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消失的电波
3月29日，红军决定南渡乌江。
30日夜，风雨大作，正在渡江的红军陡然发现，敌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在离红军主力很近的地方，也在夜行军，显然，是有着很急迫的军事目的的。
毛泽东等领导人判断：敌我双方如无一方改变行动时间或方向，很可能会重演如湘江战役一样的围攻局面；而红军如东突或西去，都将重新陷入敌之四面围攻；如果红军按预定时间、地点渡江，则又经不起血战消耗。
30日深夜，乌江边红军总指挥部灯火长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人和一局（作战）局长叶剑英、二局（情报）局长曾希圣、三局（通信）局长王诤等，在一起想办法。
正当大家苦于怎样摆脱当前险境时，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这就是利用我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当即同意。
假电发出后，红军专注于周浑元、吴奇伟两部主力的动态，发现敌军果然无异动。
红军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除了远在敌后长干山的红九军团外，各部于3月31日午后全部顺利南渡乌江。
关于这件史实，近些年有很多媒体都已披露、提及。相信很多读者初听此事，会下意识地产生疑问。这事可能吗？我们认为，此事有很权威的出处，确曾发生过。但读者的疑问也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操作此举的难度很大。
我们来看实现这封假电报所需要的条件：
1、无线电通讯设备、技术上的可能。此点当时的军委二局已经具备。
2、掌握了敌军的密码和特定的沟通信号。此点当时军委二局也已掌握。
3、熟悉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高级指挥系统的信息沟通的所有相关情况，包括单一假电报的前后电报的关联。
4、此次假冒的是，敌方最高领袖蒋介石，还需熟悉接受电报一方的收报方式、处理方式等。比如，最高统帅电令，接受方如何回复，即便不回复，如何备案、待查。相关证据是，国民党军队多位要员薛岳、吴奇伟、万耀煌等将蒋委员长发给他们的电报、信件、手令、手札悉数保存，无一遗漏。
据我们的考证，当时国民党的重要的电台、电讯部门收发报人员大多认识，发报的手法基本都熟悉。贸然冒充，风险极大。
在此，本文特将“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给参与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主力师13师师长万耀煌的电文一束及电报往来格式列出，以供参考。
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蒋委员长手函
武樵同志弟勋鉴西征辛勤官兵劳苦系念何如兹派李处长仲公来黔聊作面慰尚希亲爱团结共成大业诸事希秉承伯陵乾初切实遵行吾弟资深品高甚望为诸同袍模范也余不一一惟盼为国珍重努力自勉是荷顺颂戎祉中正手启二月十五日
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蒋委员长手函
武樵吾兄勋鉴司拉河防务自司拉大寨至捕儿狼以南一段最为重要该段布置北岸之每渡口当然要构筑工事与碉堡如有余暇对于南岸各渡口亦应修碉防守而且北岸每隔三里中间必须配置以排为单位之监视哨与横的联络哨其比较重要地点务须多置轻重机关俾得压制匪部之强迫徒涉而其各监视哨中间之侧防侧射与掩护及死角之减小等手段更应注意凡夜间与雾天尤应特别巡查与向前警戒也其次由捕狼以西至铁锁桥一段虽兵力可以减少但配备与监视仍应令一个团长负责严防不使匪由该团偷渡也此外对于司拉大寨以东至簸渡河一段防务亦应派监视或联络哨以防匪由镇西卫以西地区乘隙至簸渡河与白貌河一段偷渡也故兄之总预备队之位置务须特别研究总使其策应各方东至白貌河簸渡河南至谷埧郎羊关罗义寨下埧狗长屯观音山地区不失时机皆能相机出击运用裕如也与周总指挥部切实联络尤为要紧望努力完成使命克奏奇效对于万一为匪偷渡过河之地点勿稍犹豫应全力扑灭之是为至要中正四月十三日十时
我们前述，莫雄上任后，卢志英立即到任，并且电台和电话以及所有通讯手段都和包括蒋委员长、杨永泰秘书长、薛岳司令官在内以及其他似乎天罗地网的国民党汇剿红军的部队司令部都通上了气，还有并不算鲜为人知的是，莫雄司令官与薛岳是极熟络的“老伙计”，与被假电报调开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队吴奇伟、周浑元部都非常熟悉。
我们认为，这封假电报有极大的可能是动用了卢志英小组，用毕节莫雄司令部的军用电台来操作得以实现的。如此，上文提到的操作假电报的种种难点均迎刃而解。特别是，电报很可能不是以蒋介石直接名义发出，而是以莫雄司令部名义假传“圣旨”。这样一来，收报方若有回复，也是回复到莫雄司令部这里来。
事属隐密，又历数十年，往事湮灭，已难细考。今天，我们无法知晓此电内容如何，但它在军事史上、情报史上是一个杰出的案例。
尹司农记述，这天晚上，毕节莫雄司令部的电报间外面遮着窗帘，里面灯火通明，击键滴答声彻夜，响至破晓。卢志英整夜在电报间。这是莫雄走马上任毕节专署、司令部担任专员、司令的第6天。第二天，31日，卢志英向莫雄司令官请假回上海，获准。但他很快出现在红军中枢。
回到1949年7月，毛泽东嘱托叶剑英一事。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郑重地感谢莫雄，其源头当在此时。
蹊跷的李副官
长征红军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佯攻贵阳“犯驾”，从而成功地促使蒋介石调动驻扎毕节的滇军孙渡部队急行军赶往贵阳护驾。云南门户洞开，红军乘势直插云南。4月27日，出现了一个在长征史上知名的故事：在滇黔公路上，红军截获了两辆“军车”，车上载有红军急需的20万分之一比例的云南地图，还有几十箱云南白药。这件事记载很多，流传亦广。
比较准确、可用于分析依据的记述有：
1、时任党中央领导人的陈云文章记载。
2、当天红军总部领导人朱德给下属的电报。
3、吕黎平、孔石泉等红军老战士的回忆载：1935年4月26、27、28日三天中的某一天，红军总部侦查部队，由总部管理科长刘金定、总部侦查参谋吕黎平等带领一干红军人员在曲靖、沾益附近的滇黔公路上缴获敌“吉普车”一辆，上面装满地图、白药。
4、老红军雷钦的回忆，是胡底安排带领人缴获了国民党装有地图和白药的军用卡车。胡底是被后人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著名的中央特科干部、时任红军总部侦查科长。
5、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老红军范金标、魏国禄分别撰文记述，红军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当时就在截车现场。作为警卫人员，他们正在周身边担任保卫。他们的位置在极近的地方，看见汽车驶过来，连车上国民党军徽都看得清楚。周恩来亲自下命令指挥了截车战斗。
70年后，2004年，这个故事中当年的卡车押运员、时年８７岁的赵汝成老人显身，撰文记述了当时的过程。我们对这一事的考证表明，赵汝成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
赵汝成当时18岁，刚考入云南省汽车管理处任学习押运员。他接到单位通知，到昆明都兰酒店找中央军薛岳部队的李副官报到，运一批物资到沾益。4月27日早上出车，共两辆，一辆是小包车，一辆是雪佛兰卡车。李副官是外地口音，他叫赵汝成他们从其住的房间里把几捆玻璃纸密封的圆筒搬上卡车，当时赵汝成他们不知道是地图。然后到金碧路曲焕章大药房，由早已等在那里的搬运人员往卡车里装了好几十箱“百宝丹”（云南白药）。约九时许，小车在前，卡车在后，由昆明市往滇东公路上驶去。李副官说此行的目的地是沾益。
关于截车现场的情况，赵汝成的叙述是，发现前面公路道心横着两棵较大的被砍倒的树木，于是停车。然后听到枪声，赵汝成等4人（司机、助手等）躲到卡车下面。枪声片刻之后就停止了。李副官由红军战士押走了。而赵汝成他们则被红军带到村中一所地主的高楼大院，并受到优待。这个村子叫王家庄。
当天下午，赵汝成被叫到了后厅堂，看到在一张红漆八仙桌上头坐着一位留着黑黝黝长胡须的红军干部。在随和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谈话。
另外，那位被红军捆走的李副官无恙。一个多月后，农历端午节过后不久，赵汝成与李副官在昆明的某旅馆门口不期而遇，李副官解释说当天他是逃跑出来的……
赵汝成的记述讲明了此事的几个重要细节：
1、这不是两辆军车，而是民用车辆。
2、除云南省汽车管理处两个司机、一个助手、一个押运员外，主事者是一位薛岳部队的李副官。
3、李副官指定的车行目的地是沾益。这是最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毛泽东率红军正在沾益，而薛岳部队在另一个地方：富源。两地相差两天的路程。有记载说，李副官被俘后，说不知道沾益已有红军。但李副官难道连薛长官在哪里也不知道吗？
4、有两棵被砍倒的大树横在地上。
5、李副官被红军带走了，而赵汝成等则被带到王家庄，受到优待。
6、下午，赵汝成在后厅堂，见到一张红漆八仙桌上头坐着的一位留着黑黝黝长胡须的红军干部。这个细节与当时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的回忆吻合。关于这一点，在逻辑链上还有一处旁证，是萧应棠将军的回忆，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将谈到。
龙云献图这个故事传播很广，对其产生兴趣的学者也有。一直关注此事研究的云南省著名历史学家谢本书教授从另一个方向逐渐接近了谜底。
谢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有《龙云传》等多部作品名世。2010年，他撰文谈此事，明确指出这件事是当年龙云与红军商议好的联手所为，地图、白药等都是龙云送给红军的。并且，谢文点明，龙云是通过曾任滇黔绥靖公署查缉大队长、泸西人张永年，派人去曲靖与红军取得联系，通报送图的消息的。这一点谢教授是从张永年的后人处辗转得此消息，档案里当然无此记载。谢教授说：“这样的事，能够进入档案吗？”谢教授的考证有甚为扎实可靠的根据，我们在此不细述。他关于张永年是关联人的说法也与我们的考证思路吻合。“滇黔绥靖公署查缉大队长”这个身份行暗通款曲之事当属合适，张永年很有可能参与运作此事，但他还不是最重要的主角。除非他就是那位押车的李副官，但他不是。李副官是外地口音。
现在，我们终于把目光转到了这位李副官身上。他是谁？
如果他真是为龙云押车送图送药的薛岳副官，那么上述这么多的破绽无一处可以合理解释。
薛岳进入昆明，是在1935年5月，并受到龙云热情接待，此前并无副官先赴昆明见过龙云要东西的记载，也并无丢失、被红军俘虏过副官的记载。（同时期薛岳司令部参谋李以匡力解放后多年的回忆叙述文献中曾隐约提到此事，但同样迷离扑朔的是，李本人明显不知深细。本文在此不详论证。）
从赵汝成的描述和上述分析看，这位李副官应该深有来历，不仅不糊涂，而且异常精警干练。
1、李副官可能根本不是国民党，而是一个冒牌者。他的使命和目的就是一个，4月27号下午以前将汽车走滇黔公路开到红军占领区沾益，见到预先设置挡路的大树，就是“到家”了。周恩来亲自在等着，周的身后还有重要领导人也在等着。
2、李副官所以在昆明如鱼得水，神鬼不知似地独往独来，取决于云南最高当局信任。他既有在薛岳身边真正任职的经历，又有多次前往龙云府至少“茗茶谈心”的经历，处事干练，办事周全。龙云既知他真正目的地在哪里，又没有被蒋介石、薛岳抓住通共把柄的任何担心。
3、我们在这里要提到徐向前的那句话：“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基于这个人所处的位置和肩负的使命，他“回家”时，应该回到最高机关，如徐帅所说的“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身边。
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卢志英。
会是他吗？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龙云献图3天后的一件事，那里面会出现一个随红军总队干部团前卫连抢占金沙江皎平渡的神秘的“工作组李组长”。看完下面的故事或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神秘的“工作组李组长”
2010年的秋天，为了澄清这段蹊跷的史实，我们带着卢志英的照片和相关资料，前往云南大理宾川县一个叫新生邑的小村，专程寻访退休在此居住的赵汝成老人，不想老人已去世。我们以为历史之谜或许将永远不能破解了。然而，在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而作的文献查阅中，我们又偶然获得了新的指引。76年前“龙云献图”那天，担任中央领导警卫的红军连长萧应棠有回忆。在那天的晚上，萧应棠在周恩来的住处看到的情形与赵汝成老人的描述一模一样。只是，周恩来的八仙桌旁边的墙上，新挂了一张大地图。两天后，4月29日，在王家庄，中央决定干部团先行抢占金沙江皎平渡。萧应棠在参会时见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穿黑衣服的领导同志。陈赓团长对萧应棠说：“你们五连是前卫连，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渡口。准备好了马上出发。”又指着身边穿黑衣服的同志说：“中央派一个工作组与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当晚，前卫连在李组长的带领下以每小时十多里的速度走了一个通宵，天亮以后，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冷饭，一气又赶了七八十里，翻过一座大山，离金沙江只有六十来里路了。在这里，工作组李组长和萧应棠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决定一到江边，首先歼灭守敌，然后夺取船只，强行渡江，打垮和歼灭对岸守敌之后，迎接后续部队。最终，前卫连抢渡成功。萧应棠的记载是，抢渡时，工作组没有过江。
这位显然只有中央领导和陈赓团长认识、大部分官兵都不认识的穿黑衣服的工作组李组长是谁呢？
萧应棠的这篇回忆文章，刊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辑的《星火燎原》，那时，萧应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很多年以后，另有人记述，周恩来、张闻天带着李克农同志参加了干部团抢占金沙江渡口的动员会。但是工作组李组长以及他带领前卫连急行军一昼夜抢渡金沙江的故事仿佛永远消失了。我们认为，萧应棠见到的穿黑衣的李组长不是李克农，理由有二。
1、红军进云南途中，干部团一直担任着中央机关和首长的警卫任务。萧应棠做为警卫连长，和周恩来同志很熟悉，而李克农基本上一直在周恩来身边。萧应棠不认识李克农的可能很小。
2、十几年后，在朝鲜战场、板门店谈判中，萧应棠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李克农则直接参与、指导了板门店谈判。萧应棠记述与工作组李组长一起抢占金沙江渡口峥嵘往事的文章写于50年代末，此时萧将军应与李克农上将很熟悉。可以判断，他回忆文章中的“工作组李组长”绝非李克农。
我们掌握的资料是，3月31日，卢志英向莫雄请假，回到红军中枢，并带领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云南。在5月初，将红军送过金沙江后，返回了毕节，向莫雄销假。毕节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莫雄及其掩护下的卢志英小组，在不久后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毕节，并建立了黔大毕苏区时还有过十分出色的表现。莫雄还由此引起蒋介石的警觉，遭关押，后由杨永泰、张发奎、陈诚设法将他保释。
不是尾声
红军过了金沙江，进军到了四川会理，有了著名的“会理会议风波”。这个风波的历史叙述是，在四渡赤水和抢渡金沙江的战事中，林彪因部队总走“弓背路”很生气，写信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让出位置，由彭德怀来指挥。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这一年，林彪军团长28岁；毛泽东42岁；周恩来36岁；朱德48岁；蒋介石48岁；莫雄44岁；杨永泰54岁；薛岳38岁；龙云51岁。
（文中着重号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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