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走完了她光辉的战斗人生，与世长辞，享年88岁。邓颖超与重庆颇有渊源，抗战期间她长期坚持在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工作。1985年10月，她又回到山城重庆，视察工作，看望朋友，重返红岩。今天，我们在原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平实、充满深情的文字中，一起回忆、缅怀“邓大姐”！
1985年10月，重庆的金秋显得格外的清朗和明丽。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我们仰慕的邓大姐，随行简朴，从北京飞抵山城。大姐本有嘱咐，不让地方领导同志到机场迎送，但我作为市委书记和市政协主席，怎能心安让大姐自己进城？何况，抗战期间大姐长期坚持在重庆，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南方国统区党组织，坚定信念，争取多数，与国民党当局又团结又斗争、艰苦卓绝、坚忍不拔、稳如泰山，在我们这一代地下党员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忆念，今天大姐重返山城，我能不前往迎接么？
10日上午，我们到白市驿机场，大姐和陪同她一道来重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秘书赵炜等同志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时已81岁高龄的邓大姐行动不便，我们为她准备了一个小木凳放在飞机弦梯最后一级。她刚一走下飞机，我和市里其他领导同志随着专从成都赶来的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同志及原南方局老同志鲁明等立即迎上前去，她边握手边批评：“说了不让你们迎送，以免影响工作，为什么还是来了？”我说：“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我是重庆政协主席，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向大姐汇报工作啊！大姐虽然是‘老重庆’，现在的重庆变化可大了，我来给您当向导嘛。”说得邓大姐笑了起来。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接着，我随她同车，经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来到潘家坪招待所（今渝州宾馆）。
1日上午，我去向邓大姐汇报政协工作并赠送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抗战纪实》、《重庆谈判纪实》和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辑的一套《重庆地方党史资料丛书》。年事已高的邓大姐以敏捷的思维、清楚的记忆，兴致勃勃地回顾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从1938年10月，她和博古以及《大公报》的张季莺先生由武汉飞抵重庆出席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到1946年5月3日，与周恩来、齐燕铭、廖承志夫妇、王炳南、章汉夫等15人飞赴南京，在这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中，除1939年和1943年两次因公返回延安外，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邓大姐生活战斗在山城重庆。在这里，她呕心沥血，置生死于度外，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和平民主而日夜操劳，为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四处奔忙;在这里，她为报纸、杂志写了数十篇战斗文章，向群众做了数十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姐的崇高品格和革命风范，深深留在重庆人民心里。山城人民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也惦念敬爱的邓大姐。
我对大姐说：“抗日战争期间，大姐在重庆备受艰辛，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她急忙谦逊地说：“别把恩来同志的账算到我的头上啊，还有其他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嘛！”
我说：“当时您在重庆发表的30多篇文章，影响就很大。”
“有那么多吗？”
“有啊。下次我带来您看看吧。”
10月的潘家坪，金风送爽、花木扶疏。这天邓大姐的兴致很高，她和我们拉闲话，摆家常，十分关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她问我：“你爱人是谁呀？为什么不带来见我呀？”
我说：“怕影响大姐的休息。再说，她已于去年离休。”
大姐不高兴了：“你们男同志呀，就只知道自己工作、活动，全不考虑女同志的处境。离休就该关在家里呀？明天，我要见见她。”
我回家把邓颖超同志的邀请告诉罗祯，罗祯很激动。从她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开始，使曾流连曾家岩、翘首红岩村，早就想见到敬仰的邓大姐，几十年了，想不到即将如愿以偿。去见大姐，带点什么礼物好呢？她左思右想，觉得送什么都不合适。想到了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她在自己还没有“解放”的情况下，悄悄写的一首沉痛悼念周总理的诗，现在把它送给周总理的“小超”，不是最好的礼物么？她赶紧翻出诗稿，工工整整地抄在几页洁白的纸上，精心装订好，又在封面写上“谨将1976年旧作献给邓颖超同志”
12日上午罗祯和我一起去到潘家坪二号平房。刚走进大厅，便见大姐满面慈祥地走了过来，罗祯连忙上前握住邓大姐的手，激动地说：“大姐啊，感谢您满足了我多年想见到您的愿望！”我向大姐介绍：“罗祯，我们大学同学，地下工作的战友。”大姐高兴地说：“好啊，你们是好夫妻，是模范夫妻。”我说：“我们是向总理和您学习。”
就座后，罗祯向邓大姐倾诉了她久远的思慕之情，回忆40年前曾听组织秘密传达，知道大姐从红岩村来过沙坪坝，十分关心各大学的女同学们参加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的情况。大姐听着频频点首。罗祯取出悼念总理逝世的诗稿：“大姐，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大姐接过去翻着说：“留下我慢慢看吧。”
接着，我将重庆党史办收集的抗战时期邓大姐在重庆工作时的一叠资料一一展示，并将题目一条条念给她听。当念到《论自我修养问题》时，她连说：“不是不是，这篇是恩来的。”
我说：“这篇长文章还有许多小标题：如‘善尽妇女职责’‘要有愉快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这能是恩来同志写的么？”
她高兴地笑了起来：“是我写的、是我写的！怎么就忘了啊。”
接着我又说：“当时大姐在重庆的活动很多呵！”
她笑着问：“是么？我是1938年10月下旬到重庆的，你说说我刚到重庆时做了些什么？”
我说：“您刚到重庆就和史良等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向500多名各界妇女作了讲演，你在重庆女青年会、重庆女师等单位举办的讲演会上，报告了15个月来的抗战形势，要求大家更好地开展妇女抗战工作……。10月底在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坚决支持爱国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11字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面对面地痛斥汪精卫及其同伙假和平真投降的汉奸谬论。”
邓大姐从深沉的回忆中特别提到：“1946年还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看来大姐对这一事件特别关注，记忆犹新。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在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后取得了胜利。可是蒋介石磨刀霍霍、内战枪声又起。为谋取和平，1945年秋，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举行国共和谈，签定了《双十会谈纪要》，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会议代表包括国、共、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共38人，共产党有7位代表，邓颖超是政协所有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并担任“国民大会组”召集人。我党为力争会议的成功，积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著名的“一·二五”教师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响亮地喊出了“政治协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会议代表周恩来、莫德惠等接见了游行队伍。这便是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一次群众运动。在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展开了紧张而艰巨的工作，终于就举世瞩目的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达成协议，获得成功。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可是，正当各界群众近万人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上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时，国民党却密谋策划，派出大批特务、打手，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将台上主席团成员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殴打致伤，台下的群众和新闻记者等也有几十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邓大姐说：“那时我未在场。特务扬言还要找机会打邓颖超。不少党内外人士劝告我暂时不要外出活动，以免发生不测。”
我说：“大姐不惧特务的恐吓，依然和周恩来、陆定一、廖承志、邓发等同志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士，还参加民主同盟邀集政协代表致函蒋介石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活动。”
邓大姐说：“你们工作做得好，收集保存了这么些党史资料。”
我说：“这是重庆党史办长期辛勤工作的结果。”
我拿出带去的10张大姐过去在重庆的活动照片说：“我这里有些照片大姐可能没有。”
邓大姐说：“不可能吧！”她接过照片，一张张细看，真的其中9张她都没有，包括与恩来同志的合影。大姐高兴得不得了，连说：“好、好，我全收下了！”大姐说：“我没有什么财产，只保留了一些照片，将来把它们交给历史博物馆。”
前来看望邓大姐的人很多，她还要接见市里各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当年在一起工作、同甘共苦的老战友、老部下，我们不便过多占用她的时间。临走时，大姐说：“我要送送你们！”我们赶紧扶大姐坐下，她还是起身和我们走到大厅门口，又吩咐摄影的同志再为我们照张合影，然后依依告别。
邓大姐逗留重庆期间，我为无法亲自全程陪同她老人家感到歉然，只得委托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等同志悉心照料安排。但我时时关注着大姐的各项活动，从后来他们翔实告诉我邓大姐活动的情况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大姐对重庆的深情和在各种场合一言一行中的语重心长。
这天下午，邓大姐漫步在渝州宾馆的林荫道上，追忆着过去的战斗岁月，怀念着当年支持共产党的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和山城人民。她老人家对陪她散步的胡北淇说：“从那个时候起，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就同我们合作共事，共同维护抗战，维护团结，维护进步。现在，为了祖国统一和富强，我们仍然合作得很好。”大姐接着说：“胡子昂同志那时就与我们合作，一直合作到现在，不愧是党的真正朋友。朱学范同志所领导的`劳协’，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援边区工会。邓发同志就是在他们帮助下，才出国参加世界工会大会的。这样的朋友还很多，真是难得啊！”大姐还问起了当年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鲜特生先生的“特园”的情况。胡北淇同志说：“这些都是周总理和大姐当年在这里辛勤工作的统战硕果。”大姐说：“我们党与非党朋友就象红花与绿叶一样，只有红花没有绿叶，花也不好看，更重要的是花也长不好啊！”晚上，大姐在住室里，欣然命笔写下了满怀深情和希望的题字：“向重庆市人民问好。”
13日上午，邓大姐参观市容，游览故地。看到两江大桥和刚刚建成的牛角沱立交道，她对重庆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台阶上，邓大姐久久地遥望着对面旧政协的会址—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思绪联翩。旧政协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的成果，它虽然被国民党破坏了，但是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大姐对身边的同志说：“建国后的政协是在旧政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就是当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认真地去领会，认真地去执行。”邓大姐还关心地问：“重庆有多少女政协委员？”希望重庆市政协要注意充分发挥女委员的作用。
邓大姐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思绪难平，向陪同她参观的同志一一指点，某间房屋是作何用的，某张照片是何时照的。大姐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大姐风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像做啥子哟！”
邓颖超与周来在被日机轰炸后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前留影
大姐还讲起了几件往事，教大家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她说，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刘为章先生住的，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产党员张启凡领导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来又把贺耀组从海外动员回来，是解放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邓大姐还说，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同志的秘书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车碰伤了国民党伤兵，被伤兵枪击小车误伤身死，而不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大姐又强调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
1985年10月13日，邓颖超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出来后，在大门口向群众挥手致意
随后又到中山三路263号（现151号）中共代表团旧址。因坡坎较高，大家劝阻没有上去，大姐止步不语，凝望了七、八分钟才叫开车离去。
14日上午大姐来到红岩村，心情格外高兴。她对红岩有着特殊的一片深情。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红岩所在地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饶国模给大姐捎去两束红岩生长的新鲜水仙花，大姐为之激动不已，立即写信给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总理说：“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语。……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今天，大姐终于又回来了。
1985年10月，邓颖超参观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走进红岩村，大姐一一指着沿路的景物向陪同的省市同志解说当年的情景。她倒成了大家的向导。
登上石阶，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大姐仔细参观了一楼的几个房间。就是在这座普通的楼房，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曾经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和战斗，他们与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博古、陆定一等同志一起，为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纪念馆内的陈列，邓大姐说：“这要实事求是。当年革命斗争很激烈，条件十分艰苦，一是本来东西就不多，二是许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不要想当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尽量还归历史本色，这样才能给后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在饶国模同志的住宅前，大姐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久久地沉思着，工作人员还以为她看不清楚，重新读了一遍简介。她老人家说：“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一下。你们可知道刘太太是在什么情况下支持我们党的？当年，我们刚到重庆，条件很艰苦，在市内机房街租的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了，没有房子住。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把她大有农场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又让我们在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没有刘太太，哪有我们的红岩哟！党在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无私无畏地支持了党，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
邓大姐来到红岩公墓。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亲属中的部分同志逝世于重庆，安葬在小龙坎伏园寺。解放后，遵照周总理嘱咐，1958年将遗骨火化，就近深葬，平坟还耕。1984年，市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岩公墓，将骨灰迁葬于此。陆定一同志题写的“红岩公墓”四个大字镌刻在汉白玉的碑石上，下面衬托着一块汉白玉的浮雕。公墓里也葬着邓大姐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总理父亲周懋臣两位老人。大姐只叫身边儿个工作人员随她在墓前献花默哀敬礼。在公墓邻近的饶国模墓前，大姐表示了特殊的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潭启龙、于汉卿和在场的同志：“大家都来吧，都来向刘太太致敬！”大姐肃穆地双手献上一束鲜花，所有的人都随大姐向饶国模默哀致敬。大姐还缓步沿着两座墓地绕行一周，寄托哀思。
在休息室里，红岩纪念馆的同志准备了纸笔请邓大姐题词，她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下面落款汉卜颖超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写到这里，大姐伫笔在手。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在旁提醒说“写于红岩”，大姐未动笔;赵炜再说：“于红岩”。大姐摇摇头“不！不是于红岩”，然后写下“重返红岩”。这“重返”二字显出了大姐对红岩感情之深。
当时警卫制度规定很严格，许多人拿着照相机、录音机都不敢使用，显得拘谨。大姐发现后立即说，可以照相、可以录音。禁令解除，气氛霎时变得活跃起来。大姐谈笑风生，异常随和，有求必应，分别和大家照了好多张像离开红岩的时候，大姐向簇拥在周围的纪念馆工作人员们挥手致意，再次用四川话说：“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
这时，四周的居民听说邓大姐回来了，蜂拥而至，自觉秩序井然地排列在大有农场门外沿路两旁，盼望见到大姐。大姐本已坐上轮椅，远远望见有群众伫候，立刻走下轮椅，走向群众，挥手致意。看见小孩便轻轻地抚摸他们的头。一位年轻母亲抱着一个约两岁的男孩，大姐把手伸向小孩说：“咱们握握手。”小孩认生、不肯伸手，母亲着急、小孩更怕，扑在母亲身上，大姐笑笑，摸摸小孩的脸说：“好吧！我尊重你，就不握了吧！”大姐一直走过数十米长的人群，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红岩，方才上车缓缓离去。
邓大姐离开重庆前夕，对中共重庆市委负责同志说，重庆是政协的发祥地，也是民主党派的发祥地，有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和基础，有这么好的历史条件，希望能把政协工作搞得更好。重庆由市委书记兼任政协主席，这是搞好政协工作的很有利的条件。但是，光有书记重视还不够，还要整个市委都要重视。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政协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市委可以定期同政协协商一些大事，以充分发挥政协的人才优势。不要把政协看成疗养院休养所，要认真地贯彻统战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要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邓大姐还希望政协机关工作的同志，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改进工作作风，这样才能把统战工作搞好。
1985年10月，邓颖超在周公馆（曾家岩50号）留影
邓大姐处处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最好榜样。
深夜，连续忙碌劳累了几天的邓大姐，翻开了罗祯的诗稿：
晨曦未明的冬晨，
浓雾笼罩着山城。
无线电波传出沉重的声音，
播送着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莫非是我听错？
不能，伟大的名字周恩来，
不能和死联系在一起。
邮递员怀着哀痛的心情，
把有黑边的日报送到我手里。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莫非是我看错？
不能，
伟大的名字周恩来，
不能和死联系在一起。
哀乐在灰蒙蒙的冷空中久久回旋
我心梗梗，泪水涟涟。
当我知道革命的那一天，
就知道伟大的名字周恩来。
在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
千千万万追求真理的人们，
从知道革命的那一天，
就知道伟大的名字周恩来。
不能，
伟大的名字周恩来，
不能啊，不能和死联系在一起……
这是当年一个年轻地下工作者的哭泣，也是一个亲历磨难的共产党员的悲号。许是这痛彻肺腑的真情深深撞击着大姐的心！她随即用宾馆的信纸和铅笔给罗祯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罗祯同志：
几十年前你知我，几十年后我见你，喜出望外，会面短暂，印象极深，是难忘的啊！你悼念死者的诗，我拜读后，深为感动。死者已矣，然而像你诗中所写，他没有死。毕竟是死了，是难以复生的。重要的是我们活着是要坚强地继续战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望你我以此勉励，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明晨离渝，临别匆匆，草此短笺以寄意。纸短情长，欲说不尽。祝你和廖伯康同志双好，双健！紧紧握手！
邓颖超
1985年10月14日
第二天清早，我去为邓大姐送行，大姐将信给我转交罗祯。我没想到，邓大姐看了罗祯的诗竟会给她写信，忙说：“大姐，我代罗祯同志谢谢您！”
临别之际，我向邓大姐汇报：重庆歌乐山埋葬着二百多位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特务残杀的革命烈士。解放后修建了歌乐山烈士陵园，邓小平同志为烈士陵园题了字。1981年重庆市青少年倡议修建烈士群雕，即将竣工，希望邓大姐为之题字。
1986年11月底，邓颖超同志亲笔签名、文采斐然的歌乐山烈士群雕铭，镌刻在烈士群雕下一块白色大理岗石上：
伟哉前驱，血沃歌乐，光照神州。建国以来，感先烈之功，怀先烈之义，谒陵扫墓者，络绎于途。
一九八一年秋，山城少年倡议捐献建造烈士群雕，以彰百世。市委市府，嘉助其行。海内海外，共襄盛举，历数载而厥工告成。
磐磐坚石，赫赫群英，仰雄风之再现，留浩气于永存，励后进以壮志，促新征其兼程。值兹隆礼奉立，谨述大略，勒石以铭。
邓颖超
1986年11月27日
这是邓颖超同志送给山城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最珍贵的礼物，它永远激励着山城人民前进！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走完了她光辉的战斗人生，与世长辞，享年88岁。
7月17日目送邓颖超的灵车经过长安街时的街头市民
邓颖超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早在1975年7月1日，长期患着多种疾病的她，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请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恩来同志决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年6月17日，担任了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的邓颖超将这封信重抄一遍、增加了新的内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是端正党风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份，从来不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1992年7月18日遵照邓颖超的遗愿，她的骨灰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撒在天津海河
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无私高尚的心声。反复诵读邓大姐的遗言，她让我们深刻领会到共产党人的真正含义。这是邓大姐的墓志铭，是邓大姐留给我们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邓大姐离开了我们。我们牢记住邓大姐的谆谆教诲：“重要的是我们活着要坚强的继续战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们的心中，邓大姐与永远同在。
永远的邓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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