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讲，我以为外八庙的意义有九，而且都围绕一个主题——民族，称为“九绝”吧：
一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核心，将国土最偏远的地方，包括拉萨、日喀则、伊犁的宗教建筑，奇迹般的再现于祖国的心脏地带，从而震惊了国人，也感动了世界，它雄辩地证明了西藏和新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和祖国大家庭的其它兄弟真是亲如一家。
二绝：这五座各具神采的少数民族风格的寺庙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舞台，这座舞台虽然设在内地东部，却又在塞外，既边缘又核心，而且从气候到海拔，仿佛天然地还是少数民族习惯的环境，来往方便，少数民族还没有易染天花的顾虑，来了之后，既能晋见皇帝，又处处都是神圣的佛土，可以整天念经拜佛，不亦乐乎，不论是定期轮番前来，还是应召前来，或是自动愿往，或是干脆迁来永住，都是快乐的，幸福的。搭建民族团结彼此交流的大舞台是闪烁着中国特色的一个绝招，试看，满街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五颜六色，满嘴自己的民族语言，熙熙攘攘，这是何等有趣的景象，大概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和进步，不愧是一个和谐的祖国大家庭缩影，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
三绝：这些寺庙专门负责接待的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位的，其中有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多个少数民族，民族成份繁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极其形象地展示了中华大家庭的多民族性，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文化是多个民族共同缔造的不争事实。
四绝：外八庙的存在雄辩地说明清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既正确又有效的，他们的雄才大略，他们的尊敬和善待少数民族的精神，以及他们的具体的奖惩分明、恩罚相间的民族政策绝对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早已为今日的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雄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八庙是一曲有光荣历史的辉煌的民族团结的高歌，它是一种伟大思想的活样版。
五绝：把五座最著名的又完全各不相同的喇嘛寺集中在了一地，这是一个特别的闪亮点。大家知道，汉传佛教的寺庙建筑往往非常雷同，从布局到建筑物，莫不如此；而这五座喇嘛庙却是那么有个性，一个赛着一个特别，彼此完全不同，布局特别，建筑特别，主佛特别，所有的细节都特别，令人目不暇接，惊讶万分，由惊奇而倍感敬佩，它是藏式建筑光荣的博物馆群，却设在了内地。特别要提到的是，普宁寺大乘之阁中的主尊佛是千手观音，全高23.5米，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安远庙一层的主尊佛是绿度母，三层上主尊佛是大威德金刚；普宁寺和安远寺主殿四壁皆有精彩的佛教壁画，是反映民族文化大交融的佳作，壁画均基本保持完好；普宁寺的主尊佛是上乐王佛双身铜像，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裸体；普陀宗乘之庙的万法归一殿的主尊佛是释加牟尼佛；殊像寺的会乘殿和清凉楼中的主尊佛都是文殊菩萨；须弥福寿之庙的妙高庄严殿一层正中供的是释加牟尼佛像，其前方供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总之，各庙主尊佛各有偏重，全面而周到，集佛教诸佛之大全，内容博大精深。
六绝：五座喇嘛庙都位于承德北部和东部的小山上，形成半环围拱之势，个个倚山而建。如果站在平地上，或是对面的山上，远远望去，有奇妙的整体印象，在外观上已经先声夺人，给人一种极其庄严神圣的印象，甚至是敬畏的感觉，这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奥妙，也是物质变精神的一个典范。
七绝：普陀宗乘之庙有大金顶、有宏伟的高18米的大红台，有高25米的大白台；须弥福寿之庙也有大金顶，而且有八条金龙，各一吨重；安远庙有琉璃黑瓦顶；普宁寺和普乐寺则各有黄琉璃瓦顶，这些组成了一种颜色的大汇展，而且气派高贵，远看有远看的意境灵感，近看有近看的体验感受，特别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显然是大手笔的制作，有多元、多彩设计的艺术效果，这是任何一处别的地方没有的，因此是独一无二的视觉胜地。
八绝：这五座寺庙建设用料品种之多，用料质量之精，用料价值之贵，都首屈一指的。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的两个大金顶的鱼鳞铜瓦表面，不是贴金，而是两次鎏金，各用了一万五千多两黄金，至今光彩夺目，这也是在全世界独一份的精彩绝活。
九绝：这五座寺庙的布局设计都各自极其复杂，既独特又庞大，有高台，台上有大殿，有回字群房，错落有致，既规整又活泼，一环套一环，处处有玄机，深不可测，而且能因地制宜，注意和大环境协调，民族特点非常突出，明显不同于汉式建筑，它们的奇思妙想，它们的别开生面，它们的精妙绝伦，它们的多变和多姿，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可以进入经典系列，应该被评价为建筑界的艺术瑰宝，是建筑界的世界级的永久博览会。
这九种绝活，集中展现在承德的五座伟大寺庙里，构成了难得的唯一存在。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在其它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能和它相媲美的地方。它的唯一性造就了它的伟大和不朽，而它的主题却是中华民族团结这个大题目。
一个小地方却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题目的象征，的确是神来之笔，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不愧是人间奇迹。
四、还有二十块带藏字、蒙字的石碑
2009年7月我撰写了题为《十五块京城藏字石碑》和题为《藏式建筑——京城的精彩》两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合并为一，题目是《见证亲密》。差不多相隔一年，沿着这个思路，我到了承德，再一次寻访带藏字、蒙字的石碑，结果收获巨大，在承德共发现了二十块带藏字、蒙字的石碑，这个数字表明，承德此类石碑比北京还多，而且还不包括围场的在内。
承德的带藏字、蒙字的石碑大体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石质的门额，或者是牌楼上的石匾额，第二种是巨型的石碑，立碑或卧碑。前一种均属名称匾，比较简单，用四种文体，即汉、满、蒙、藏文字刻在一块长条形的扁石料上，其中汉字都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属于此类的石匾承德一共有九块，它们分别是“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殊像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的琉璃牌楼上的“普门应观”、“莲界庄严”，须弥福寿之庙牌楼上的“总持佛境”。第九块最为特殊，是避暑山庄主门、丽正门上的石匾额，上面居然是用五种文体撰刻的，除了汉、满、蒙、藏之外，还有维文，这是全国唯一一块有五种文体的石匾，实属罕见和难得。
附带说一句，与这些石匾类似的，承德还有一大批木质的云龙陡匾，大都悬挂在殿堂的正门上方。数一数大约有九块，都是长方形，竖写，金字蓝地，也全是四种文体的。
重点显然是在那十一块带藏字、蒙字的巨型石碑身上，每一块上都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刻上一篇皇帝的重要文章，篇篇都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原因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全部都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既是记实性的文字，又有政策性的阐述，其离不开的主题宗旨可以归结为“绥靖荒服，柔怀远人”，安定边疆，安抚地方的人民，“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永远享受幸福和快乐。
承德带藏字、蒙字的石碑和北京的四体文种巨型御碑不大相同，北京的石碑内容大部分是涉藏的，承德的御碑中涉藏的只有一块，大部分是涉疆、涉蒙的，后者共有八块。所以，此两地的乾隆石碑因所立年代不同，重点也各有侧重。承德的侧重点是西部新疆的蒙古诸部。
细细分析起来，分布在外八庙里五座喇嘛庙中的九块石碑，除去乾隆为承德城隍庙题的碑之外，剩下的八块石碑，如果抹去表面上的缤纷打扮，实际上是讲了五个完整的民族团结故事。
头一个故事是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归顺的故事。
蒙古民族在清朝的时候大致分为三大部，第一部份叫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在雍正时期已归顺后金，第二部份叫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又称喀尔喀，它又分为四个部，在康熙时候都正式列入了清朝管辖范围，第三部份叫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分布在新疆西部和新疆以西巴尔喀什湖一带，他们又分为四部，包括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土尔扈特在最北边。在康熙时期这个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问题最大，战乱不断，给西部边疆制造了不少麻烦，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一桩心事。
说到土尔扈特蒙古，他们是受到其它蒙古部的排挤和欺侮的，当时早在一百年前就被迫远走俄罗斯，到了伏尔加河下流。到了乾隆时期，其首领叫渥巴锡，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俄罗斯要征调他们的子弟去打仗，二是扣了渥巴锡儿子去圣彼得堡当人质，三是要他们改信东正教，在这种形势下，渥巴锡有意摆脱异族异教的统治，想投奔祖国，坚信喇嘛教。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突然做出坚壁清野的决定，举族东归。走了八个月，经过千辛万苦，行程一万多里，到了新疆伊犁边界，十六万九千人只剩下七万多，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贫病交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尔扈特东归故事，近年已被拍成电视作品。但这只是上篇，下篇是他们回归后命运究竟如何。事实是乾隆皇帝一直时刻在关心这些蒙古人的命运，没有一刻休息，并为他们的归顺感到由衷高兴。此时期朝廷内部对如何对待这些回归者颇有分歧，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存有戒心，结果，乾隆力排非议，坚决主张立即热情接待他们，说这不是“归降”，而是“归顺”。乾隆一连下了一系列圣旨优恤这些蒙古人，让各地官员出钱、出牛羊、出地、出皮衣、出茶叶，出粮食来接济归来者，结果累计花费了二十万两银子。乾隆还大规模封官进爵，召渥巴锡等首领前来承德加封领赏。总之，一切都做得十分详细周到，毫无吝啬之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换得蒙古人的忠诚，才能赢得永久的安宁。
所有这一切，都被乾隆皇帝如实地写在三篇文章里，这是发生在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事。本来，普陀宗乘之庙是为庆祝乾隆母亲八十大寿而盖的，又巧逢他本人六十岁，实属国之大庆，到完工时，正好赶上土尔扈特部归顺，其首领来到承德，实属难得，应了佛法的因果报应，值得大书一笔，于是不仅有了《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还有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加起来一共三块，都立在普陀宗乘之庙中的御碑亭里。
无独有偶，在乾隆三十年，即六年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在承德重建伊犁的固尔扎庙的盛事，也值得一记。固尔扎庙是新疆伊犁河北岸的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大殿高三层，围墙长达一里多，是漠西蒙古的五大寺院喇嘛轮流来此念经的圣地。可惜毁于战火，成了一堆灰烬，不能恢复。乾隆皇帝考虑到承德已经成为每年木兰秋狝和诸藩朝拜之地，不如把固尔扎庙重建于承德，起名“安远”，取安定远方之意。恰好有一支叫达什达瓦部的蒙古人迁来承德居住，正好可以和其它来朝见皇帝的部族首领一起参加落成大典，并用步踏宗教仪式来庆贺，这样就有了《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石碑。这是一块卧碑，也是四种文体的，立在承德外八庙的安远庙里。
外八庙的普宁寺是目前承德唯一有喇嘛正式做佛事的大庙，它是仿一千多年前建于西藏的最古老的喇嘛寺三摩耶庙的样子修建的。这种样子的大庙乾隆皇帝在北京也建了一座，即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后山上的香岩宗印之阁，可惜后来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已成废墟。2009年夏，经数次考察之后我写成文章，并提出在北京重修此庙，结果得到了同意和批复，目前已经开始启动。此次，我去承德调研，首先就走访了普宁寺，倍感亲切，可找到了在北京重建香岩宗印之阁的活样版，特别是阅览了立在御碑亭中的大石碑《普宁寺碑文》，更明白了当初乾隆皇帝的苦心。
立这块石碑是在乾隆二十二年，起因是平叛准噶尔暴乱。这就是第三个故事。围绕着第三个故事乾隆皇帝也立了三块石碑，都在普宁寺的大御碑亭里，也都是用四种文体刻的，一大二小，大在中，小分立东西，大的叫《普宁寺碑》（1755年），小的分别叫《平定准噶尔铭伊犁之碑》（1755年）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1758年）。
如前所述，在漠西蒙古人的四个部中准噶尔部是最强悍的一支，原游居于伊犁河流域，后来向哈萨克和柯尔克孜地区扩展，经过无数次争战，取得了统治地位，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康熙皇帝在1697年之间曾三次亲征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取得了胜利，收复了伊犁，正式确定了中国西部版本的范围。隔了七十年，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又作乱。他无恶不作，横行霸道，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乾隆皇帝于1755年派大军征讨，生擒了达瓦齐，统一了大西北，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和企盼边疆的安宁，乾隆决定在承德修建普宁寺。三年后，准噶尔部的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乾隆再次派大军征讨，终于获得彻底胜利，结束了准噶尔长期割踞新疆的局面，各民族过上了和平安宁的日子，乾隆在碑上语重心长地写到，今后当用怀柔方略，“替移默运”，以期人心在不知不觉中起变化，都心向中央。
平定准噶尔之后，承德又迎来了第四个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怎样才能满足内外蒙古、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有个地方瞻仰，发扬肃穆虔恭之心，从而不生二心呢？章嘉国师说，根据《大藏经》记载，有一个上乐王佛，常向东讲经，普渡众生。这座建筑要正对东面的磬锤峰，前面多设几道大门，后面建一座高台，上有大殿和佛龛，人们到此会有一种敬慕喜悦之心，而产生皈依佛法的愿望，并在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和游玩，得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乾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在普宁寺和安远庙之间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大庙，取名“普乐寺”。这座庙的主佛便是上乐王佛，俗称密宗的“欢喜佛”。乾隆皇帝写了一篇《普乐寺碑记》，用四种文体刻在石碑上，并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这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事。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即1780年，乾隆七十大寿的时候。这一年西藏班禅六世自动前来为皇帝祝寿，乾隆大为感动，特地在承德和北京同时为六世班禅修建了两座行宫，承德的这座叫“须弥福寿之庙”，北京的那座叫“昭庙”，而且分别写了《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和《昭庙六韵》，也都是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来表述的，“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化之悃忱。”说到底，这两块石碑上的文和诗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安邦立国的宣言，在团结西藏上是两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件，极有深远意义。
如果说，外八庙中这五座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寺庙是一曲华丽的大合唱的话，那么，这五座皇家寺庙中的十一块带四种文体的石碑就是这个大合唱段落之间的诗篇和独白了，有高屋建瓴，一语道破之功。
宝贝啊，宝贝，国之瑰宝，不可不知，不可不看！而且应该在此基础上认真做一些思考，派生出某些战略的主张；当然，这已是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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