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时候，贾平凹是收集，不是收藏。他不做选择，看入眼的都往家里背。汉罐、瓦当、画像砖、拳头大小的旧石狮子有两千多个。他写过一个短文章，叫《狮子军》。还收过一把老椅子，他说是元代的，我看着更像先秦的，做工特粗，而且少了一条腿，他用一摞旧版书支撑着。上面放着一把民国时期的笨茶壶，朋友来了，他就用那把茶壶泡茶，一壶水足够喝一天。一天家里来的人多，他去邻居家借了两把椅子，还椅子的时候，邻居大嫂看着他那把伤残椅子，说，“贾老师，不用还了，您留着用吧。”大嫂是热心人，一次在楼梯上碰着，问他，“家里有要扔的东西吗？我叫了收垃圾的。”贾平凹连说没有没有。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嫂敲门，领着不足十岁的儿子，说话气呼呼的，不是对他，对着那个怯怯的孩子，“你问问贾伯伯，贾伯伯是怎么成大书法家的，就是敢写。以前也是一写一个墨疙瘩，揉了再写，天天写。”原来大嫂在教育孩子，孩子报了一个书法班，却是没有兴趣。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现在的贾平凹是秦汉文物的鉴赏家，那一时期的老货，看一眼，或闻闻气味，就辨了真伪。他的收藏，也由杂货铺升格为颇具规模的博物馆。
贾平凹人心宽厚，走路也怕伤了蚂蚁，但收藏起东西来，下手却重。
我有痛失三宝之疼。一痛是杯子，一痛是汪曾祺老人的画，一痛是军统大特务用过的文件柜。
杯子是一个瓷艺家给我专制的，通体瓷本色，暗纹起伏，朴素大方。难得之处是这一款只有一个，是独生子。我舍不得让它着水，就放在办公桌上天天旁观。贾平凹的办公室在我隔壁，这天他走进我房子，说，“我吃点药，给我倒点水。”我问他杯子呢？他指着桌子，就用这个吧。我说这个不是喝水用的。他说我是吃药，不喝水。我先清洗了，倒了一点水给他送过去。过了一会，他就带着杯子回家了，“药”还留在他办公桌上，是果味VC。
说汪曾祺的画先说孙犁的字。我有孙犁老人一幅字，“坚持不懈，精益求精”。这幅字本是写给我一位朋友大星兄的，他是篆刻家。我见了很喜欢，于是借过来看。1993年初我从河北到西安工作后，就把这个事给放脑后了。大星兄心肠宽，也没催还过，字一直被我“借”着，“看”了这么多年。
我喜欢这幅字除了书法意义外，还另有一个原因，是我做编辑经历里很愧疚的一件事。我在《长城》杂志的时候，编发过老人一组书信辑，记得是四十几通吧。当时年轻，做事不研究轻重，杂志印出后有一处字误。（手稿不太清晰是一个原因，若用心细致些，或再请教老编辑即迎刃可解）老人从天津捎过话来表示了意见，但也给了谅解和安慰。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最珍重语言的，能给谅解已是他的高厚风节了。我为此一直自责，借看这幅字，也有当座右铭的意思。还有一个巧合，字是1992年9月写的，《美文》杂志也是在那个月创刊的。
我拘礼膜拜的作家还有汪曾祺老人。曾祺老人和我有过三天“交情”，当年他和老伴施松卿老师在石家庄呆了三天，我跟班照顾日常起居，还陪他喝酒，一天晚上老人高兴了，给我且写且画。字是“午夜涛声壮”，鼓励我要敢说话。画是一只鸟站在一个枯枝上，鸟很生动，枯树枝因此也带了精神。我到西安工作后，把这幅画挂在了办公室墙上，墙的另一边是主编办公室，事就出曲折了。贾平凹说这画挂在了他的墙上，又说做事不能偏颇，要平衡，墙另一边也要挂几天。我见他存了掠夺心，就约法挂七天，七天后一清早我就去做了完璧的工作。但他记忆力好，一年后，他帮我解决了生活中一个难题，我问他怎么感谢呀，他笑着说汪曾祺的画呀。我那只生动的鸟就这么飞走了。但他也慷慨，给我回画了一只上了山的虎，至今还在我的办公室里。
孙犁那幅字刊登在《美文》2008年第七期的封底上，是对老人去世六年的纪念。杂志印出后，贾平凹说孙犁先生的字真好，要看原迹。我知道他又生了贪墨的心，就复印了五份，都送给了他，还附了一张便条：请主编反复看，一次看个够。
军统文件柜是箱式的，有床头柜那么高，顶盖上刻印着国民党党徽，掀开顶盖，里边函装着四个匣，每一个匣顶上也有那种党徽。柜子内部装饰着颜氏家训，整体做工极考究。贾平凹闻讯后，前后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说国共两党现在关系和缓了，但仍需提高警惕，你是年轻党员。我说我是放在家里批评着看。第二个说那个柜子可以装手稿，你是编辑，写作又少。我说今后我多写些。第三个电话是硬来了，“我这些年也没要过你什么东西，这一次我要了，你可以来我家随便拿一个东西，咱换。”我说你没要过，但抢过。但说归说，下了班，我拥抱着柜子送到了他家里。他那个高兴劲呀，上下左右地欣赏。还说风凉话，“世上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该是谁的肯定是谁的。”忽然话题一转，“我刚写了一个散文，给你念念，你是编辑家，你会欣赏。”散文是《游青城后山记》，不足一千字，实在是写得好，只是朗读人的声音不敢恭维。我把文章装兜里，说，“这期咱《美文》有头条文章了。”走的时候我要选一件东西，四下里找的时候，他说，“你已经拿了，头条文章，是你说的。”我气闷了很长一会儿，说，“那你给我写一幅字。”“我是主编，你是副主编，咱俩要带言而有信的头。写字可以，你再另找理由。”我转身打开了他存的一瓶五粮液酒，倒了半茶杯，“到了你家，饭也不招待。”他笑着说，“多喝些，浇浇愁。”
千字文
我十六年前到西安工作，十二年前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贾平凹为我高兴，手书了《千字文》送我，整整十个条幅，挂在墙上很排场，但我锁在柜子里，经常一个人偷偷看，很珍重，很喜欢。当时担心保不住，主动付了些润笔。果然他更喜欢，后来要以十倍价钱回收，我没有同意。他有两三次说到这件事，我均以闭着眼睛静坐抵抗，下属反抗上司的通用方式只有一个，就是静坐。
《千字文》是短文章，却是千年大手笔。简约而包容量大，仅仅一千个汉字，“把上古到南北朝，整个文化大系，天文，地理，科学，政治，无所不包都讲了”（南怀瑾先生语）。最难得的是，它还是以前的小学生识字课本。一千个汉字不重复，念熟了背会了，一辈子也受用不尽。
我们的汉字真是了不起，本身就是一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字里含着几重意思，研究不同意思间的关联，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叫训诂学。比如春秋这两个字，代表着两个季节，还有另一层深意，是历史的别称。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其中蕴藏着很多说道的。汉字是在秦始皇时就统一使用了，但中国自古地广人杂，一个字的读音在各地差异很大。研究读音差别的，也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叫音韵学。以前南北方的文官在一起交流是很好玩的事情，彼此说的话谁也听不懂，像两个哑巴见了面，靠手势和写字表达意思。一句老话叫文人相轻，人与人之间隔着厚厚的语言栅栏，听到隔膜的声音先就烦了，怎么去相重？
汉字包容量大，概括力强，也形象有趣，是外国文字比不得的。也正因此，养就了我们“一言以蔽之”的文统，再大的事情，用几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中国老百姓日常行为的道德总则，每个字也用不着解释，村里不识字的老汉都会身体力行地去做。明朝的读书人曹臣辑录一本书，体例是书摘，叫《舌华录》，是如今出版的“名言警句”一类书的祖师爷。《舌华录》所采书目自先秦以降九十九种，取舌华，不取笔华。重史、集，不重经、子；重文采不重声望；重野不重朝。“古今书籍如牛毛，天下语言如蚊响，以此小轶，遂名舌华。”曹臣是读书种子，看书看得准，且让读过的书萌芽发枝，生新气象。古人把读死书的人叫书虫，这个比方很传神，虫把书蛀吃了，自己却长不大。
孔子说“一言以蔽之”。一个和尚说得更生动：“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一句要紧的话，可以拴住千万个脾气很犟的人。远的不说，身边的例子随手可拾。六十多年前有一句要紧的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三十年前有两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十多年前有“三个代表”。现在正学习着的一句话叫“科学发展观”。蒋介石当年的政权为什么失败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合头语使用不当，“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攘外必先安内”，说的都是不合理不靠谱让人笑话的话。残酷的春秋历史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句合头语流传的时间越长，经典的魅力越持久。
贾平凹手书《千字文》，用时整整一个下午，还有大半个晚上，一直到夜里两点多才竣工。他妻子嫌写得慢，帮忙拽宣纸，袖口沾了墨汁。第二天我去取字的时候，他说，“你该赔一件衣服的。”我说，“应该，再搭一副套袖。”
另一支笔
好像是1998年，贾平凹过生日的那一天，朋友们凑钱送给他一支大毛笔，祝贺他文学人生二十年。笔有拖把那么大，他很喜欢，倒插在书房的一个大号汉罐里，笔锋向上。没料到的是，收到笔的第二天，他的书法润格涨价了，而且在书房里贴出了告示：无论亲疏，不分长幼，润格面前一律平等。朋友们怨气连连，这意味着再也得不到免费待遇了。于是，“一支笔的故事”就悄悄传讹了。传说贾平凹满月那一天，家人宴请邻里，酒席高潮时，准备了笔、塑料手枪，还有木头削制的官印，让他“抓周”，但他的小手一把抓住的是自己的牛牛。家人搪塞着说，也是一支笔。后来又有人把这故事引申到他小说写作里的性描写上，这讹传得就更远些了。
贾平凹的另一支笔是书法和绘画，书法沉实劲道，得天独厚。绘画是随意赋形，绕过章法的。后来他兼做了一家美院的教授，他做教授，授出的东西少，得到的东西多。有一个时期，他沉迷于画法的研习之中。一天半夜，他邀几个朋友赏识他的“新得”，宣纸铺陈了一地。一位画家恭维他，说有了学院派的意思。他再问我的看法，我的话让他有点扫兴，“我同意学院派的说法，但后边要加三个字，民办的。”扫兴却也高兴，他愿意听到真话。贾平凹有一个难得的品德，就是容得下批评，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他三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上，如果他不是正视那些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他今天的文学成就恐怕要大打一些折扣的。在一次针对他的研讨会上，他形容自己是核桃命，要被砸着吃。
贾平凹办过多次书画展，其中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在深圳，一次在成都。深圳人的评价是“呼吸到了西安城墙上的风”。成都书画展是2008年五一期间，他回来的第三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问他，“这事轰动效应有点太大了吧？”他说，“再不搞了，惹这么大的乱子。”
1998年我做《美文》副主编，做为主编，他当时给我写了四个字，忘知守本。这其实是他对艺术的态度。这些年来，他一直恪守着这个守则。关于如何写作，还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叫“十年磨一剑”，意思是只有慢写才出精品，常举的例子是曹雪芹和《红楼梦》。我对这个说法是持一分为二态度的，写作速度的快与慢和是否精品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种老式手枪，叫“单打一”，也称“铁公鸡”，子弹是上一发打一发，武汉产的汉阳造是五发装置，驳壳枪是二十发，机关枪是连索的，什么枪打什么子弹，并不是射得慢的才是神枪手。精品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让一个手笔快的作家慢写，等于告诉他对这个问题尚没有考虑成熟。有一次，在《美文》编辑部的会上贾平凹说，“我怎么就写不慢呢。”我建议他，“用毛笔试试，学曹雪芹。”
一个人问我生活中的贾平凹是什么样子，我给他念过一段伍尔夫评价蒙田的话。现照录如下：
“可不是开门见山的人。这位先生眼睑下垂，脸上带着做梦似的迷迷惑惑的神气，一边面带微笑，一边又郁郁不乐，叫人难以捉摸，要是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明白答案是办不到的。”
（本文图片为资图片）
作者系散文家，《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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