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昌是一名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但又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帮扶队员。
他和所有的帮扶队员一样，吃住在村，走村入户，访贫问寒，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时又在工作之余，发挥自己的特长，用文字记录自己帮扶工作的点点滴滴，先后整理出20多篇、10万多字的《扶贫纪事》，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各级报刊上，还协助当地有关部门对农村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他说：“我写的、说的都是大家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只是大家干得多说得少或者只干不说而已，我就相当于扶贫工作队的‘大喇叭’。只要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扶贫、关注扶贫，我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
日前，记者前往夏县裴介镇大吕村，见到了在此驻村帮扶的工作队队长、运城市国际金融贷款项目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刘纪昌。
心有疑问
带着问题驻村
扶贫工作繁琐、艰巨，还要长时间驻村，因此，各个单位选择人选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在市国贷中心派驻工作队时，刘纪昌却主动要求去下乡驻村帮扶。
当2015年市委号召机关干部下乡扶贫时，他就主动找到领导，要求下乡。但领导不同意，觉得他在机关更能发挥作用。到了2017年，运城市委要求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充实加强驻村帮扶工作队伍，已经54岁的刘纪昌又一次主动请缨。
这一次，刘纪昌如愿以偿了。当年7月4日，他来到夏县裴介镇大吕村开始驻村帮扶。
虽然刘纪昌也是农家子弟，但从读书到工作，他对农村农民农业的认识基本上还得益于青少年时期的积累。
“我不但是带着激情和感情来的，还是带着一肚子问题来的。”刘纪昌说。
入村以后，有着农村生活经历的刘纪昌适应得很快。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就穿梭在大街小巷与村民聊天。一来二去大家都熟了，也不跟他客气，叫他刘老师、刘队长，而是直接老刘长、老刘短。一次，一个村民骑着电动车正要上地，路上碰到他，非要载着他去地里看看。
“我比较胖，那电动车后座太小了，又太低，坐着难受得不得了。但人家那么热情，我就挤在后座上，两脚抬着跟着到地里转了一圈。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哈哈！”刘纪昌说。
人熟了村熟了，问题也来了。
几十年以后农村谁来种地？这是刘纪昌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村里留守的，基本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年轻人要么读书要么外出务工，等最后一代农民失去劳动能力之后，谁来接盘中国农业、谁来经营农村土地？刘纪昌很担忧。
村里一般说村干部威望高时多用“这个老支书干了30年了”“那个村长干了20年了”，但刘纪昌听到这话却引起了思考，并转化成另外一层意思。“这不就是说农村没有人才，没有竞争，没有接班人吗？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抢人才，凤还巢，难道农村就不需要人才，不需要竞争，不需要发展吗？没有年轻人参与，没有竞争，没有接班人，将来农村怎么发展，谁来发展，谁来管理？这是个大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他说。
给刘纪昌震动最大的是农村适龄男性的婚姻问题。据他统计，在4000多口人的大吕村，27岁到45岁适婚阶段却还是光棍的，竟然近180人之多。他不仅提炼出了“光棍在村，剩女在城”这样一种单身怪象，还经常与人探讨如何推动解决农民的婚姻难题。
“我是带着问题来的，但发现的问题比我想的更多，更严重，也更迫切。经济帮扶是我们工作的切入点，但农村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这是对我们驻村帮扶工作队的重大考验。”刘纪昌说。
发挥特长
乐作扶贫“大喇叭”
刘纪昌的另一个身份是运城市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在驻村工作中，他一方面全身心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另一方面就是写出了颇受读者欢迎的《扶贫纪事》系列文章。
2017年10月22日，刘纪昌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推出了第一篇有关驻村扶贫的文章《走进乡村的那个早晨》。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下了《初识常木林》《跟上双定去卖菜》《好人范锁义》《孩子，有我们在》《玉米啊玉米》《花钱买个假老婆》《杨有道当了牛队长》等20多篇、10万多字，并以“扶贫纪事”为题，先后在《运城日报》和《黄河晨报》上连载，引起了热烈反响，感动了许多读者。
其中的《跟上双定去卖菜》，写的是他和帮扶对象王双定的故事。为了详细了解王双定的收入情况，他半夜3点起床陪着王双定一起到市场买菜卖菜，看看他的收入到底是什么状况。看到父亲的故事上了报纸，王双定的女儿给刘纪昌留言：“谢谢您，当我看见这篇文章时，心情很沉重。我爸爸真的很辛苦。我小的时候，他总是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给我，却苦了自己。每次回去看到他和奶奶我都很心疼，真的很感谢您！”
2018年4月，市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将《扶贫纪事》系列文章编辑成册，印发全市扶贫干部阅读、学习。11月，运城导视频道以《一个作家的扶贫日记》为题制作了专题节目，介绍市国贷中心帮扶工作队在大吕村的帮扶工作，连续播放一个多月。
《扶贫纪事》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活泼丰富的事例、真实有趣的故事，讲述了扶贫干部扎根农村、一心为民，助推产业发展、扶贫扶志相结合、和群众一起战贫困拔穷根奔小康的为民情怀和使命担当。
《扶贫纪事》火了，但刘纪昌很谦虚：“大家干的活比我多，吃的苦比我多，干的事情比我多，效果比我好。只不过大家是埋头苦干，干得多、说得少，甚至是只干不说。而我，把所做的一些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扶贫队在干什么、想什么、什么状态、什么效果而已。我就相当于大家的‘喇叭’。”
2017年12月前后，《扶贫纪事》在刘纪昌个人公众号上点击量超过10105人次，许多读者看完后给文章打赏。刘纪昌将这些打赏款以及在各级媒体发表文章的稿费3200多元，自己又垫了500多元，购买了25件棉大衣，送给了贫困户，实现了他自己“取之于贫困户，用之于贫困户”的愿望。
做好扶贫队的大“喇叭”，刘纪昌的武器除了笔，还有嘴。
2017年12月17日，应山西娴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邀请，刘纪昌在太原理工大学新校区作了题为《我在乡下搞扶贫》的演讲，走进大学校园讲扶贫。后来，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为这篇演讲稿推出一期简报，向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各驻村帮扶队和第一书记推荐，要求认真学习，对标对表。
到了2018年，他受机关单位的邀请，讲述有关扶贫的感受和体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党的扶贫政策和扶贫工作现状，市委大院、机关学校，运城、夏县，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2019年，他又给村民讲“为什么要入党”的问题，给镇上县上机关干部讲“投身脱贫攻坚，创造辉煌人生”的专题。特别是今年6月，他的讲座被列入夏县万人培训计划，陆续对全县的乡镇干部、第一书记、村干部等进行了6期培训。
刘纪昌说：“刚开始讲，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后来大家觉得听着不过瘾，就越讲越长，最后甚至达到了三四个小时。”
因为讲的都是大家干过、经历过、熟悉的事情，非常接地气，所以他的演讲总能引发共鸣，说到动情处台上台下经常还有人掉泪。
感激驻村
从农村汲取营养
刘纪昌出身农家，但自从17岁离开村子进入城市后，读书，工作，一步步远离了农村。虽然凭着小时候那点农村生活的沉淀，他写了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但是斗转星移，不得不说他对农村越来越陌生了。
他说：“我对现在的农村真的不熟悉了，虽然经常下乡和农民接触，但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流于皮毛。对农村陌生了，不接地气了，写不出好东西了。”
希望能重新回到农村，再次融入农村，不仅是他一直挥之不去的情怀和心愿，更是作为一个作家创作的需要——他要回到创作的源头去。
驻村两年时间里，他和大吕村的干部群众结成了好朋友，广场闲坐的老人一见他就喊老刘来啦、老刘吃饭了吗。还有老人经常跑到他办公室聊天，说说心里话。日积月累，刘纪昌积攒了很多素材。“原来写的时候还绞尽脑汁想着这话农民该怎么说，现在这人物形象、这语言，都在脑子里转哩，都在眼前晃哩，拿来用就行，现成得很！”刘纪昌笑着说。
《扶贫纪事》系列作品，他选了一组刊发在《山西文学》上，颇受好评。在省作协举办的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推进会上，他的作品还被列为“推荐作品”。
抱着感激的心情去面对工作，带着享受过程的态度来扶贫，自会珍惜这份不一样的经历，同样艰苦的扶贫生活便也多出一丝诗意来。
经常是在十五月圆时，他在驻村值班。大大的银盘高悬梢头，他拿出一小瓶酒，摆上一盘小菜，口中轻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夜深，月光如水，忽听一声“布谷布谷”在房顶鸣响，他起身，一路追到村边，终于看清了布谷鸟的模样……
与诗意相比，对于刘纪昌更重要的是，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更深了，对农村的认识更透彻了。
今年的麦收时节，他专门关注了几个村民，想看他们麦收季怎样过。一个村民家有15亩地，他跟着进地，清楚地记着时间，当天早上10点16分收割机进地，10点46分收割完毕，拉到水泥路上晾晒，下午以一公斤2.24元的价格卖给了村中的面粉加工厂。轻轻松松，不到一天时间，夏收结束了。
刘纪昌说他小时候的夏收，要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先是打麦场，然后制备农具，各种镰刀、叉子、扫帚、木锨什么的全得事先准备齐全，开始收了又是人割马拉，打场，晾晒，加上后续扫尾，前后得一两个月，几乎人人都要脱一层皮。而现在，一切都这么简单，明快。
身为一个文人，他在文章里感慨：“我的汗流浃背哪儿去了，我的油饼夹菜哪儿去了，我弯着腰背着麦捆子翻沟过涧的龇牙咧嘴哪儿去了，我那晚上躺在麦秸垛上吹着凉风的诗情画意哪儿去了……”
感慨归感慨，但历史长河的步伐，毫不迟疑且不舍昼夜。这是中国农村农民的变化与成长，与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诸如刘纪昌一样的人，同样需要适应并接受这种变化。
“我感激这次驻村经历，真的！”刘纪昌说，语气格外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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