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垂，名芬，号恶紫、百锤、笏祥、馨笏，１８８７年２月２日生于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刘蘘村。刘伯垂少时在本地读私塾。后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他在日期间，正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大发展时期，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决心投身革命，并加入同盟会。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的湖北同乡李汉俊倾向马克思主义，两人过从甚密，因而刘伯垂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毕业后，刘伯垂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辛亥革命的向往，回国当律师。１９１７年８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的护法军政府，于次年７月改组时，刘伯垂任司法部司员。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拒绝就职，刘伯垂即辞职，与旅粤同志于８月１０日筹资成立《惟民》周刊社，每星期日发刊，向全国各地和香港发行，从８月起至１０月终刊。
《惟民》的《发刊旨趣书》，是刘伯垂等人对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纪元研究的结果，是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们政治思想的总结。
《发刊旨趣书》指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所以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主观上“实护之不力”，客观上“一害于袁世凯之帝制主义。再害于张勋之复辟主义。三害于段祺瑞之军阀主义。四害于督军团之酋长主义”。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一是因为“死守一先生之言，而不知变”，思想守旧；二是“不曰依赖某方势力。即曰非利用某方势力。不足以存某方之势力”，因而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和军阀去打另一方帝国主义和军阀，看不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此二者不去。未有能觉者也。不自觉。宁自动。不自动。宁自决于德谟克拉西”。刘伯垂等人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心灰意冷，痛感失望。
另一方面，刘伯垂等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的曙光却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他们大声疾呼：“自安琪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与波尔雪勿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表现以来，……风靡云涌，弥漫大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俄、奥“之皇王后，与夫柄权之军阀。袭爵之世家。罔不销声匿迹。浪淘已尽。”他们说：“此种动力之冲激。世方视为洪水。畏若蛇蝎。然吾人视之。不过现代颛（通“专”）制与军国主义之结果。”他们强调：“此非不妄之谰言。事实昭著。非可诬也。”因此，他们指出：当今之世，凡想保持国之独立民立，“莫不亟亟于解放政策”。
在该刊第一册上，刘伯垂发表了《政治上善恶之标准》一文。他说：“政治之好坏。和人民之休戚。正是息息相通。”所以“我等人民都要关心政治。才配得上称个国民。”他用白话文对普通国民讲述了区别政治好恶的三条标准：（一）“合法的就是善。不合法的就是恶。”（二）“合乎进发行程者为善。不合者为恶。”（三）“趋重民权者为善，否则为恶。”他在解释第二条时指出：“当今社会的经济组织，贫富太不平均。”“这种不平的原因，皆由土地私有制所致。”“……古代的井田制度。正是大地主独占土地的一种阶级制度。”在这里，刘伯垂已用“所有制”和“阶级制度”等观点分析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政治现象，说明他已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刘伯垂在《惟民》上用笔名恶紫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恶紫之夺朱也。”意思是憎恨用不红不蓝的紫色夺去正红色，寓意是痛恨改良主义者篡夺革命派的红色果实。他用刘芬、伯垂等名字发表文章，刘芬即流芳的意思，伯者乃旧时对文章品德足为表率者的尊称，垂是流传下去的意思。这些名字都表达了他的秉性和追求。
由于桂系军阀把持的广东军政府剥夺报刊的言论自由，要求办报的人俯首听命，刘伯垂不甘屈服，于１９２０年夏秋断然离开广州，奔赴上海。到了上海，他来到在日本时的文字学老师、以宣传新思潮而著称的陈独秀那里，也见到了李汉俊。这时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李汉俊也是发起人之一。刘伯垂在陈独秀等人帮助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进步书刊，并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在武汉涌现出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１９２０年２月，陈独秀曾应邀来汉讲学，宣传新思潮，对武汉知识界影响很深。李汉俊曾给董必武等写信，约他们搞共产主义运动，筹建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０年秋，陈独秀派刘伯垂到武汉组建共产党武汉支部。刘伯垂首先与包惠僧和郑凯卿取得联系，然后又找到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经过多次商议，刘伯垂等六人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组织情况，领导大家学习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还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经过学习讨论，大家明白了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决定成立支部，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会上还议定支部工作纲领和组织生活制度，并决定用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建党经费租用武昌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以作掩护。共产党在湖北的第一个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了。
刘伯垂为湖北团组织的创建也出了大力。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他在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的第二次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发言。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说：“社会主义力图消灭旧社会中存在的过于悬殊的阶级差别。”“正是由于有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悲惨现象，称之为阶级斗争的社会运动便发生了。”“企业资本家所获得的财富是雇佣工人劳动的成果，是榨取剩余价值的结果。”刘伯垂号召青年们：“尽快地获得知识，研究社会主义和组织联合会的方法，并开展讨论。”刘伯垂这时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相当了解和研究。
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３年６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发表改组宣言。中国共产党于２４日召开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同时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湖北……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中共武汉区委决定，首先创设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指定区委委员刘伯垂和项英负责筹备，并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３０日成立了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筹备处，刘伯垂任主任，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慎广任副主任。１９２４年１月，刘伯垂、詹大悲、刘成禺、孙镜等四人代表湖北国民党组织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３月，国民党中央又任命刘伯垂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首任筹备委员，负责创设省党部。在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下，刘伯垂积极努力，于４月即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１９２５年７月成立了正式党部。
国民党一大后，为了加强对地方党部的指导，决定在汉口成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由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林伯渠主持。１９２４年４月，汉口执行部建立，管辖湖南、湖北、陕西三省党务。林伯渠任执行部组织部长，刘伯垂任工农部长。５月１３日，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汉口地委机关、国民党汉口党部筹备处和汉口执行部机关同时被敌人破坏，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也被查抄，刘伯垂被捕。刘伯垂在狱中坚贞不屈，直至１９２５年１月获释返汉。
１９２４年底，被共产党开除转而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郭平伯（郭聘帛）等纠集所谓国民党老党员，组织省、市党部“筹备处”。１９２５年春，国民党中央重新委派刘伯垂建立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在刘伯垂等人努力下，５月成立了临时党部，由刘伯垂、向忠发、谭仙芝等负责。１２月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刘伯垂、向忠发、刘一华、秦怡君、黄立三、许之桢、张继渠、谭仙芝等共产党员和张素吾、刘蔚如等１１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下辖８个区党部、３７个区分部，共有党员９５７人。汉口特别市党部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三个特别市党部之一，直属国民党中央领导。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伯垂代表汉口特别市党部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书记长，负责秘书处的全盘工作。在他任内，秘书处曾在中央委员会或常委会上提出许多提案，均被通过实施，对国民党在政治、组织、思想及经费开支等方面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５月１７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蒋介石阴谋篡夺党权，排斥打击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在５月２９日国民党中央第２９次常委会上，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刘伯垂同时辞去书记长职务，返回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７月，由于蒋介石推行《整理党务案》，刘伯垂愤然退出汉口特别市党部。８月，中共湖北区委成立，刘伯垂被选为区委委员。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１１月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第二次全市代表大会，刘伯垂又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市党部做了大量工作。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湖北省政府成立，刘伯垂被选为省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省政府司法厅厅长，才离开汉口特别市党部。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联合进攻下，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从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急转直下。在湖北境内，５月１７日发生夏斗寅反革命叛乱，湖北的土豪劣绅等各种反动势力一齐反攻过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刘伯垂作为省政府司法厅厅长，面临着惩治土豪劣绅等反革命的繁重任务。为了维护湖北人民已经获得的正当权益，他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革命形势继续逆转，蒋介石于４月１８日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成立南京政府后，逐步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达成了反革命协议。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有的人分不清真伪，看不清蒋介石的真面目，而刘伯垂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就公开登报声明，辞去所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明确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与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一刀两断。他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转入地下，继续战斗。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蒋介石的反动政府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在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在内的１９３名被通缉对象中，刘伯垂被列为第２６名。面对敌人的通缉，他没有后退半步。
党的八七会议，使刘伯垂明确了继续战斗的方向。不久，他奉调中共中央组织部任机要秘书。在这个时候，委以如此重任，毫无疑问，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逐渐陷入取消主义的泥坑，拼凑成“托陈取消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总方针。陈独秀是刘伯垂的入党介绍人、老师，参加“托陈取消派”的还有湖北的或在湖北与刘伯垂共事的陆沉和郑超麟等人。刘伯垂如何对待“托陈取消派”呢？刘伯垂没有跟着陈独秀走，郑超麟后来说：“他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刘伯垂也没有对陈独秀等打棍子，而是积极帮助他们，争取他们回到正确的革命轨道上来。在他们生活困难时，刘伯垂帮助他们与神州国光社取得联系，发表文艺作品，出版翻译书籍；同时还在政治上帮助他们，直到逝世前，还写信劝告陈独秀“放弃托洛茨基主张，回到共产党内来”。
不久，刘伯垂被捕入狱，身体受到摧残，但反蒋的意志更坚。出狱后，他住在上海租界养病，这时他的身体不好，尤其对王明上台十分气愤和担忧。“他觉得王明来领导中国革命……很不利，很危险”，看到“王明……把些老党员都开除了，打击得很厉害……很气愤”，“他那个时候的态度就是：反对王明，反对王明路线”。因此，刘伯垂愤然离开了共产党。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乘机专程“拜访”刘伯垂，拉他到国民党那里去做事，被坚决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１９３２年１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刘伯垂很敬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反蒋，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刘伯垂毅然到福建，帮助蔡廷锴反蒋抗日。次年１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刘伯垂即返回上海。这时，刘伯垂的处境十分险恶，因为他与陈独秀的关系，“受到李立三和王明等人的排斥，无法回党”，又随时都有被蒋介石再抓进牢房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大片国土沦亡，刘伯垂怎能不忧国忧民呢，以致身染绝症，而身无分文医治。１９３６年９月，刘伯垂病逝于上海。
刘伯垂一生严肃认真，“是个老成持重，很有学问的人”，“对青年同志，很爱护，很热情”，对革命的大是大非，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刘伯垂是一个老革命家，他的芬芳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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