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尤悔》有则故事，说陆机在八王之乱时兵败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1] 后衍生成典故“华亭鹤唳”，讲富贵险中求，多少人直到性命难保时才幡然悔悟，但为时已晚，结局难免像陆机那样可哀。都说富贵险中求，虽险，但如果可求，谁人不求？非相关者毕竟少数。何况他是陆机。
电视剧《鹤唳华亭》剧名即来自于陆机临刑前所言“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陆机（公元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人家说他的出身，“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是齐宣王之后，东汉时便已是“宗族百余人”，赫赫有名的江东世家。他曾祖陆绩是江东有名的儒学大师，“星历算数,无不该览”，精通天文易学；祖父陆逊的名声，谁不知道？父亲陆抗，也是东吴名将，凤凰元年西陵一战，避免东吴亡国危机；更不必说陆家在朝“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家和孙家又有秦晋之好，算是东吴的“皇亲国戚”了。
陆机像，图自网络
只可惜，这一切盛况终止在太康二年（公元280年）。这一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兵分六路，发动灭吴之战，陆机两位兄长陆宴、陆景相继战死，而陆机本人因为职位低微，被押送到洛阳后被释放回乡。回乡后，他办完两位兄长的丧事，便在华亭孤独地度过了近十年时光。
晋灭吴之战要图，图自网络
这十年，陆机思考了很多。
他曾模仿贾谊《过秦论》，写过一篇《辨亡论》，不但深切缅怀了“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的孙策；“以奇踪袭於逸轨，叡心发乎令图，从政咨於故实，播宪稽乎遗风”的孙权，还总结了孙吴亡国的原因：孙皓在位时，“奸回肆虐……政无大阙”，像自己父亲陆抗这样的有志之士，孙皓根本不会重用——陆抗上疏论阉官干政，孙皓不听；凤凰二年，西晋的羊祜修德以怀吴人，陆抗与之交好，被孙皓责备…更有甚者，面对忠臣的劝谏，孙皓甚至还会“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肆意残害。这样的国君，难道还值得效忠吗？陆机的答案显然是“不”。
陆机撰《辩亡论》，唐代写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其实早在孙吴还没有亡国的时候，陆机就已思考过这个问题。纪瞻举秀才，担任尚书郎的陆机出题考他，其中一题就是，“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恒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按理说，君主想求才，士人想被求，该是一拍即合的事，可纵观史册，也不尽然君臣都能相得。有的君主“虽有求才之名而无求才之实”；而有的君主，见识浅薄，格局不大，堪称庸君，如果遇到这样的国君，任你才华出众，也只能“怀才不遇”了。
显然，在陆机看来，孙皓就是这样的“庸君”。他在为自己父亲写的《吴大司马陆公诔》中愤愤不平地抱怨，“人玩其华，鲜识其宝”；在孙皓的统治下，“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亡国不过早晚。也因此，元康二年（公元292年），[2] 在收到朝廷任命他为太子洗马的征召后，陆机终于决定启程，奔赴洛阳。
司空张华欣喜于对陆机的到来。他不但对陆机的文章篇篇称善，还称赞以陆机为首的江东士人为“南金”，但其实，张华对陆机的赏识，只是当时少部分人的行为，大部分人，都和陆机关系不甚融洽。
对陆机而言，他出身显贵，“自以吴之名家”，很为家世自豪，也看不起洛阳绝大多数士人；而对洛阳的士人来说，陆机不过东吴亡国之余，在江东身世再显赫又如何？入洛之后，不过是“无世祚之资”的寒素，对他的态度，也极尽轻慢羞辱。譬如范阳卢氏明知故问：“陆逊、陆抗是君何物？”刻意冒犯陆机家讳；名士刘宝见陆机兄弟来访，不谈世事，只问他们为什么不带江东的长柄葫芦籽儿来，极其怠慢。这些待遇，让陆机恼恨不已，更是事事都想和北人一争高下。
左思写《三都赋》，他也想写，笑左思“伧父欲作《三都赋》”，写成之后不过用来覆酒瓮、做废纸而已。他也写《吴书》，想超过陈寿《三国志》里的《吴书》，以作不朽之盛事；最有名的，还是他和潘岳之间的明争暗斗。[3]
两人都是文采出众之人，常常潘陆并称，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更何况一南一北，文化不同，关系更是势同水火。陆机赴宴时见潘岳来，立刻起身离开。潘岳暼他一眼，说“清风至，尘飞扬”；陆机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众鸟集，凤凰翔”，都把自己看做高对方一等的人物，[4] 但可悲的是，两人虽然互相讥讽，却也不过是小圈子里吐泡泡，各自不如意罢了。
潘岳才华横溢，但也因为时局原因，始终在官场上出不了头，三十年来竟只升迁过一次；而陆机呢，晋武帝一方面担心江东再叛；另一方面又担心给他们太高的权势，损害国家，便接受朝臣意见，虽然对江东士人礼遇，但一屡不予以高官重任。所以陆机入洛之后，担任的也不过是太子洗马、郎中令、著作郎这些权力不甚大的小官。他心里自然苦闷非常，写诗给好友顾荣，说“辞家远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深叹仕途之艰辛。
在这样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陆机依然在见缝插针地举荐江东故友。他上疏推荐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戴渊，“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郭讷，“通济敏悟，才足干事”……见这些故交仕途受挫，他急人之所急，忧人之所忧，“恨不得与周旋”，以至于被看作是江东人士的领袖。
这难免让他更加汲汲于功名。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故宫博物院藏
贺循，字彦先，陆机朋友。“彥先羸瘵 ，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释文据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
张华虽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但毕竟一介寒士，在西晋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年代，权力依然有限，不如皇后贾南风的侄儿贾谧炙手可热。因此陆机开始亲近贾谧，常与他门下文人宴饮唱和，当时号称“二十四友”。陆机才高八斗，声名自然远播，有个叫君苗的人，对陆机崇拜地无以复加，竟到了读罢陆机文章，“辄欲烧其笔砚”这样狂热的程度。即便潘安和他向来不和，也不得不承认陆机的确才华出众。[5]
（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这些都不是陆机想要的。
显赫的身世、父祖的荣耀、从小经儒学熏陶而成的“立言立功”思想、国破家亡的痛苦，成为强压在陆机身上的枷锁，让他无法满足于文章虚名。如果可能，他更希望能真正做出一番事业，能再度振兴家族，能匡正西晋对江东人士的歧视政策。可还没等陆机作为，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八王之乱开始了。[6]
陆机先在赵王司马伦手下担任相国参军、中书郎，司马伦被齐王司马冏杀掉后，陆机因为在司马伦手下做过事，差点被杀。幸好成都王司马颖等人相救，陆机才堪堪躲过一劫。因司马颖对陆机有救命之恩，陆机便投奔了他，被擢为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这也是陆机在后世被称为“陆平原”的原因。
最开始，司马颖对陆机很是看重，因他向来重视门第，幕僚中有南北世家二十三姓，吴郡陆氏作为江东首望，陆机本人文采出众，又能领兵，自然深得司马颖器重。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交战，命陆机担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打洛阳。出征前，司马颖对陆机寄予厚望，许诺“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陆机对这场战役也很自信，以管仲、乐毅自比。只可惜，结果非常不尽如人意——陆机在洛阳郊外的鹿苑之战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
公平而言，这次战败，并不是陆机的问题。早在司马颖委陆机以重任时，他的属下就说过，“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机出身江东，让他担任将领，必定会引来北人不满。果然，陆机为将后，带兵极不容易，连统领万人的小都督都能直接冲进陆机的帐中，骂他“貉奴能作督不！”因为心里对陆机抵触，陆机带兵时，众人也都不听，“不受机节督，轻兵独军”。在这种情况下，陆机都督三十七万人包围洛阳，“颖军转盛”，曾取得过阶段性胜利，已经很能说明他的才干了。只可惜，三军号令，将士不听，陆机即便天纵奇才，也只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而已了。
陆机战败后，对他不满的人趁机向司马颖进谗，说陆机有异志、要谋反。之前就和陆机结下仇怨的卢志，更是借陆机出征前的话跟司马颖说，“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是讽刺司马颖能力不足以堪当大任。不是没有人为陆机鸣冤，可陆机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司马颖即便开始不信，后来，也就信了。
面对这一切，陆机表现得很从容。他神色自若，脱下戎服，戴一顶白帢，只说“今日受诛，岂非命也”，遇害军中，时年四十三岁。
陆机《陆士衡文集》
后世对他评价褒贬不一。唐太宗说他“不通进退之机变”；《晋书·陆机传》说他“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可在那样的世道，陆机想出人头地，不交结权臣，又能怎么办呢？
他何尝不想“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7] 也早知道人世虚妄，“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间，戚戚如履冰”；也不是没人劝他回去江东，“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可他总想建功立业，总想复兴家族昔日荣光，哪怕对故土异常思念，“悲桑梓之悠旷，愧蒸尝之弗营”；[8] 哪怕觉得仕途坎坷，“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9] 也依然选择了留在洛阳，孤注一掷地倾身入局。
明代张溥说，陆机“才冠当当世，国亡主儒，颠沛图济……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是，也许在洛阳那十年跌宕的浮沉里，陆机就已料到了自己最后的结局。时局变乱、北人歧视、功名无成……岂有一件易事？但他依然选择了负重前行，清醒自知地坚持着，这场注定会落空的仕途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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