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1943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
——习近平
1943。
豫西北。
外寇入侵，伪匪蜂起，大旱，水患……
在这岁月的罅隙中，一群衣衫褴褛的灾民，蹒跚艰难前行。
痛苦、彷徨、茫然的眼神，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一遍遍逡巡、寻觅。
骤然间，那遮天蔽日、呼啸而至的蝗灾，使得原本就羸弱不堪的他们，又遭受了一次了灭顶之灾，重重的一击，使得他们踉踉跄跄，“活下来”成了他们人生旅途中最大的欲望。
苍天在哭泣：我命运多舛的子民哟！
蚂蚱来了
明朝的徐光启曾说过，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
1942年，夏秋连旱，绝收。
1943年，夏，麦子收成仅有三、四。入秋，雨水还算可以。
大路村已故的李永安老人，生前曾悲沉地说起过这个故事的开头。
民国32年（1943年），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我印象里蚂蚱也就是那天过来的。
吃过早饭，我去观岭看庄稼，这时正是玉茭撒红缨，谷子秀穗的时候。当秋雨水足，估摸收成还要不错呢。转上一圈，心里喜滋滋的。快晌午，我从观岭下来，走到罗泉洼村边，站在那儿，揉揉眼，癔症了半天，寻思大路沟口那三棵大柳树咋不见了，我来时，好好的，还在那树下坐一会呢。咋回事？
紧赶慢赶，到沟口一看，我汗毛眼都扎起来了。你不知道呀，那枝条上的蚂蚱拧成了疙瘩，一嘟噜一串的，树叶全被它们捋光了，连枝条上的嫩皮也被它们啃咬着，听起来还啧啧有声。
这时，我才知道——蚂蚱过来了。
老人吸了口旱烟，眯缝起了双眼，顿了顿，似乎真不愿提及这事。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回村里告诉大伙儿，蚂蚱过来了。
人们还在村头饭铺里说闲话。
有人过来，摸摸我的头，开玩笑地说，永安，你没发烧吧，大白天说啥胡话哩。
真哩，不哄。不信，你们出外看看呗！
人们半信半疑，刚走出门，天阴了。仰头一瞅，天阴了，第二波蚂蚱又过来了，日头遮没了，舞舞作响。
人群炸开了，这才抱头四下乱窜，大呼小叫：快些吧，蚂蚱过来了！蚂蚱过来了！”
东头的丑娘，后老坟种有半亩谷，刚秀穗。娘俩一个掂粪叉，一个提扫帚，往地里跑，一看谷子上都爬满了蚂蚱，还有蚂蚱成群不断飞来。抡起扫帚、粪叉，左右扑打，新粪叉头都打掉了，扫帚也打秃了，没多大工夫，丑娘往地上一趴，嚎啕大哭起来。
半亩谷子，眨眼间，成了光杆，半片叶子也没剩。这往后，大长一年，全家几口人吃啥哩。
断断续续，这蚂蚱一折腾就是三四年，它算是真把人害苦了。
头年吧，大旱，人们对对凑凑勉强还能过去，蚂蚱这又一过来，把庄稼、树叶、野菜捋了个净大光，你说这叫人咋活哩？
“民国三十二年人吃人”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
惨状，目不忍睹
济源。王屋。垣曲。
南邻黄河，北依太行、王屋、中条，这一狭长特殊的地理位置，自1938年初起，自然成了日寇西图陕西，北击山西的通道。
山北是太岳根据地，河南是国民党的地盘。通道里，既是沦陷区，也是国统区，二者叠加，1942年中条山战役，特别是1943年的蝗灾之后，这里更成了白骨遍野、饿鬼夜号的人间地狱。
饥荒持续蔓延，渐次加重。
起初，人们挖野菜，扒树皮，捋荆籽，吃观音土，尚能哄哄肚皮，接下来场光地净，野菜没了，树皮也光了。
卖牲畜、卖农具、卖土地，家徒四壁，灾民们茫然失措的眼神里，再也看不到生的希望了。
没了庄稼，没了人声，没了炊烟。
饿狗在村巷胡同间乱窜、觅食。
1944年8月7日的《新华日报》（太岳版）一篇报道，描述了蝗灾后的惨状。到达该地的记者，登高一望，田地里绿油油一片，待近前一看，全是人把高的黄蒿，不时还有饿狼窜出。村庄里寂静无声，村巷里，甚至院落里都长满了黄蒿、杂草，院子里空空的，没有门窗，没有家具，没有锅碗瓢盆，墙角里不时还能看见白花花的死人骨头。
记者见到了一位□□姓王的老乡，他说，他的亲兄弟3月间出门被人拉去剥吃了。玉皇庙的□家女人，把自己5岁的女儿，送人剥了，自己分了一条腿吃。斗沟七八家仅剩三家，当中有一家是刚从外地逃难回来的。□□十四岁的马姓小男孩，一家8口人，仅剩下他一个，其他人都饿死了。
记者总结了当地的情况，“三多”荒地多，空房多，病人多；“三少”人少，牲口少，家具少。
当年的幸存者，今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大饥荒留给他们的记忆，却永远也无法磨灭。
曾任济源日报社编辑部主任现已退休陈立新老师，热衷于口述历史的研究，他走乡串户，访问当年蝗灾的亲历者，在这些老人的叙述间，陈立新老师将笔端伸向了那段残酷的历史，唤醒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健在的原大峪镇东坡村的聂怀亮老人，今年84岁了，曾向他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而又恐惧的故事：丈叔胡明信，当时住在下冶逢石村。一次去王屋街买盐，路遇一位妇女瘦得皮包骨头，躺在路边，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趴在娘身上吃奶，待他买盐回来时母子俩都已饿死，孩子嘴里还含着奶头，看来是再也吸不出一滴奶汁了。
他还有一位亲戚，一次跑二十多里上街办事，事办完后，买了两个蒸馍想填填肚，不料馍刚拿到手，就被后面抓集的抢去了。肚里呼噜呼噜叫得厉害，心不死，又买了一个。这下准备找个僻静的地方止止心慌，旮旯是找到了，谁知他探头一看，扭头就跑。原来这儿支着一口大锅在煮肉，锅里的肉，随水上下翻滚。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两颗人头，他立马意识到这儿是杀人煮人肉的地方，咋能不跑呢？他在前边跑，后边俩人追，一边撵，一边喊“等等等等”，吓死人了，幸亏没逮着。
黄河北岸被日本人占领了， 南岸是国民党的地盘，因此它成了河沿人逃难的目的地。
和聂怀亮同岁的良安村代志让老人，心有余悸地回忆了逃难的事儿。一家人在蓼坞瓮沟渡口，苦苦等了15天也过不了河，还差点儿送了性命。渡口的上方是日军炮楼，鬼子兵们严密监视着渡口的动向，一有动静就打枪。渡船只能在夜里偷偷地来回运载南逃的难民。不少在这等待过河的人们就饿死在这渡口附近，死尸枕藉，腐烂发臭，苍蝇成群，臭气熏天。就连通往渡口的人行道上也摞满了尸体，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一家人抢着登船时，哥哥前边走，他只能从后边拽着着哥哥的衣襟，踏在尸体上往前跑。
今年87岁的冯维温老人，提起民国32年的事，感慨地说：“现在传说的‘民国三十二年人吃人年’是一点儿都没错。真哩！”
人们，因饥饿过甚，极度虚弱，走着走着一头栽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有的人往墙上一靠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一个叫赵路的，走到一个叫盘道崖的地方坐下休息，就再也没有起来，附近住着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趁天黑，她拿刀子，在他身上割肉，一条条的拿回去煮着吃。
路上，常有倒下去的人儿，有的尚有一口悠悠气，几条饿狗就围了上来，在一旁等待着，它们伸着血红的舌头，拖着涎水，贪婪地看着垂死的人，人一旦咽下最后一口气，这就是它们的饕餮大餐了。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据估计，在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有2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荒引发的疾病，另有300万人逃离河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访问河南灾区之后痛苦地写道：“这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
风萧萧兮雨凄凄。
苍天为何不怜他的子民。
国统区，百姓雪上加霜
以1942年大旱灾为背景的、艺术版《1942》，已使人纷纷落泪。
孰不知以1943年蝗灾为背景的现实版《1943》，更让人心灵震颤，潸然泪下。
灾荒叠加的现实的确要比艺术更加残酷十倍乃至百倍。
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四十万的军队进驻河南。
灾荒爆发后，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李培基，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呈报了灾情，请求暂缓征收军粮。蒋鼎文毫不留情地答道：“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的国就亡了。”
1943年2月初，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和主编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两篇调查性报道，揭露了河南大灾荒的真相，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措施，使国民政府颜面尽失，结果迫使《大公报》停刊三天。
美国记者白修德等人随后进入灾区实地采访。
随着媒体的介入，政府也象征性地派几位政府大员前往灾区视察。
视察灾情的国民党政府专员张光嗣，1943年9月27日在呈报给国民中央政府的灾情报告中，指出灾荒的四大主要原因，一是粮价飞涨，二是军粮太重，三是土地贬值太快，农民即使出卖土地也无法生存，四是地方官员贪污挪用救灾粮款现象严重。
据统计，截至1943年初，国民政府拨往河南2亿元救灾款，仅能购买2000万斤粮食，而同期在该省征收的军粮高达3亿4000万斤。是救济，还是掠夺，不可思议！
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直斥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如同强盗一般，他们是河南大饥荒主要诱因之一。
济源、王屋、垣曲，一路向西……
中条战役时这里是中日两国军队反复拉锯之地，国民党军队败退河南之后，这儿既有日伪，也有国民党，还有我党的游击武装。
王屋县。
鳌背山，黄楝树，黄背角，小沟背。
群峰林立，沟壑纵横。
这里既是日寇历次大扫荡最残酷的地方，也是国民党济源县第七区长期盘踞、盘剥最重的地方。七区的阎廷伍、王德廷百姓俗称“阎王”。在日军入侵王屋山区之后，他们就躲进了这一带，不抗日，专事与共产党发生摩擦，专干坑害百姓的坏事。这里还有两个营的国民党兵力，军粮的反复强征，使得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一度窘困异常，不时有人被活活饿死，情景十分凄惨。
“阎王”除盘剥百姓外，还密谋偷袭独立营，消灭王屋县政府。1943年5月初，王屋县独立营配合太岳军区四分区18团，从鳌背山开始，一路经黄背角、黄楝树、小沟背、一直到红村、观岭，经三天连续追击，一鼓作气，将阎廷伍及国民党残匪，撵到了黄河南岸。
阎廷伍走了之后，剩余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即侯守典的九联队，催粮逼款，气焰依旧十分嚣张。
1942年，夏秋绝收。
1943年，夏，二麦（大麦、小麦）减产，仅有四成，仅仅收获的一点麦子，几乎又被日伪劫掠一空。秋季，蝗灾过后，洪水又将田野中蚂蚱吃剩的光秆植物一掠殆尽。
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粮，是百姓的命根。也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蝗灾酿造了一起起人间悲剧：
下冶，石板河。
侯守典部在此挨户催粮，他们把27名家徒四壁，无粮可缴的农民抓了起来，关进了一孔窑洞里，窑门口堆上了一大堆柴草。
然后通知这27人的家属，威吓道：三天，只给三天！如若不缴，统统烧死！
三天内，家人们，心急火燎，东奔西走，东挪西借，仍凑不出这要命的粮食。
最后，丧心病狂的侯守典部果真点燃了这把罪孽之火。
火焰腾腾，浓烟滚滚。
窑洞内，尖叫，惨叫……不绝于耳。
窑门外，家人们哭声连天，一声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
哭泣的秋风中，有的只是侯守典部的狂吼与狞笑。
窑内渐寂无声。
风在哭嚎。
哭这人世间的惨剧。
蝗灾，蝗灾，
你们，是你们，将这27条鲜活的生命葬身在了这火海中！
我们，不难且也不敢去想象这27人被活活烧死时痛苦挣扎的惨状。
官逼民反。
同期，“一号作战” 开始后。
豫西。在日军的强势攻击下，一路溃逃的国民党败军并不受灾民的欢迎。“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缴获其枪支弹药。”白修德文中“军队开始强征耕牛作为运输工具，激起民变”，农民用猎枪、铁耙武装自己。战役开始的几周内，约有5万国民党士兵被河南农民缴械。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记载：“没有比一号作战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河南的大饥荒，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反而横征暴敛一如既往，中国军队逃跑时，长期遭受压榨的农民夺取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并向他们射击。”
原本是一支抗日的军队，沦落到如此这般地步，真是令人叹息。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既羞辱，又震惊，惊呼：“我们的军队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
九联队队长侯守典，后被我王屋县独立营活捉，在下冶三教，经公审，交由民众处死。
1943年4月5日。
蒋介石官邸。
返回重庆的白修德，在向蒋介石面陈河南灾情时，蒋矢口否认曾向河南灾民征粮，并保证灾民相食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
无奈，白只好将在河南灾区拍摄的野狗吃人尸体等诸多照片摊了出来。
照片中的现状惨不忍睹，看到后，蒋介石的双膝开始颤抖起来，命秘书开始记录。
之后蒋介石开始下令拨款2000万元，用于赈灾，救济灾民。同时电告河南军政首长，称国外记者在灾区看到“暴骨累累，狗彘相食”以及“埋葬过浅，臭气外扬”等现象。蒋没有采取更多措施积极救灾，而是下令掩埋无主尸体，掩盖大饥荒最令人不安的证据，要求“埋葬时其坑深必须超过五尺，并多盖土于其上。以免曝尸与腥臭之弊。”
蒋介石免除河南1943年的征粮任务，是在本年度军粮已超额完成的情况下才做出的。之后拿出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投向河南。这笔款到账后，竟又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私自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直到1943年小麦播种时节，一些灾民才陆续收到用此款购买的发霉麦种。这时，河南已有300万灾民死于非命！
其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却抛出一篇社论，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河南大饥荒：称“中国正是一个将降大任的国家，自然要接受种种的磨难，不仅政府要受得起考验，人民也要经得起磨炼。”
白修德这样写道：“我们知道，河南农民的心中已经升起了如同死亡一样冷峻无情的暴怒，政府的勒索已经让他们的忠诚化为乌有。”
最终国民党政府对河南人民的无耻行径，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使其失去了中国农村最广大农民的民心，失去了它的执政基础。
视民众如草芥的政府，他们也同样一文不值。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大饥荒来临之时，对待民众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是后来民众为什么要“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的最好诠释。
太岳根据地，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01
边区政府立即行动，抗灾自救
蝗灾！蝗灾！！
一场史上罕见的蝗灾，伴随着旱灾、水灾与人祸，似一把魔爪，不仅无情地蹂躏着黎民百姓，同时也将两个政府的两种待民之心，裸露在青天之下。
1943年8月。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随即组建了以杨秀峰为主任的救灾委员会，并立即投入抗灾自救工作。边区政府首先提出了“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的目标。
一次会议上，杨秀峰说：历代灾荒中死的人，全是穷苦大众，我抗日民主政府绝不允许饿死穷人的历史重演。 还强调救灾就是救人，救灾就是救命，救灾就是革命工作和抗日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掉以轻心，得过且过。下令全区紧急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到救灾工作上。
边区政府还先后出台了系列救灾举措：一是补种晚庄稼；二是大量种植萝卜蔓菁等晚秋蔬菜；三是采集野菜代食品。提出将经济工作重点向生产救灾方面转移，为生产救灾服务的方针。要求各地多开水渠、修滩地、打水窖，为灾民安排生产门路。
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一直受到党中央的关注与嘉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延安）不断登载晋冀鲁豫边区救灾消息。边区军民的灭蝗消息发表后，《解放日报》特意发表社论，称赞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救灾灭蝗是中国灾荒史上破天荒的壮举。
杨秀峰抗灾自救、恢复生产做法与举动，引起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注和欣赏。
1945年，延安春旱。毛主席再与农民聊天中，农民向毛主席求教抗旱的方法。毛主席挥手一指：“去找杨秀峰，他在那窑洞里。”当时，杨秀峰在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会议。
中共七大会议上，提到天灾时，毛主席诙谐地说：“克服天灾，晋冀鲁豫有经验，我们共产党人会捉蝗虫。”
解放初期，安徽遭受水灾，毛主席与周总理亲点杨秀峰，让他去安徽组织指挥抗灾。
民以食为天，政府以民为重。太岳救灾委员会做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规定，要求村级救灾委员会：“凡饿死一人者，批评；饿死二人者，警告；饿死三人以上者，应撤职处分；上级责任人应受连带处分。”
1944年春，太岳行署发布《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安排部署灾区的春耕生产。
为减轻农民负担，政府减免了50%的公粮，并以工代赈，救济灾民。
1944年7月，针对济源王屋缺少耕牛，秋种无法进行等问题，太岳行署召开专门署务会议研究解决，并下发文件《发动耕牛互助，开展王屋济源生产救荒》。阳城县组织耕牛互助大队，赴济源王屋帮助耕地秋种。
一位从敌占区逃难来的灾民，看到共产党如此关心老百姓，感慨地说，想不到啊，根据地新天新地新人间，共产党真是好啊！
02
捕蝗，剿蝗，刨蝗卵
1942年是年。
济源王屋旱灾严重，夏秋绝收，伪匪蜂起，大肆劫掠，致使两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先后有10万余难民外出逃生。
1943年8月，济源王屋二县飞蝗成灾。在两县县委领导下，党政军全体干部带领广大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剿蝗战斗，取得了辉煌成果。
王屋县二区北阳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参与灭蝗。王文轩一家，父亲在家烧水做饭，67岁的母亲，11岁的女儿，还有他的妻子纷纷下地刨蝗卵。村干部许士迁、王文轩自购草帽、毛巾等奖品，奖励刨蝗模范。王屋县政府奖励该村毛驴一头。全县刨卵2200多斤，灭蝗7100多斤。
1945年6月1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4月27日，王屋县全体干部分赴各地，领导剿蝗。一周内，参加剿蝗的人员达1万多人，剿灭蝗虫达10万多斤。葛山群众根据蝗蝻夜里不动的特性，45人一夜打蝗987斤。逢石群众挖沟12里，引河水淹死蝗虫60石。花园村群众自愿去外村协助打蝗。北寨、山院等村的妇女也自愿加入到了打蝗的行列。记者总结了这次灭蝗的经验，一是干部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二是群众认识到了村村协同作战的意义，积极参加灭蝗活动。
1945年6月7日 《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仅王屋三区，济源一、五区就捕蝗蝻65万斤。济源县政府发放粮食150石，用以奖励捕蝗积极分子。
03打猎采山货，生产自救
蝗灾爆发后，太岳行署即从老区阳城、翼城等地调来一批粮食、瓜菜和糠菜援助王屋灾区。王屋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救灾，深入深山区给长期吃糠咽菜的困难群众发放救济粮。同时，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另一方面宣传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鼓励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战胜困难。
太岳行署，在1944年3月发出《关于开展春耕生产的指示》，济源、王屋两县立即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据王屋县统计，仅3个村2个月就打山猪25只，麝9只，烧木炭1万斤，赚钱29万元（旧币）。
7月，行署再次号召农民大量种植蔓菁、芥菜、油菜三类蔬菜，要求晒干藏收以渡明年春荒。
黄楝树村保长杨普春，亲自组织4个生产小组，共有44个人，带领群众先采山货，后打猎，共打麝香15个，按时价出售，值25万元，麝皮、麝肉价值近一万元，山猪两只价值24800元。连翘5千斤，值元，橡壳2千斤，值10万元，天门冬100斤，值15万元，共计60多万元。打猎情绪高涨，并向生产、战斗相结合的方向迈进。杨普春保长说，村民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以自给，并可为大规模生产打下基础，当年的春耕生产基本可以不用贷款和贷粮。
04
修渠买牛，恢复生产
我们在一摞陈旧的王屋县档案里，查找到了1944年7月，太行行署专员郭清文给济源、王屋县县长长的信函。
信函分析了两县的情况“目前济源、王屋二县已由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敌寇正在被迫撤退，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济源、王屋是田地荒芜、人民伤之殆尽的一片凄惨景象。若不快速恢复发展生产，即使我根据地扩大也毫无意义。因此济源王屋恢复生产、救济灾民等活动，应成为目前亟需完成的工作任务。”
济源王屋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抗灾自救，恢复生产，战胜了一场持续达三年之久的罕见蝗灾。
1944年8月， 王屋县二区西阳村。
灼灼烈日下，村民们在修复水渠。
该村原有一条5里多长的水渠，能浇800多亩土地，日寇侵入该村后，群众四散逃亡，水渠塌毁严重。在农会领导下，经二十多天的努力，水渠已全部修复，一昼夜能浇地30多亩。群众高兴地说，我们要加紧生产 ，支援前线，争取早日赶跑鬼子。
敌伪统治已久，济源、王屋田地大多荒芜，人力畜力和农具严重匮乏，立秋已过，麦茬依旧一垅垅还直立着，白花花，甚是惹眼，犁过头遍的麦茬地，因无法再犁二遍，一地野草。旱地无法耕作，将会严重影响明年小麦的收成。
鉴于现状，太岳行署立即召开署务会议，研究解决济源王屋缺少耕牛造成大片田园荒芜等问题，会后并下发文件《发动耕牛，互助王屋济源生产救荒》。决定由阳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大批耕牛至济源王屋支援耕作，实行生产互助，并给予一定报酬。行署对阳城、济源王屋互助间双方的责任和注意要点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
阳南群众在政府号召下，组织了一个上千人的互助大队，自带500头牲口到济源、王屋新解放区帮助秋种。这个大队的组织是县设大队，由县政府派干部领导 ；区设中队，村为小队，小队以下分成小组，每组耕牛2头，附劳力组5人，民兵战斗组一组若干人，民兵自带武器、农具，一面进行自卫，同时参加生产，并随时准备参加打击敌伪的战斗。县政府保证耕牛不受损失，如有意外，负责赔偿，并负责解决互助组的困难。
济源、王屋在与阳城相接的山道上，牛铃声声，人声前呼后应，人们背枪赶牛，昼夜兼程赶往政府所指定的协助地点，支援济源王屋的秋种，山上山下，一派从未有过的奇观。
为持续发展生产，太岳行署发放贷款，积极鼓励农户购买耕牛，添置农具。
邵源、王屋的集镇上，消失已久的牛市又活跃起来了，或三六九或二五八，牛经纪们重又忙碌起来，一条脏兮兮的毛巾下，经纪与买卖双方的手指捏来捏去，最后经纪一声大吼：“就这，成交。”尽管还有后来的推推让让，拉拉扯扯，成交的居多。买牛者满意地接过缰绳，笑眯眯地去了。
据1946年7月15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王屋县政府共发放春耕贷款250万元，全县新增耕牛300头，仅三区就新买耕牛86头，骡8匹，添置农具668件，农贷与实行互助的结果，解决了敌伪三光政策所造成的农村畜力农具缺乏的困难。
黄背角。
王屋县委、县政府所在地。
在大生产运动中，机关干部、部队战士，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手拿枪，一手耕田，不仅收获了粮食瓜菜，养了猪羊，更重要的是密切了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炊烟袅袅，鸡鸣犬吠。
夕阳下，村巷里，牛羊慢慢悠悠走在回家的路上。
日伪糟蹋下，曾经一度萧条不堪的村庄，生机渐又重现。
灾后，民心新的选择
王屋新解放区，群众踊跃交公粮1945年7月11日《新华日报》（太岳版）
1945年6月24日。
王屋三区大店村公所
人头攒动，群众在踊跃交公粮。
记者在现场采访交公粮的农民，一个67岁的老汉兴奋地对记者说：“今天好不容易盼到能给咱八路军交公粮了。”能给咱共产党交公粮也成了一大喜事。
人们把公粮晒干簸净，按交公粮的斤数，每家都是足足的，许多人都要多出一些。
王代金老汉交完应交的公粮，还多出一些麦子，收粮员劝他带回去，可王代金老汉一转身将剩余的麦子全部倒在了麦堆上，收粮员喊着喊着，他抖抖布袋说：“交公粮不在乎这一点，八路军帮咱打蝗虫，打鬼子，要不是今年旱灾和蝗灾，咱还要多交些麦子给政府呢。”吉逢春老汉也将多出的三大升麦子，倒在了麦堆上。
据记者观察，当天在村公所交粮的群众没有把多余麦子带回去的。
记者采访了收粮员，原定一周完成的夏屯任务，仅24日一天就完成了的49%，估计25日能足额完成夏屯任务。
“咱八路军”“咱共产党”
称呼的简单变化，说明共产党才是百姓真正的贴心人。
村头学堂里，短发的女教师在教孩子们学唱歌曲：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抗战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清脆、嘹亮的童声合唱，越过绿油油的田野，越过白云朵朵的山巅，回荡在王屋山的沟沟壑壑之间。
田地间拄着锄头的人们在微微点头……
（本文参阅了《甲申1944》《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济西风云》等书籍，还有陈立新老师在《陆海微澜》中的部分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张耀中，河南济源人。闲时偶尔写几篇文字，纯属率性之作，无所成就，唯图愉悦心情。
监制：孔繁茹 李四海
审核：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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