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汇入东海前，最后一条支流名为黄浦江。这也是上海境内最大的河流。
20世纪70年代末的夏季傍晚，机械厂的一个小青工丁申阳在工余会和伙伴们跃入黄浦江中游泳。江水滔滔向前，年轻人无忧欢笑。那时候，他离职业书法家的生涯还很远，只是专注于每天日课一般的习字。像一个个不起眼的浪头终究指向一条大河的走向，纸上的涓滴墨痕，也把这个青工推向他命运的方向。而塑造这条看不见的河流的走势的，是由数代前辈书法家构建的海派书法基石。
那些名字在城市的光阴里熠熠生辉。上海自明、清以来，涌现了董其昌、吴昌硕、李瑞清、沈尹默、邓散木、白蕉、谢稚柳、赵冷月、王蘧常、胡问遂、任政、钱君匋等大家。改革开放后，周慧珺、韩天衡、周志高、张森、王伟平、吴建贤、刘小晴、钱茂生、刘一闻等名家是海派书法的代表……那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守护，为上海这座城市注入了书法之美。
“垂露春光满，崩云骨气馀。请君看入木，一寸乃非虚。”
今天，当我们谈论海派书法时，我们将要说些什么呢？不妨倾听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的故事，看看黄浦江的浪潮如何晕染了纸上的行笔。
周末周刊：我们这代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这个画面：老师组织全校同学去看电影，亮起来的银幕上啪啪啪打出几个大字——走出西柏坡。现在知道了，这几个字是您的手笔。
丁申阳：还有《生死抉择》《女儿谷》《绝处逢生》。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美术师，负责的就是题写片名和字幕。
周末周刊：说到字，丁老师的名字里，“申”的出处应该是指上海吧？那“阳”源自哪里？
丁申阳：源自我的祖籍河南濮阳。
周末周刊：是“字圣”仓颉的故里。
丁申阳：对呀，我父亲三十几岁的时候从老家到上海，担任闸北区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娶了我妈，就在上海安家落户了。给我命名的时候，他从上海和濮阳两处地名里各取一字，用来纪念他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地方。
周末周刊：那您是跟着父亲开始习字的吗？
丁申阳：我父亲很喜欢书法，但我正式学写字是始于中学课堂。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向明中学念书时，当时的校长向平组织成立了书画小组。我从小就不是很顽皮，是老师公认的乖孩子，性情文静坐得住，或许是因为这样，就被选进书画小组开始习字。
父亲看到以后非常赞成，还拿出他的旧报纸鼓励我要坚持练习。老派的知识分子很重视规矩，所以我的少年时代，就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临帖两小时，从颜真卿的《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开始，从不间断，这成为我的日课。因为几乎不下楼去玩，所以那个时代弄堂里同龄孩子擅长的游戏，诸如打弹子、抽陀螺，我统统都不太会。
周末周刊：当您写字的时候，父亲会从旁指点吗？
丁申阳：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会稍微指点几句，也会看着我练习。我记得到了“文革”末期，风气稍微宽松点了，在蓬莱公园举办过一次书法家作品展，父亲特意带我去看。我印象里，那次看到了赵冷月、任政、胡问遂“海上三杰”的作品，大为震动。
其实，在非常时期，像胡问遂这样的大家写了字被贴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对面的墙上，会被人撕走。有时父亲会偷偷骑着自行车特意绕路，带着我去看一些大家的检查。我发现围着看的人的神色都和我一样——大家根本不是在看内容，而是在欣赏书法。
周末周刊：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任政先生的，情节也差不多，说是在“文革”时，单位要他抄写“大字报”，贴出之后，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他只好无奈重抄，贴出后还是不翼而飞。直到“文革”后才知道，是有人将墨宝撕去用作临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便在非常时期，人们对书法、对美的喜爱也难以被扼杀。
丁申阳：1974年，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还赠送给大平一本《怀素自叙帖真迹》影印本。在此之前的1972年，《文汇报》发表了郭绍虞先生的文章《学一点书法》，并配发胡问遂的行草书法作品。现在想来，虽然当时谁也没有正式宣布什么，但人们都敏感捕捉到了这种“解冻”的信息。
1979年之后，书法得到重视。如赵冷月先生在晚年大胆变法，开拓创新，将书法艺术推进到新的境界。任政先生从1979年开始应邀在上海电视台作电视书法讲课，他书写行楷字模七千六百字作为“书写标准模本”，并进入全国规范的电脑汉字行楷常用字库。胡问遂先生1979年被选为上海市书法家首次访日代表团成员，1986年荣获市文联颁发的首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们都熬过了艰难岁月，并且活到了高寿。书法带来的力量，那种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支撑人的精气神，不可小觑。这些海派书法家的存在和坚持，在精神文化匮乏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书法在群众中的扩散速度，并使海派书法继续发扬光大。
而我，幸运地在习字之初，就正好遇上了一度中断的传统书法艺术回归并开始发扬光大的好时候。父亲后来给过我一段座右铭：“慎言语，有道德；少饮食，能舞墨。”这几句话，是我一生真正的财富。
周末周刊：青少年时代的您，有没有想过未来会靠书法为生？
丁申阳：肯定没有想过啊。中学毕业后，我去技校学车床操作，比起上山下乡的同龄人，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城市青年非常好的出路了。
当时的上海航空工业中等技术学校和上海市劳动第一技工学校两校合并建厂，成立了长城机械厂，就是后来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的前身。我就住在机械厂的宿舍里，一周去工厂实习、一周在技校学习理论知识。宿舍在闵行，距离市中心很远，环境相对偏僻，住宿条件也很简陋，但我听父亲的话，随身带着文房四宝。
冬天的清晨，砚台里的墨汁都上冻了，我就要用暖水瓶里准备洗脸的热水把墨汁一点点焐热、化开。到了大夏天，蚊虫肆虐，我就把袖套套在脚上防蚊。就这样，一直不间断地练习着。
周末周刊：当时是什么力量鼓励你一直练字？
丁申阳：表扬。
周末周刊：想听好话？
丁申阳：是的，那时候的快乐是很简单的，就是想听到周围人表扬、说我好话、认可我，我就很高兴。因为书法写得好，厂里搞宣传的干部经常叫我去写东西、出黑板报，我觉得挺来劲的。朋友们知道我书法写得好，称赞我，也让我觉得很有动力。
那时候我们都十八九岁，情窦初开，我的一个同事正在追求一个姑娘，让我替他写情书。我书法写得好，钢笔字也不错，就替他尺素传情许久，后来他们真的成了恋人，还一起请我吃过饭。
周末周刊：小丁做媒。
丁申阳：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老丁，虽然我年纪小，但也许看上去老成吧。我想，老成就老成，和书法的气质还挺契合。
周末周刊：学的专业是车床操作，您动手能力如何？
丁申阳：我动手能力还挺强的。书法需要臂力、腕力，和劳动中所需要的巧力，其实有相通之处。除了写字，我也挺擅长打乒乓球，而且还参加厂里的游泳比赛。
过去，像这样的盛夏的傍晚，我们一群青工，会光着膀子，穿一条短裤，从江川路的老闵行滨江段下水，横渡黄浦江，然后在奉贤西渡这里上岸，一边看着夕阳，一边吹着江风，一边吃奉贤农民田里刚摘上来卖的西瓜。有时候吃碗馄饨，买两个油墩子（油炸萝卜丝饼）啃啃，等到暑气渐散，再游回来。
这样在工厂里的日子过了几年后，我听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招写片头和字幕的美术师，就去投考，考中了，那是1988年。我的工厂生涯就结束了。
周末周刊：听起来工厂生涯过得相当无忧无虑。
丁申阳：那时候我们多年轻，虽然一无所有，但在江水里，我们很健康，很快乐，挥动手臂，拨开波浪，真的是心里没有一点烦恼。当时我们做的一切，看起来和艺术完全没关系。但古人说“上善若水”，水流的激荡、流速、深度和书法的字法、结体、章法都是相通的。
周末周刊：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1988年进入上影厂同时，您还考上了上海虹口区业余大学书法班，这是当时上海第一所专业的书法班。而且，您当时之所以能一考就进上影厂，和您之前在1985年去上海中国画院成立的书法美术进修专科学校学习的经历有关吧。那是上海中国画院开设的第一批书法兴趣班。听说您还是班长。
丁申阳：我们那一届学生在一起学了两年，特别幸运，遇到的老师特别好，程十发（1921年—2007年，中国海派书画家）、胡问遂（1918年—1999年，当代中国书法大家）、韩天衡（1940年出生，现为西泠印社名誉社长）是我们的授课老师，钱茂生（1940年出生，现为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是我们的班主任。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学习文化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那时候上海图书馆门口，每天早晨都有人排队等着进去。过去被耽误了十年的青工、返城知青、待业青年都有一股劲，每个人心里都涌动着学习的热情。
我爸爸在闸北执教时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他就是吴建贤先生（1945年—2007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建贤青年时受教于沈尹默、拱德邻与徐伯清诸先生，并得到过沙孟海、林散之两位老先生的指点。他的行草书用笔简练，正书功力尤深。我从十七八岁时经父亲引荐，就开始跟着他学习，后来他又经常借给我碑帖资料，指点我临摹古人，我从中受益匪浅。
我记得，因为我喜欢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张瑞图、王铎，当时是很小众的，吴先生听我说了后，曾把他编辑的原版字帖拿来，让我复印后临摹，又根据我的性格特点和气质，推荐我临摹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颜正卿的楷书《大唐中兴颂》。他说：“临帖等基本功好比在银行里储蓄，而创作是在银行里取钱。储蓄得多了，书写时才会运用自如。”
人生有时就是需要关键时刻有人这么点拨几句。在吴建贤先生的建议下，我主要研习草书，一步一步走来，这才有了近年来经常担任全国书法的草书评委的机会。
周末周刊：胡问遂先生的教学风格是什么样的？
丁申阳：当时很多学习书法的人的路径，就是对自己老师的字亦步亦趋。但胡问遂先生再三告诫：要临摹古人的碑帖，千万不要临摹老师的书体。他进教室第一句话就说：“你千万不要学我的字，学当代人的字是没有出息的，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性格的字去写。要记得‘似我者死’。”
他还鼓励我们在玻璃纸上练字（因为滑所以写得慢，见功力），鼓励我们上墙写字（练习腕力），“你在墙上练半年，相当于下边练五年”。
周末周刊：您去胡问遂先生家登门拜访过吗？
丁申阳：给我们上课时，胡问遂先生已近七旬，我记得我去过先生位于江宁路的家，是两室一厅的公寓房，家里陈设很简单，他的书桌也不大。当时胡先生身体不太好，行动时都需要夫人扶一把，拿起毛笔时也需要夫人撑一下他发抖的手。可奇怪了，当他一旦站到纸前写起来，立刻精神了，手也不抖了！
我之所以喜欢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张瑞图、王铎，就是胡问遂先生根据我的风格给我的建议。他当时根据我们班每个学生的风格，都给出了相应的建议，真的是因材施教。
与胡问遂先生
周末周刊：上海这座城市非常有意思，一方面是各种艺术流派汇聚的大舞台，一方面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城市，给年轻人很大生存压力。和中国古代传统的世家子弟、职业文人不一样，几位现当代的书法大家到了上海，为了生计，都有过和艺术完全无关的“打工人”的职业经历——
比如赵冷月曾是广告公司职员，任政在曹家渡隆草染织厂当过练习生，后考入上海邮电局，还当过上海邮政总局机关工会主席。他们也曾朝九晚五，按月领薪。而在刻板印象里，艺术家应该只在书斋里挥毫，不染尘埃。但也许，这些城市生活经历丰富了书法家们对生命的思索。
您在上影厂上班的日子，过得如何？
丁申阳：我们美工的工作主要是和导演沟通，比如说我参与了孙道临执导的《继母》（1992年）、吴贻弓执导的《阙里人家》（1992年）等影片的电影制作。谢晋导演拍《女儿谷》（1995年）时我跟着剧组在女子监狱待了三个月。碰到剧情片，我们会把字写得流畅秀丽一些，如果是战争片，字就要写得稳重大气一些，我记得曾把写好的字拿去上影摄影棚给孙道临导演看，我们一起商量用什么字体、颜色。有时候为了用一幅字，我要先写上几十幅给导演备选。
周末周刊：您参与过的电影里，哪部是最得意之作？
丁申阳：《生死抉择》（2000年上映，于本正执导）。
周末周刊：为什么是这部电影？
丁申阳：看的人最多、传播力最好吧。电影上映期间，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片头的字是我写的，我也慢慢开始有了一点名气。
不过当时我主要的工作，还是跟着各个摄制组干美工的活。比如《美丽上海》（2003年上映，彭小莲执导）剧本里有一行字：“上海，老洋房。”我就得去把这个场地找出来，后来摄制组在武康路一处洋房取景，就是我给推荐的。在电影《双镖》（2008年上映，陈坤厚执导）中，导演要求布置一个室内武打场景，我灵机一动就在一堵墙上写了一通草书，让草书这种“纸上的舞蹈”和演员的武打动作可以互相呼应，展现行云流水的灵动。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导演、编剧和演员。
好的导演对于细节的打磨精益求精。我记得在《游园惊梦》（2001年上映，杨凡执导）拍摄期间，我担任美术助理。导演会说，请写一点适合挂在闺房的字。我就用了褚遂良的小楷，很秀美；同时显得活泼流畅，符合角色的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2002年，该片获得第7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十大华语片”。
有时候，你看一些不太用心的影视作品，会发现画面里选用的书法作品时代错误（唐朝的画面里出现了明朝的作品），或者楹联左右颠倒，这就说明导演不懂，或者说，根本不在乎，因为他默认观众也不会辨识。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正在丧失传统文化的常识这件事，有时并不在意。
海上名山落使君，石桥琪树古来闻。何时画出白团扇，乞取天台一片云。
周末周刊：时光如梭，仿佛转瞬之间，您现在到了当年胡问遂先生第一次来给你们上课的年纪了，如今的您如何理解“似我者死”这句话，如何理解临摹古人和创新的命题？
丁申阳：我现在还经常临帖，临过后，总要自己问问：形似以后如何体现自我？如何“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是否在结体上有稍有变化的体会？字与字之间的搭配以及行距间横向关联的处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书法和人对生命的体验一样，有时候形式上发生的变化，本质上是发乎于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表现。许多人对书法的变化会觉得不习惯，但变化里含有艺术家对当下时代的思考和应对，也肩负着对未来审美进行引领的担当。
周末周刊：1961年4月8日，经沈尹默先生提出，全国第一个官方书法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上海市书协前身）成立。如今，您被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书协主席。当今天我们讲到海派书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丁申阳：我们还是从沈尹默先生说起吧。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而且在书法理论建设、书法人才培养方面为上海书坛奠定了良好的基调，也为上海成为现代帖学重镇奠定了基础，使海派书法继续发扬光大。在他以及马叙伦、潘伯鹰、白蕉等的努力下，许多青年开始专注经典，并使得以上海为中心的书坛出现一股恢复二王书系的艺术思潮。同时，沈尹默还在上海市青少年宫开办书法学习班，与潘伯鹰、白蕉、任政、翁闿运、胡问遂等大家一同授课，培养了周慧珺、吴建贤等一批书家。
近几年，上海书法在国展上的成绩的确比以往有所提高，但我以为，书法的复兴，不能完全以得奖、入展率来衡量，而应考量书法在群众中的普及情况、书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书法在城市文化中的意义。目前，上海的书法人口按比例而言还是比较低的，专业高等教育还比较薄弱，整个书法文化氛围还不够浓厚，年轻书家对书法的精品意识还不够重视，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
海派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在AI出现、大数据和新媒体兴起的当下，也许，地域书风已在弱化。但“海派”的概念还在，我觉得，海派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相互渗透，是一种既基于传统又专注个人风格精神的建构。
当年，沈尹默先生在《答人问书法》中说：“关于任何一种事物正确的知识，总是一个涉及许多方面并包括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各个阶段的过程中的产物，绝不是仅仅经过一两次的活动，就可以得来的东西。记得苏东坡曾经这样教人学书法：识浅见狭学不足，是不能学好书法的，必得要使心目手三者皆有所得。这就是说，必须眼脑手俱到，也就是教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一直到手的实践，三者相互作用。”这些话，虽然已经过去63年，但无论是用在书法上，或用在书法外，始终是至理名言。
丁申阳
1957年出生于上海，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出版有《丁申阳草隶书荷花诗》《两叶轩墨痕》《丁申阳草书苏轼词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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