举人衔”，是音韵学专家，善写旧体诗，精通校勘。
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秦亢宗考证，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下时，很多旧文人作诗文借题发挥，以惋惜塔倒为名，感叹旧文化文化传统的逝去，这些文人中就包括屈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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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屈弹山出的诗集，集后有学生的记录，称“吾师屈伯刚工吟咏”
“例如有个叫屈伯刚的封建文人曾在一首诗中说什么‘兀立斜阳未肯摇’、‘湖山兴废认前朝’……”
不久，鲁迅便以此次“倒塔事件”，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
屈伯刚和法学家杨荫杭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友。1939年，杨荫杭将屈伯刚推荐给女儿杨绛，担任上海振华女中的兼职国文老师。当时杨绛是该校的校长。据杨绛回忆，屈伯刚在上海孤岛时期，一直任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授。
不过，《文化汉奸罪恶录》中的描述错误很多，甚至将张爱玲的父亲说成姓黄。屈伯刚虽然是圣约翰大学的教员，但他批改张爱玲卷子的经历，除了该书以外再没有其他资料提及。
出名要趁早
张子静的回忆，其实张爱玲辍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与香港相比，沦陷已久的上海教育质量太差，“没有几位好教授，引不起她上学的兴趣。”
另外一大原因就是钱。上大学后，张爱玲学习生活费用本来是母亲在承担。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爱玲与母亲失去联系。
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寄居在姑姑家。此时姑姑投资失败又失业。加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物价飞涨，姑姑的生活也拮据起来。为了生活，张爱玲在回沪后，很快开始给英文报纸写稿，赚取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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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战争中受创严重的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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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18日，日军经鲤鱼门海峡登陆香港岛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的叙述，当时中国出版业85%以上都在上海，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在上海“孤岛“时期，大批有名望的作家不是出走就是韬光养晦，给初出茅庐的张爱玲留了一片空白的舞台。以至于后来艺评人柯灵说，“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1943年1月，张爱玲为综合性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撰写的特稿“ Life and “和12幅插图出版后，吸引到出版界的目光。这篇特稿后被张爱玲改写为散文《更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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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张爱玲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刊登了一篇长达8页的特稿。像林语堂一样，她选择了外国人最感兴趣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时尚”。这篇文章后被她改为中文，署名《更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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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被反复再版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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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南京路上看报的人。摄影｜Sam Tata
4个月后，张爱玲在周瘦鹃的《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在随后的两年中，张爱玲迅速攀上个人写作生涯的高峰，成为上海滩最红的作家，实践了她“出名要趁早“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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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署名“司马文侦”所写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当中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等16名作家列在一起，猛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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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日本《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当时，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也是日军的宣传重地。胡兰成在战后曾任该报评论员。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后来让她背负上“汉奸”的罪名
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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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业余摄影家童世璋给张爱玲拍摄的“时装照”。张爱玲此时已红遍上海滩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1946年，香港大学复课，张爱玲的奖学金还在，还可以回校继续学业。但张爱玲没有回香港，觉得港大说毕业后送牛津进修“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即使去了，英国也还处在战后困境中。
“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本文参考《张爱玲年谱》、《我的姐姐张爱玲》、《重读张爱玲》、《一九四九以后 当代文学六十年》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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