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寒风萧瑟，冬雨连绵。这一天，对苏轼来说，是心头弥漫感伤之日。赴任凤翔，是苏轼自己第一次远赴他乡，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当时，苏辙虽在相送，但二人走到距京师开封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西门后，也就应了古人那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老话——苏轼携眷继续西行，苏辙则返回开封侍奉父亲。
至此二十六年的人生中，苏轼与弟弟苏辙从未分开过一天，即便去年二月从四川入京师后，苏轼兄弟二人也同寓于丽景门汴河南岸的怀远驿，形影不离。历史上，不无以文学声名并驾齐驱的兄弟如曹丕和曹植，却似乎找不到如苏轼和苏辙这样既以诗文同垂不朽，同时情感也深厚至极的兄弟了。苏辙自幼随兄长苏轼读书，其父苏洵还曾直接“命辙以轼为师”，这些都使苏辙在情感上对苏轼极为依恋。在怀远驿的某个雨夜，当苏辙读到韦应物的“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示全真元常》）诗句后大起感伤之情，遂与苏轼约定，日后早退官场，以求兄弟一起团聚闲居，便是最大的人生快意之事了。
在郑州西门，苏轼兄弟俩洒泪而别。感伤难抑的苏轼转过马头登上一高坡回望弟弟的背影，见苏辙正策马远去，最后能见到的只有他忽隐忽现的帽子。于是，“郑西分马涕垂膺”的苏轼忍不住取纸笔写下一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诗，其中既有“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的惆怅，又有“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的承诺提醒。
当苏辙的身影离开苏轼的视野后，苏轼终于在“童仆怪我苦凄恻”的目光中转马向西，取道凤翔而去。
数日后，苏轼到达距郑州三百四十里外的渑池（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是令苏轼百感交集之地，不仅其是战国时秦赵会盟、蔺相如逼迫秦王击缶的著名历史之地，还因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底时苏轼兄弟随父亲苏洵首次前往京师赴考途中曾宿于该地。如今已转眼六年过去，六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人事的改变已足够令人心生感慨。
当年苏氏父子三人出成都，过剑门，经凤翔、扶风、长安，出关中后到达渑池，并在一寺庙投宿，而当日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法号叫奉闲的老僧。此时旧地重临，苏轼想起当年父子三人结伴，今日却是自己独自西行，不免心有戚然，遂寻当日寺庙以怀旧情。进去后方知，奉闲老僧早已圆寂，在寺庙破损不堪的墙壁上，当年父子所题诗句还依稀可见。苏轼不由得再次展读路上收到苏辙写下的《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不禁备觉感伤，于是写下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的七律。这是苏轼青年期写下的一首不朽之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在今天读来也很难想象它出自一位二十六岁的青年手笔，但诗中的感慨又只有具苏轼这样的才华和经历之人才能写出。字里行间足以令人体会，这首诗充满苏轼内心的情感波澜和对人生变幻莫测的感叹，也难怪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毫不吝惜地盛赞此诗“意境恣逸，则东坡之本色”，可见当时苏轼的才华已然成熟和爆发。
从渑池到凤翔还有八百里路程，沿途较顺，事情不多。史书载录的只有苏轼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拜见京兆府刘敞一事。嘉祐五年（1060）入京师开封后，苏氏父子与刘敞均有交往，苏辙更在宋仁宗亲策于廷的制科考试前（嘉祐六年）上书后者，称其“高亮刚果，士之进于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辙愿执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乐进于前而无恐”。可惜，上书不久，刘敞就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人至长安了。身为庆历六年（1046）进士、廷试第一的刘敞博学正常，意外的是他还特别好古——长安原为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唐故都，时不时有古器出土，大多都被刘敞悉数购藏。绝非附庸风雅的证明刘敞不仅从古物中考据出与先儒所说不同的三代制度，还提笔撰有《先秦古器记》一书。苏轼登门拜见刘敞后，刘敞与其颇为投缘，留苏轼“剧饮数日”。游石林亭时，二人一唱一和，各撰二十四行诗歌一首，年近半百的刘敞对苏轼的评价是“有可敬之处”。
告辞刘敞后，孤独之情更甚的苏轼携妻子童仆继续西行三百一十里路，终于在大雪纷飞的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凤翔。此时，距他和苏辙分别，刚近一个月。
《应是飞鸿：苏东坡的诗旅人生》
远人 著
本书是一部大文豪苏东坡的仕宦史、交际史、思想史，详尽书写苏东坡从出仕到逝世的仕宦历程，深刻分析其积极处理政事、豁达面对人生的根源，重点勾勒其间的思想变化和人生态度，侧面展现北宋中期的官场政治和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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