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的同时，对其他根据地红军的进攻，也同样遭到失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心发动以第一方面军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用铁血、饥饿和封锁等手段消灭红军和根据地。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集结在江西的部队有：第三、四、五、八、十二、三十五军共6个军及总直属队、红色警卫团，计3.3万余人，各种枪支1.6万余支。
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背景1、国民党为“围剿”做的准备
为了加紧准备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刚结束，就在南京召见何应钦、何成濬、王金钰、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商讨“剿共”策略。蒋介石还特派何应钦赴江西督剿，代行总司令职权，主持一切事宜。2月初，何应钦“重组总司令南昌行营，奉兼行营主任”，开始制定第二次“围剿”计划。
国民党派往江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兵力，除原在江西参加第一次“围剿”的第六、九、十九路军外，由湘鄂赣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由山东增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于3月中旬陆续入赣。
总兵力共计22个师，3个独立旅，2个空军中队，约20万人，从江西赣州到福建建宁，对中央苏区形成一条西、北、东三面长700里的箝形包围线。
国民党在准备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政治、经济、特务等密切配合的办法，妄图一举消灭苏区红军。
他们主要手段有：
(1)设立地方政治整理委员会，军队每到一地，立即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地方武装“守望队”及“民团”，实行反共宣传和恐怖统治，烧杀淫掠。(2)组织“剿匪”宣传处，派出250名宣传员分赴各部属，进行“围剿”期间的宣传工作。(3)划分“剿匪”区域，将江西全省划分为8个区，由李觉、王金钰、刘建绪、郝梦麟、刘夷、萧之楚、徐源泉等分任司令。(4)颁发《“剿匪”赏罚令》，此令有19条，其中规定：“剿共”有功者，获“晋级记功奖金嘉奖”。“剿共”不力者，则“概以军法从事”。(5)颁发《“剿匪”须知)、《“剿匪”部队注意事项》、《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剿匪”实验见解录》等宣传品，介绍对红军作战方法：“引诱包抄，声东击西，避强击弱，遇劲敌，则化整为零以避免，见弱敌，贝化零为整以合围。”(6)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四处骚扰，烧杀劫掠，拔除秧苗，破坏百姓春耕，企图造成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7)派遣大批特务侦探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在敌人的“围剿”下，苏区的地盘缩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红军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给反“围剿”带来严重的困难。
2、红军反“围剿”的准备措施
但是，经过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所接受；红军虽由4万人减到3万余人，但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苏区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被拔除，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拥护红军。
对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早有预料，从2月起，仍按“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从各方面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第一，战前的政治动员。
2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了夺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宣传大纲《第二次大战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
第二，部队主力南移，加紧军事、政治训练。
3月17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红字第一号训令》，提出军事上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集中兵力及早完成反“围剿”的准备，23日，红一方面军又发布《胜字第八号命令》，令红军主力脱离与敌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
第三，积极筹款，备足给养。
由于根据地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国民党军的劫掠，根据地人民无力支持红军的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筹办。1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分散筹款的命令》，计划各军在月底前筹足大洋14万元。
18日，红一方面军在《胜字第五号命令)中强调指出：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用最大力量继续筹足三个月给养，准备敌人再向我们移动时大举消灭它。”
2月21日，红一方面军还发布了《继续东移加紧筹款的命令》，再次强调筹款期内，“工作以筹款为第一位”。为了统一经济问题，特组织了“战争经济委员会”。
5月5日，红一方面军还发布了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要求各部“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第四，加强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建设。
将苏区地方武装划分为9个作战区。
各区以独立师、警卫营、独立团为基干，领导赤卫师执行10项对敌任务：
(1)扰敌，(2)堵敌，(3)截敌，(4)袭敌，(5)诱敌，(6)毒敌，(7)捉敌，(8)侦敌，(9)饿敌，(10)盲敌。
明确规定：
“地方武装的战术，是游击战术”，即“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以及“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二、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当国民党各路军全线向广昌、瑞金苏区大举进攻时国民党得意地吹嘘说：红军“刻被包围于广昌宁都兴国一带，周围不到二百里，不久即可歼灭。”
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红军坚决采取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于4月15日撤离广昌。
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带来了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信。
因此，在宁都青塘中央局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都发生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策略问题的争论。
在4月中旬的第一次讨论中，代表团成员和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认为：
“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碉，无法打破”，并根据指示信的精神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中央的指示信，对红军粉碎敌人这次“围剿”是缺乏信心的，信中强调“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并说“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粵桂北，及贵州东南。”
据此，代表团更进–步提出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荒谬主张”，说斯大林“曾经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作为理论根据。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在5倍于红军的敌军严重包围封锁下，红军难以抗衡，只有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将红军分散到苏区外打游击，“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
毛泽东、朱德既反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又反对“分兵退敌”的意见，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争论难于统一的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吸收红军领导干部参加讨论。
几天后，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中主战的占了大多数，红军干部一致支持毛泽东、朱德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不同意红军退出中央苏区。
但多数人仍主张“分兵退敌”，不过，认为“应该打一仗再分”。关于先打敌人哪一路?多数的意见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部，“理由是蒋、蔡打败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也有的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
毛泽东认为：
“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是比较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该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这次会议，否定了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错误意见，基本上确定了在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作战原则，虽然分兵作战的问题未最后解决，但决定了集中兵力“先打一仗”，并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先打弱敌王金钰部的意见。
三、第二次反“围剿”的经过
4月19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青塘发布《战斗部队集中的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25日，红军主动放弃宁都，退至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集中，随后又西移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总部驻敖上。
5月上旬，蒋介石为了以“剿共”的军事胜利庆祝其南京国民大会的召开，屡电何应钦对红军火速“进剿”。
11日，何应钦电令王金钰第五路军“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13日，敌第五路军分左、中、右三纵队，脱离富田巩固的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毛泽东、朱德抓住战机，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了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接着，向东横扫，连续进行了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战斗。
1、富田战斗
毛泽东在青塘会议上提出的先打王金钰是背敌作战，因为王部处于蔡廷锴部与郭华宗部之间，距蔡军40里，距郭师仅10余里，红军必须秘密迅速地进入战斗和解决战斗，稍有不慎，将受三面敌军的夹击。
为了慎重初战，大胆地“钻牛角”，毛泽东约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到东固、富田之间山上去察看地形，实地研究战术问题。经过实地侦察，决定红一军团之第三、第四两军在离东固约15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红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
毛泽东问彭德怀：“有无危险?”彭德怀答道：“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这样，红军在东固地区，逼敌而居20余日，终于诱敌第五路军右翼脱离了富田巩固阵地，造成红军适时由防御转入反攻的条件。
当敌右路第五路军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红一方面军于5月13日发布《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指出：
“本方面军为各个击破敌人，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5月15日拂晓，红军按照上述部署开始行动。为了确保打好第一仗，毛泽东当晚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在向导的指引下，找到一条从东固通向中洞的小道。
遂改令红三军由这条小道前进，包抄攻击右侧来犯之敌。此时，敌第五路军之右路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及第四十七师之王旅，开始向东固攻击前进。可是，敌军并没有发现红军已经隐伏在前进道路两旁的高山顶上，因此该两师钻进了红军的“口袋”。
红三军团的主力迅速迂回运动到富田侧后占领固陂圩，准备将富田包围，切断敌军由东固通向富田的后路。
16日拂晓，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由敖上通向中洞大道西前进时，与敌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敌军猛烈向前冲击，总司令部带特务队，退上白云山。此时恰好红三军已在左翼包抄到第二十八师后方，红四军也占领九寸岭、观音岩两隘口。
上午10时许，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及王金钰第四十七师王旅分别进入红军埋伏阵地，红军突然从两侧山上横压下来，霎时，枪炮齐发，杀声震天，势不可挡，正以行军队形前进中的敌军，遭此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队形顿时混乱，丧失抵抗能力。各部敌军的无线电台纷纷发出紧急呼救讯号，请求增援。
至午后3时结束战斗，敌军大部被歼。此时，红三军也已迂回到敌后，攻占固陂圩，并于17日凌晨，在红四军追击部队协同下，占领富田，残敌向水南逃窜。
这次战斗，共歼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部，打死副师长王庆龙以下2000余人，被俘释放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火炮30余门，电台7部。公秉藩被俘后化装士兵混在释放俘虏中逃脱。
2、白沙战斗
5月17日，红军主力乘胜向水南追击，在大源坑、潭头敌中路第四十三师，在红十二军的攻击下，也撤向水南。
敌军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但因河上便桥被地方赤卫队拆除，河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逃窜。
19日，红军主力跟踪追至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全歼敌第四十七师王旅之残部及第四十三师一部，缴枪4000余支，残敌向永丰逃窜。
敌第四十三师师长郭华宗在战报中承认：
“我右翼军四七师作战失利，匪绕到我师右侧后，当时为与左路取得联络，即向白沙转进。惟东固白沙之间崇山峻岭，山径曲折，地形复杂，指挥既感不便，联络尤为困难，部队未及集中而股匪已到白水，截断后方，虽极力抗战以众寡悬殊，致蒙极大损失，向永丰撤退。”
敌左路郝梦麟第五十四师闻王、郭两师失败，于19日由滕田缩回永丰。在城冈圩的敌第十九路军，见第五路军各路俱败，急忙撤回兴国，随后又撤回赣州。白沙战斗，红军又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挺)，山炮2门。
3、中村战斗
白沙战斗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按原定计划迅速向东扩张战果。5月21日午后，红军前锋抵达中村西端时，与敌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先头部队遭遇，该敌战斗力较强，是受命经中村向沙溪增援第五十四师的。
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决定歼灭中村之敌，并发布命令：
“中村有敌高树勋部之一旅，其先头部队于本日午后与我六师之前哨接触，该敌似系掩护后面主力之运动。方面军决定于明(二十二)日攻击该敌，乘势下南团消灭高师之主力。”
22日上午，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发起猛烈围攻。经过半日激战，于中午占领中村，歼敌近1个旅，余敌北撤招携、乐安。
当第二十七师被红军围攻时，敌左路第二十五师正全部集结在南团附近，准备西进，同样遭到红军攻击，该敌因无法策应中村方面之作战，又恐被歼，由南团、东韶仓皇撤回宜黄。在中村战斗中，红军又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关枪10余挺。
这次战斗后，红军在战场上已占主动地位。这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改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
为迅速向东追歼敌人，原领导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留驻龙冈，另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毛泽东在前方时，中央局由王稼祥负责。
4、广昌战斗
中村战斗后，红军主力继续东移到宁都以北黄陂、龙冈之间，深入隐蔽，准备进攻广昌。广昌守敌为左路军朱绍良第六路军，有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4月间，第六路军所属4个师，为掩护第二十六路军集结“进剿”宁都以北东韶、小布间的红军，兵分三路向广昌先行“清剿”，中、下旬，敌第五、第八师先后进占广昌、白水镇、头陂等地，第五十六师也由建宁向宁化、石城前进。但此时因敌第五路军失败，第二十六路军也溃败北撤，第六路军顿觉恐慌。从5月20日起，第五师退守广昌，第二十四师撤守南丰，第八师撤回南丰以南。
红一方面军总部于24日决定主力向南丰追击，令各部“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如敌(毛、许、胡)尚在我右后方时则截击之”。歼灭第六路军于运动中。
26日，敌3个师逃至广昌，据此，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重新研究红军的行动部署，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许、胡，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诸敌，逼他们放弃南丰城”。
27日拂晓，红军主力2万余人分路直逼广昌。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重创敌第八、第五两师，余敌向南丰窜逃。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身中两弹，因伤势过重，于6月3日死于南昌医院。
在广昌战斗中，红军也有很大的牺牲。
5、建宁战斗
广昌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和红四军一部北上追击逃敌，主力继续东进。5月28日，临时总前委在广昌城内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根据红军已攻占广昌敌军退守南丰的形势，认为“在战略上和形势上我们都应追刘和鼎，先他夺取建宁，以便以后的筹款。“并准备30日攻击建宁城。广昌被红军占领后，增援广昌之敌刘和鼎五十六师约7000人，自安远汛以南星夜回师固守建宁城，同时破坏了通向石城、宁化方面的两座木桥。
5月30日，总前委在距建宁城45里的里心镇召开第四次会议，具体研究部署夺取建宁城的计划。““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攻击，准备攻七天，要挖地洞，用火药轰炸。第十二军(缺34师)为攻城预备队，……在三军团后向建宁城前进。”
此时，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在后方医院逝世，会议决定由参谋处长郭化若代理参谋长，左权代理参谋处长。
敌第五十六师最初估计红军主力不会到来，未作防备；当获悉红军主力到达后，又认为红军久战之余，兵力疲乏，可以与之一战，故建宁没有修筑工事，只凭山据守。
31日，红三军团万余人向建宁发起出敌不意的攻击，下午6时攻占建宁，敌伤亡惨重。红军击溃守敌4个团，歼灭3个多团，缴获枪支2000以上及大批药品。敌余部突围逃窜延平，师长刘和鼎在建宁城内无路可走，化装逃出建宁，待逃到将乐时，他指挥的“八千子弟兵”连同被红军遗送放回的在内，一共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了。
至此，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的胜利。随后，红军又攻克了泰宁、黎川、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宁化等县。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16天内由西到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1个整师及5个师的各一部共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缴获大批药品、被服、弹药、收发报机等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随后，苏区中央局决定，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所缴获的步枪，以大部来武装地方。
当敌第五路军各师先后失败和第六、二十六路军也均告失利后，南昌行营被迫命令各部，后撤到广昌、南丰间，以及宜黄、乐安、永丰、吉安、泰和等地，又缩回到“围剿”前的位置。
为庆祝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7月4日下午，龙冈区革命群众5000多人，在龙冈圩大会场举行庆祝大会。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等代表到会讲话，号召准备第三次反“围剿”。
7月12日，兴国东乡军民近万人，举行工农兵联欢大会，苏区中央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及青年团的代表到会讲话，号召群众准备第三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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