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太后本纪》还是《吕后本纪》？
关于《史记》的这一篇《吕太后本纪》，首先要说的是，在许多的《史记》版本里，它的题目，都写作《吕后本纪》，这恐怕是不对的。
《吕后本纪》尽管和《吕太后本纪》只差一个“太”字，意思却完全不一样。
写《吕太后本纪》，是因为高祖去世后，汉惠帝比较软弱，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吕太后，所以有资格让她入本纪；如果写《吕后本纪》，那就是刘邦还活着的时候，他大太太的传记了。刘邦既然有《高祖本纪》，凭什么在一个前后相继的纵向系列里面，吕后还要再写一篇本纪呢？
所以这一篇的题目，只能是《吕太后本纪》——我们看《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其中本篇提要的末尾，司马迁写的也是“作《吕太后本纪》”，就可以推知，传世的《史记》各本正文标题作《吕后本纪》，大概是《史记》早期传抄过程中文字被减省的结果。清人张文虎整理《史记》，恢复其《吕太后本纪》原题，是对的。
《汉书》在《惠帝纪》后列了《高后纪》，称“高后”，是用了刘邦死后的谥号。但我想，这篇名还是不如《史记》用“吕太后”更恰当。
吕后为什么叫“吕雉”？
《史记》里没有出现刘邦的大名，也没有出现吕后的真实名字。
《吕太后本纪》的第一句话是：“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意思是吕太后，是高祖还没有发达时候娶的太太。南朝刘宋的时候，注释《史记》的裴骃，在注释这句话时，引用了前人的一种说法，两个字：“讳雉。”讳是名讳的意思，雉就是野鸡。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有关吕后名字的记录。
为什么吕后他爸会给她取个意思是野鸡的怪名字呢？我猜想，吕后可能要么是属鸡的（但是不是酉年生的，无法确定），要么是生在地支属于酉的那一天的。这个猜想，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吗？
有的。
大家可能知道，现在通行的十二生肖顺次，鸡对应十二地支中的酉年，是东汉以后才流行起来的。考古发现的东汉以前表示年份的十二生肖里，比如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这是一种类似后代看相算命用的书），鸡对应的十二地支，不是第十位的酉，而是第六位的巳。不过，在另一种秦简《日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里，也有十二地支，那不是用来纪年，而是用来纪日的，那里面跟酉日对应的动物，写的虽然是个“水”字，实际的意思，就是跟吕后那个名字一样的“雉”。
《史记·吕太后本纪》里写了什么？
和前面我们讲过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不同，这一篇本纪，虽然题目标的是吕太后，那里面写的，却并不都是吕后生前的事情。它的纪事，很明确地分为太后生前和太后死后两大部分。
太后的生前部分，《吕太后本纪》主要记的，是她做太后以后的事情。这中间有三件事特别突出：一件是对付往日的情敌，一件是控制当今的皇帝，再一件是给娘家人封王。
这三件事，说白了，都是宫斗剧。不过《史记》写法不同：第一件是恐怖片，第二件是伦理片，第三件是纪录片。三个片子还是互相关联的。
恐怖片的主角
是戚夫人，刘邦当年做汉王以后娶的二房。因为当年的戚夫人年轻貌美，吕后被高祖冷落了好一阵；也因为这位戚夫人，执着地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意，代替吕后所生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做太子，虽然没成功，却让大房的吕后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危机。结果待刘邦一死，孝惠帝登基，吕太后就把她囚禁到了深宫永巷，最后还残忍地砍去她的手脚，挖掉她的双眼，火烧了她的耳朵，让她喝了永远不能再发出声音的汤药，把她扔在厕所里，还送给她一个极度侮辱的绰号——“人彘”，就是人猪。
伦理片的序幕
是已经做皇帝的孝惠帝被吕太后召去看现场版的恐怖片，得知眼前的人彘就是戚夫人，被吓得大哭，当场把君权拱手相让给母后大人，并从此得病，年轻轻的就死了。
于是以眼泪为主题的正片上演了。这回的视角，换成了第三方——年仅十五岁的张公子张辟彊。张公子是留侯张良的儿子，年纪不大，看问题很深刻。在孝惠帝的葬礼上，他发现了一件怪事，就跑去和丞相交流。他问丞相：“太后只有孝惠帝这么个儿子，现在驾崩了，却干哭，不掉眼泪，您知道这事的谜底吗？”丞相不知道这孩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问他：“此话怎讲？”张公子的回答，竟然是：“高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是怕你们这些老臣啊。您如今不妨奏请，让太后的三个侄儿吕台、吕产、吕禄当将军，带兵控制京城的南北军，让其他吕家人都进宫，在中央机关工作，这样太后才会安心，您几位才可能摆脱祸害。”如此现实的计谋，出自十五岁的天才，丞相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照办。
伦理片就此转场纪录片
只是下面这纪录片免不了都是给这位封侯，替那位封王，或者搞掉这个王，再让那个上，具体的，我们到讲《表》和《列传》时还会涉及，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司马迁是依据什么史料，来写这宫斗剧的？
当然，基本的框架，应该会参照汉朝的官方档案。但前两部分中，伦理片的细节，应该有别的史料作补充；而恐怖片，则肯定不会出自官方档案和一般文献，而应该有特别的来源。
那么，这些其他的史料、特别的来源，会是上一节我们提到的陆贾的《楚汉春秋》吗？
我们再去读一下清人辑佚的《楚汉春秋》吧，发现里面倒真还有一则吕太后的故事，还跟《史记·吕太后本纪》所写的眼泪故事有关。说是惠帝驾崩后，吕太后想给英年早逝的皇帝儿子起个高高的坟头，那样她从未央宫坐着就能看到。就此各位大将都劝她别这样，太后就是不肯改主意。这时东阳侯出场了，他流着泪对太后说：“陛下您如果日夜都能看到惠帝陵墓，那会极度悲痛，流泪不止，这是伤害生命啊。臣下我只能为之悲哀了。”据说太后听了这话，才作罢。
但是我们对照一下《吕太后本纪》，就知道《史记》并没有选用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这则故事。不过在《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里，附录了一位叫朱建的传记，涉及一位曾经和吕太后有特殊关系的人，辟阳侯审食其，使我们对于《吕太后本纪》前半部分的史料来源，有了新的猜测。
朱建的名号，和战国四公子之一相同，也叫平原君。他之所以能在《史记》中留名，是因为曾经通过上层关系，帮辟阳侯审食其摆脱钦定罪名，免于一死。审食其怎么成为钦定罪犯的呢？因为有人向孝惠帝告发，说他跟吕太后关系暧昧，而吕太后又心虚，没法帮他说话。
那朱建帮审食其脱罪，司马迁是如何知道的？根据《郦生陆贾列传》篇末的太史公曰，“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这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平原君的儿子跟我关系好，因此我可以比较具体地写这些故事。因为这句话，后代有不少人指责司马迁，说他这样写史，有徇私的嫌疑。但晚清时期整理《史记》颇有功绩的张文虎，却不那么看，而认为其中的纪事，“非徒芜累笔墨也”，就是说也不单单是多余的文字。
我个人的看法，是《史记》给朱建列传，尤其是重点写他和审食其的交往，也许是一种暗示，提示像《吕太后本纪》那些不可能为官修档案记录的残酷内情，很可能是由跟吕太后关系非同一般的审食其独家讲述的秘闻，朱建把它们转述给了自己的儿子，朱建之子又讲给了司马迁听。
讲到吕太后的生前事，还有一件跟第二件的控制皇帝有关，就是吕后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时的公开纪年问题。
根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惠帝死后，在吕太后的操纵下，先后有两位刘氏小皇帝登基即位，第一位即位时虽然标明是新的“元年”了，还是“号令一出太后”，就是所有的官方命令其实全都出自吕太后；第二位上位时，索性“不称元年”了，因为“太后制天下事也”，就是太后管着天下的事呢。这两段傀儡小皇帝的时间，加起来有八年，后来像《资治通鉴》等史书，就直接把这八年用“高后某某年”来标示了。
“高后某某年”的纪年是真实存在过的吗？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相关学者认为，那个时段吕太后实际掌权，是毫无疑义的，但纪年是很正式公开的大事，吕太后未必会这么做。
1980年代前期，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初年的竹简，其中有一篇历谱，据考古发现简报，是起于高祖五年，终于高后二年的。但事实上，我们看后来正式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一书，这份历谱里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高后”二字，甚至被判定为高后的那两个年份，文字都正好是缺失的。所谓“高后元年”“高后二年”的说法，是通过文献考证获得的。因此，高后纪年是否确实实施过，至今依然是个谜。
吕太后在执掌朝政十五年后死了。她一死，《吕太后本纪》的主题和主人公就都变了。
这部分也写了三件事：一件是夺南北军，一件是杀姓吕的人，一件是迎代王做新皇帝。掌控局面的主人公，则都是高祖时代的老臣。
这个部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那些重新掌握汉王朝实权的大臣，在选择新的汉朝皇帝时，特别注意他们的生母的家庭情况。比如当有人提出齐悼惠王作为候选人时，就马上有反对意见说，这位齐王的母家姓驷，其中叫驷钧的，是个恶棍；有人提议淮南王，反对的声音里就说他“母家又恶”，只有最后被提名的代王，不仅是汉高祖活着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为人仁义，尊奉孝道，个性宽厚，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老娘薄氏，做人小心翼翼，个性善良，所以最后取得各位大臣的一致同意，把这位代王推举上去，做新一代的汉朝皇帝——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吕太后生前不愿意看到的。她的意识里，是刘家和吕家既已结亲，就共享汉朝了。所以从宋代的王观国，到清代的赵翼，都竭力帮吕太后说话，说她根本没有“盗汉之意”，也就是没有窃取汉朝江山的意图。
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过，在当时，那些刘邦的老臣们，想法和吕后并不相同，在他们的意识里，汉家天下，一定是严格的狭义的，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说白了，就是男性的刘家必须独主汉朝。这两者从根本上说，是有冲突的。而结果是大臣们胜利了，所以母系的吕姓一系的人，就统统得死。
太史公曰
记录了那么多的血雨腥风之后，在《吕太后本纪》的末尾，司马迁写了这样一段“太史公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段“太史公曰”，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孝惠皇帝、吕太后当政的时候，黎民百姓得以远离国家战争之苦，国君和大臣都希望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所以孝惠帝放手不管，吕太后以女天子的身份代行皇帝之职，政令不出房门，天下安宁，很少用到刑罚，犯罪的人因此也很少，百姓们一心一意搞农业，衣食一天比一天丰盛。
从这段“太史公曰”，结合《吕太后本纪》的叙事，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的历史书写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是并不相同的：在书写历史时，他的最高原则是求真；而评论历史时，他更倾向于求善。但他不以基于全局因而相对抽象的好评，去掩盖具体的真实的恶；也不以具体真实的恶，而改变从长时段历史看作出的总体性的好评。
因此，司马迁的历史观，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具有明显的超越性的。他对于吕太后时期的评价，既超越了姓氏，也超越了性别，而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评判国家领导者的指向。在他看来，宫斗也罢，私心也罢，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一切应该以是否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否合乎普遍的人性，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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