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7日讯，提起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处，很多人会说，那不就是办护照、港澳通行证等各种出入境证件的地方吗？其实，这个部门可不那么简单。
旅游的、就业的、探亲的……每年都有大量外国人来到北京，如何为他们提供社区管理和服务？当他们遇到麻烦和危难时，如何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救急扶危？对那些在中国违法犯罪的外国人，如何破除语言障碍，开展有效的侦讯？这些都要靠出入境管理部门精通各种外语的中国警察来解决。西城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境外人员管理中队副中队长胡辛就是这样一个英语“奇才”。
一句外国糙话
扣住了一个贩毒嫌疑人
胡辛也许算不上北京英语说的最好的警察，但他的“奇”在于那些外国黑话、俚语甚至是一些犯罪分子的暗语烂熟于胸。
2012年3月的一天，胡辛配合禁毒单位办理一起多名外国人吸贩毒案件。与禁毒民警冲入现场时，他同时查验三个外国人，当时也不能准确知道谁就是有问题的那一个。胡辛向三个人要了护照号码，出去待了一会儿。回来之后，他用英语跟这三个人说了句糙话 “You guys got no prior- lily-white”（你们几个都没“科儿”）。
其中两个人没听明白，面面相觑。而另一个人却兴奋地问自己是不是可以走了？胡辛一笑，把他扣下来，经重点盘查，这个人恰恰是有问题的。
一句外国糙话怎么就能帮助民警指向可疑的人？记者对这个奇人充满了好奇。胡辛解释说，他说的那句话意思是“你们很干净，没有犯罪前科”，在英语里是俚语，而且不友好、不礼貌，如果不在坏人圈子里，不太可能说到或者听到这种乱七八糟的话，也就没有那么快的反应。所以那个立即听明白的人才需要重点盘查。
查英语字典
专学那第十八九个词条
让记者着实有些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外语专业人才却并不是学语言出身的。胡辛虽然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大学，但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毕业时也只是六级水平。
胡辛告诉记者，大学还没毕业时，他曾经到公安局实习，做些翻译工作。“一开始我根本听不懂嫌疑人说的话，语言很含糊、吃音也严重。”胡辛回忆说，起初老外事民警告诉他，根据国际惯例，嫌疑人有权要求用母语询问，而事实上，外籍嫌疑人尤其擅长以“语言不通”来给问讯工作设置障碍。
有些外籍涉毒违法人员谈及毒品时说黑话，比如”big h”、”brown sugar”等是指海洛因，””、”ice”指冰毒，”fix”不是字典上“修理”的意思，而是指静脉注射。即便是英语好的人，听到也得晕菜。
胡辛从警后就想，“这东西得有人琢磨啊，不然这活儿干不好。”可是，要学外国坏人的黑话、俚语？打哪学呢？
“看大量国外的东西，当地的书、类似咱们这儿《法制进行时》的那种电视节目、纪实片、外宣节目、网上的资料，发现里面某句话在我遇见的案件中也可以用，就记下来，每天一点点的积累。同时再查字典，有些俚语的意思往往都是大辞典里第十八、九个词条才看得到的解释。
从2009年到现在，胡辛每天都给自己定个计划，不能让任何一天白白度过。比如每天必须看两个小时的资料，即便他值班，出完勤务和现场，夜里一点半才坐到桌前，那也必须看到三点半，没什么可商量的。
几年边工作边学习的积累，胡辛从各方渠道收集大量英语专业词汇，毒品专用名词、各类刀具名称，小到一个动词drag/haul（拽）、lift（抬）、（搡）、stab（捅）等，以及一些俚语、暗语如“抽张”、“粘活”、“踩点”、“溜冰（吸食冰毒）”、“捞一把”等等。
胡辛说，如果我们说的话都是嫌疑人的“行话”，就能让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那种只知道考试外语的人，既然语言不是障碍，用“我听不懂”就逃避不了了。
一个药瓶单词
关键时刻救人一命
在胡辛刚开始研究警务英语时，消除语言障碍是最初目的。而随着工作触角的延伸，语言渐渐超越了翻译的范畴。他没想到，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单词，关键时刻能为救人助一臂之力。
美国女青年凯莉到中国来求学，她想当然地认为在中国考取博士学位会比较简单。可来了中国她才发现，别说考博士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话就先让她崩溃。
学业遭受严重打击的凯莉吃了大量安非他酮，又喝了很多酒，准备自杀，在网上和家乡的朋友诀别。远在美国的朋友得到消息后，迅速在当地报警。美国警方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工作人员又紧急向北京市公安局求助，紧急救助的工作指令随即部署至西城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当时我们得到的信息只有：美国人凯莉，住在厂桥地区，准备服药自杀。”胡辛说，他们借助社区外国人管理系统，迅速查出凯莉在北京暂住地的门牌号，协调属地派出所社区民警和急救中心共同赶往现场。
找到凯莉后，胡辛从现场的药瓶贴纸标签上，迅速辨认出凯莉服用的药品–美国医院开具的处方药安非他酮，用于治疗抑郁症，在与酒精同时作用下会导致剧烈抽搐。
药品名、商品名、通用名、化学名、药理效果、过量反应、警示信息……药瓶说明上花花绿绿字体的标识信息，被准确提供给医疗救护人员，为紧急处理赢得了时间。凯莉在大家的共同施救下转危为安。
虽然胡辛不是做病理专业的，但是因为会处置外籍人员自杀等事件，像抗凝血剂、安非他酮等一些惯用药物的药名、性状、禁忌等，他都做了研究和总结。
“在现场的那种环境下，你往往没时间去求助互联网、或者抱着本字典现查。我们虽然不是急救人员，但可能最先抵达现场，如果我能知道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准确报告重要信息，就能赢得一些时间。”胡辛说。
胡辛已经不满足于弄懂一些俚语、隐语、黑话，只要是他觉得出警时能用得着的词汇领域，都列进了他的学习计划之中。
由于很多案件中都会出现作案车辆，为了掌握车辆特征的专有名词，胡辛跑遍了北京的4S店聚集的汽车市场，只要在售车辆有英文介绍的。全拿过来，研究车辆特征特性的词汇。
他觉得警务英语中应该有设计枪械的章节，便让旅居国外的亲戚在当地搜集整理了好多有关枪械的说法，给他发回邮件。
两年写就《用英语办案》
“截”外国专家帮忙纠错
胡辛并不满足于自己一个人的得心应手。他把现场执法和服务的实用英语做了总结，把自己的经验和收集来的国外的资料，用了两年时间汇总超过100万字，并最终出版了38万字的《用英语办案》一书，成为最前线警察用英语办案的实用指南。
在胡辛收集的国外资料里，有一张小小宣传单给他触动很大。那是美国警方在华人社区发放的，标题叫《维护你小孩的安全》。其中用中文写道：“孩子不系安全带会破损，帮他紧牢。”
“这可能是当地警方汉语最好的人写的，你说看的懂看不懂，看的懂，可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怎么那么别扭。”美国警方的蹩脚汉语宣传却时时让胡辛自省，“工作中要尽量避免这种事。”
二外教授杜大卫博士是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顾问，被称为“英语警察”，在公共场所到处给人纠正英语错误。胡辛在电视上看过杜大卫的报道，刚好他也住在二外，就想拿着初稿去碰运气。
“有一天他出校门，我正好经过，一眼看见他，这不就是那个‘老杜’吗？”胡辛兴奋地把车横在教授前面，激动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嘿！老杜，这是电视上说的那位到处给人改错的先生吗？”杜大卫博士就这样被胡辛“楞认识”了。
杜大卫看了胡辛的书稿，觉得很有意义，帮胡辛校对，挑了不少错。“他说我有的话太痞了，问我这是打哪儿学的？我说美国警察写的宣传材料啊。老先生说，哎呀，美国警察有的高中毕业就能干的，说的话有些很不讲理，糙得很，不能什么都拿来用的。”
胡辛和外国专家的缘分，让他的书得到了最专业的指导和斧正。
日本高官寄来卡片
外语办案收获认同感
每年，胡辛都会收到一些外国当事人的感谢信及问候卡片，其中一张是一个日本人寄来的。几年前，他来北京旅游时行李被盗，那天正好是9月18日。
这一天对于这位日本游客来讲太过敏感，他硬着头皮走进了西城分局出入境大厅。
接待他的正是自学了日语的胡辛。
让这位日本人没想到的是，胡辛不仅会日语，服务更好，耐心细致地帮他办理了各种手续，又协同刑警为他一家做笔录。另一边，刑警也调取了案发地的监控录像，尽力查找破案线索。
回国后，他特意给胡辛寄了一张卡片，上面写道：“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公务员，中国的警察，才知道中国的公务员是如此值得人们信赖和尊敬。我们甚至应该去感谢那个小偷，否则就不会遇到这些警官，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从落款上，胡辛才知道，这位日本人是当地政府机关的高级官员。
语言在胡辛这儿不仅是出色完成工作的利器，更是文化交流、展现中国警察形象的方式。
每每提到这些，胡辛显得特别满足。在用外语办案的特殊警察角色中，他收获了认同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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