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硕士从基金公司跳槽到事业编幼儿园”，引发了网友热议。
7月30日，商务部机关服务局官网发布了一则《商务部幼儿园2024年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某会计专业的硕士生，原就职于建信基金，现拟录用为商务部幼儿园的财务管理岗。这条拟聘公示之所以引发热议，一方面是该硕士生从金融行业跳槽到幼儿园财务岗，另一方面该硕士生从市场转入事业编制岗位，对应着当下年轻人的就业趋势。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调整自己的就业方向，一心求稳，纷纷扎进了事业编制的求职队伍，甚至诸多高收入群体也宁愿放弃高薪职业，投入到考公考编的队伍中去。
前不久热议的高考志愿填报现象，便能轻易凸显年轻一代的职业取向：全国各地多所师范公安院校的报考热度普遍攀升，录取分数线也随之大幅上涨；部分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已经超过了部分985高校。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前两年也曾引发网络热议的一条新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发布了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报告显示，两校有大约七成毕业生进入体制。其中，清华大学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分别为15.8%、30.3%、23.8%。当时，《光明日报》就有文章谈到，两所中国顶尖大学毕业生流向，“具有风向标意义。它既是社会变化的稍许滞后的反应，也往往预示了今后一段时间内地区以及行业发展的趋势。”
有人对两校如此高比例的毕业生进入体制产生忧虑，担心是否会影响创新，使社会资源产生浪费。而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各级财政困难的当下，如此多的优秀毕业生向往“铁饭碗”，也必将给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加剧体制内的内卷化。
这种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即使是往年——比如经济发展迅猛、创业潮涌动的世纪之初——清华北大以及其他名校的毕业生，仍然是多数人选择进体制。两校今年这个报告所披露的，只是最终成功进入体制的比例，而非有意愿进入体制的比例，后者可能更高。
人往高处走乃常识，绝大多数毕业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就业单位时无非有三大考量：薪酬、风险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评估。三大考量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而言，往往权重不一样。
在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特别是民营经济欣欣向荣时，互联网、房地产、汽车、金融、法律服务业等行业的民营企业以高薪会吸引大量毕业生。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毕业生会把风险因素的考量排在第一位。
进体制是比较保险的，薪水不如一些民企，但也还不错；工作的压力相对较轻，只要不犯大错一般不会失业，还有一些难以货币化的资源……综合起来，体制内吸引力胜过体制外。
一个毕业生首次就业选择进体制内是正常的，更值得关注的是，体制内外能否相互有着足够的开放性。
体制内的人工作一段时间后，对自身、对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向往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能否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机会，这远比多少毕业生第一次就业时进入体制重要。
社会开放性对青年人是何等重要？
我愿意讲述一下个人的就业经历，来说明社会开放性对青年人是何等重要。我们这一代人（70年代初出生）总体上是幸运的，大学毕业后赶上了开放的大时代。
本人就业经历应该有一定的典型性，我先后在国有大企业、国务院部委、事业单位（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包括了体制内的三类单位，2015年彻底离开体制去了民营企业。我的总体感觉是，在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单位转换时，我并没有感受到焦虑和不适应。
1993年我从兰州大学本科毕业，当时就业政策刚告别国家统一分配而改为双向选择（即用人单位选择毕业生，毕业生选择用人单位）。那一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少，我们全班31位毕业生有100多个单位要人，民营企业由于在解决户口等方面的劣势，根本排不进来。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入体制就业。
我当时朦朦胧胧认识到，就业地区比就业单位重要，谢绝了甘肃省几家省党政机关的垂青，选择了北京一家大型国企（因为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毕业二十年后再看同学的去向，留在西北陕、甘、疆等省区的同学一多半通过考研、跳槽、调动等方式去了北京、广东等几大沿海省份；而在体制内的同学，也有一小半跳了出来进入民企或自己创业。
我来到北京的第一个东家是国家“一五”计划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坐落于东北郊的酒仙桥，这家老国企现在已化蛹为蝶成了全球半导体显示产品领域龙头企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时这家国企正处于改制的阵痛期，薪水低，似乎看不到个人什么前途。我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不适应这家电子企业，于是在1995年底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某部委——和我同一年分配到京东方的大学毕业生120多人，在我离开时已剩下不到40人。
那时候公务员并不香，比体制外唯一有吸引力的，就是可以熬年头分房；等到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政策施行后，这个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部委年轻有为的官员被外企、民企高薪挖角或自己出去创业的屡见不鲜，成了一种让人事部门和主管领导颇为头痛的现象。我进部机关后不久听说一件事，某司某处一间办公室坐着三位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年轻公务员，都姓陈。其中，一位是本硕连读，两位是本科生。机关的工作主要是文牍往来，当然也需要专业，但专业之外的技能更重要。
某一年，最年长的那位辞职去做律师，临行前曾对两位师弟说，咱们这些工作找个电大毕业的也可以胜任，我们北大人做这些实在浪费。你俩迟早会步我的后尘，离开这机关。几年后两位师弟先后辞职去做律师，办公司。
我离开那个部委倒不是主动的，而是受国家大政策的驱使。1998年春天开始，国务院系统进行机构大幅精简，要裁掉47.5%的公务员。我所在的部机关，采取的政策是重点裁两头：一头是还有几年就将退休的公务员，让他们内退或到下属事业单位过渡一下；另一头是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年轻的公务员根基不深，反弹力有限，而且有年龄和专业的优势，再采取一些政策安抚，如分配住房，三年内工资、福利不变，免费免试去名校深造，选择自己中意的事业单位……
任何一种安排，都不比继续待在部机关差，从收入而言，大多数分流的人强于以前。于是，这场精简波澜不惊地完成了，我因此去了一家中央媒体。
现在回首往事，我比较那些还留在原单位和离开的同事，大家各有各的精彩。和我一起进京东方还留在该企业的同事，都成了高管；而离开的人，大多也取得不错的成就。我们时常在一个微信群里回忆往事，交流近况。那些留在部机关的同龄人，大多已是副司长、司长的职位；他们当中个别的幸运者，也许会更进一步。和我一起离开部机关的同事呢，有些是名律师，有些是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有些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保持体制内外的流动性
我想，原因不是我们这些人有多么优秀，而是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形势比人强，风口上的猪都能起飞。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十年左右，三十多岁，精力、知识、经验达到最佳配置状态，正好赶上了中国加入WTO，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大城市的房价还处于低位。
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能从容地再次选择职业，校正自己的人生航向，体制内和体制外能够达到一种正常的交流状态，一些更适合体制内的人留下来，而一些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则走出舒适区，去外面闯荡。
除了少数人因运气或其他原因，大多数人不论是留还是走，都得到不错的回报。以BAT为代表的老互联网大厂和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快手为代表的新互联网大厂为例，其骨干大多是1970年到1985年这个区间出生的人，他们许多人并非一毕业就进入大厂，而是先在体制内积攒了一定的经营、技能和人脉，然后找准机会跳到大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差不多也是这类情况。
中国加入WTO后的十来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难得的风口期，众多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人，如果说还有后悔，则是后悔自己走得太晚，在体制内耗费了不少机会成本。
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养老和医保的双轨制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体制内外开放与互通的效果。因为公务员和院校、官方媒体的在编人员仍然适用传统的退休制，所在单位并不给他缴纳社保，他如果在四十多岁从体制内跳到民营企业，社保无法续接，必须重新办理。若民企未能在薪水、期权上有足够的诱惑，不少人很难断然下决心的。
我曾经以为，只要在社保政策上打通体制内外，体制内外人才的交流会更加活跃，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力资源将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
现在看来，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民企发展的空间和势头不如从前，连互联网大厂的金身也在褪色。
在此情形下，不但大学毕业生首选体制内，且已经进入到体制内的年轻人，将去体制外视为畏途，即使待在里面不舒服，有怨言，也不能不忍受下来。体制内人才扎堆，内卷化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三个清北毕业生差不多同时期来到机关一个处室就职，如果处在体制内外相互开放性不强、体制外没有吸引力的时代，这三位优秀年轻人大概率都在机关干到老，他们之间大概率会产生许多无谓的竞争。
再回到前文所述的观点，不要说七成，哪怕是八成、九成的清北毕业生进了体制，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值得忧虑的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这个社会在经济形态上、制度建设上能否有足够的空间让一些体制内的人才敢于走出去，走到外面也有着更精彩的人生，从而避免进一步的内卷。如果不能如此，则体制内旧人不去，新人接踵而来，那绝非一代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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