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山西,人们能想起来的,大抵不过是煤炭、汾酒、老陈醋,还有过去的地主老财们那一处处怎么也望不到边的大宅院。

但你也许不知道,山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那便是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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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剧演出

山西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摇篮”,中国戏剧的萌芽、演变、发展,直到成熟,一直都与山西文化息息相关。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在山西,从古至今,村村有庙,有庙必有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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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戏台

目前山西保存着金、元、明、清时代的戏台计有3000多座,数量占全国古戏台的五分之四,其中的一座金代戏台,是目前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戏台。同时,全国仅存的8座元代戏台全都在山西,明代戏台山西更是多达30余座,至于清代的戏台,在山西来说,几乎村村都有。

在这一座座古老戏台上,千百年来,活跃着无数的山西艺人。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清朝,1400年间,这些山西文明的守护者,这些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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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户后裔

那么,什么是乐户?乐户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山西一地?这些乐户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什么是乐户

乐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古代掌握着专业音乐技能,且名隶乐籍的杂户民。所谓的“乐籍”,简单来说,就是这类杂户民的户籍。

宽泛来讲,这一以音乐作为谋生手段的文化群体,亦即我们常说的“伶人倡优”,在很早,比如夏商周的时候就存在了,只是典籍中未有明确的“乐籍”记录,亦未出现“乐户”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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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乐户

“乐户”这一称谓,我们最早是从北魏文献中看到的。《魏书·列传孝感》中有这样的记载:“河东郡人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

明朝《山西通志》进一步解释说:“景明初,河东郡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

此两条史料中提及的“河东郡”,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一带。山西是北魏王朝的中心区域,并、恒、肆、朔、汾等州,均为北魏的重镇,其后归东魏、北齐所辖,一直都是北朝的腹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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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并、恒、肆、朔、汾等州历史地图

景明,是北魏君主魏宣武帝元恪的第一个年号,从500年到503年,共计4年。

由此可以看出,乐籍制度从一开始便与山西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山西就是乐户的主要发源地。

北魏采用乐籍制度,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惩罚措施来使用的。据《魏书·刑法志》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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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大安二年(1210),戏台及杂剧俑,山西侯马市董明墓出土

北魏拓跋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甫一进入平城(今山西大同),便将大量的汉民徙为奴隶。为了强化统治,同时也为了满足礼乐、享乐及社会管理等需求,北魏开始将人群严格进行分类管理,并强迫刑事犯罪人员家属坐罪为乐户。由于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故为史家所关注并记录下来。

唐朝孔颖达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作注疏时也说:“近世《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是说北魏时期的律法规定,那些因为犯罪而被配为“工乐杂户者”,政府在作户口登记的时候,用红纸书写其名籍,并以铅为卷轴,是为“丹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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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杂剧图

明朝有一位叫杨慎的人,写了一本书,叫《丹铅总录》,共二十七卷,是考辨群书异同的笔记汇编。之所以用“丹铅”冠之书名,是因为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的时候,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了皇帝,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名在罪人之列,故以“丹铅”二字寄意。

杨慎这个人,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要提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估计很多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没错,这首《临江仙》的作者,就是大明第一才子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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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杂剧俑

名在赤籍,丹书铅轴,这在古代是刑事犯罪人员的象征。明朝顾其志《揽茝微言》就这样说:“古之罪人,以丹书其籍。”

北魏王朝将乐户的名籍用红纸书写,其意味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将乐户等同于罪人,带有很强烈的歧视色彩,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贱民”的身份。

什么是贱民

贱民这个概念,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似乎比较好理解,就是地位低下、人格卑微,受人鄙视的人群。但是,我们仔细审视这两个字,便会发现,其背后却有着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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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戏台

中国古代的制度和文化经常是同构的,如三纲五常的森严的等级制度,重农抑商的农业保护制度,义重于利的小生产关系的义利观念等等,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心底,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内化的固定的观念。同时,又从隐性的文化观念层面变成了显性的社会制度,使得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等级分明、界限严格、终生基本固定的等级序列之中。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随着等级制度的产生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良贱之别”遂成为一种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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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杂剧壁画

良民,指封建国家中的“编户齐民”,即有自己正式的独立的户口的人。贱民,则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户口的人,后来则泛指与良人相对的、被法律排斥于社会保护之外的、连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障的社会群体。

贱民户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周礼》载:“由命士以上不入市。”命士,就是有官爵的贵族。是说先秦时代,有身份的贵族,是不准入市买卖的。贵族们一旦入市,难免会跟有“市籍”的商人产生交往。而“市籍”大多数都是商业奴隶,在当时属于“贱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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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山西省新绛县南范庄出土 金代戏剧砖雕 社火表演 敲锣

秦国也把商人编入市籍,与奴隶等都属于贱民户籍档案的范围,这类户籍不具有独立公民权利。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对普通百姓中等级的划分。

历朝历代,对贱民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秦汉法律将奴婢规定为贱民,唐律中规定的贱民包括奴婢、部曲(即豪门大户的私人军队)、官户(即官府的奴仆)、杂户、工乐户、太常音声人等,明律中规定的贱民包括奴婢、娼优(乐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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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山西省新绛县南范庄出土 金代戏剧砖雕 王武子妻割股孝亲

到了清朝,则以法律的形式,将贱民明确规定为一个阶层。《大清会典》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这里所说的“四民”,指民、军、商、灶。其中的灶户,即煎盐之人,其称始自唐代。

清律中的“倡优”,常常被称为“乐籍”“乐户”。清朝《皇朝通志·食货略·五》载:“雍正元年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徽州府有曰伴当,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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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山西省侯马市出土 金代竹马戏砖雕

这条文献中所列的各地贱民,很多都是专职或兼职从事音乐工作的。《清史稿·食货志一》就说:“(雍正元年)并谕浙江之惰民,苏州之丐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

之所以把山西的“伶人倡优”专门称为“乐户”,是因为山西不仅是乐户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明清以来乐户的最主要聚集地,是乐籍制度的一个典型区域,其对中国戏曲艺术影响之深,全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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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上党乐户班社走街串巷进行表演

直到今天,山西各地市县区均有这一群体的孑遗。2006年12月,上党乐户班社被山西省文化厅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9年6月,以“壶关县牛府鼓乐社”为保护单位,入选国家级《唢呐艺术·上党乐户班社》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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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打班子的各种乐器

从古至今,千百年来,“上党乐户”一直是职业乐人,他们代代相传,自成体系,户与户之间密切相连,艺不外传,就连取妻嫁女也都是在相互之间进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

山西为什么是乐户最集中的区域

有明一朝,山西一地的乐户数量呈井喷式上升,而且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进入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不是战俘,也不是坐罪的贫民,而是因政治获罪,导致被籍没的官居高位、声名显赫者的族人。以至被许多人误以为,乐户是从明代始有,认为乐户即籍没的官员及其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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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牛王庙戏台(建于1283年)

事实上,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成祖以降,乐籍制度突然发生了畸变,其声色娱乐功能退居次位,而成为了明代统治者惩罚政敌的一种政治迫害的工具和手段。

据清朝《皇朝文献通考·王礼考·泰陵圣德神功碑》:“靖难后,诸臣抗命者,子女多发山西为乐户,数百年相沿未革。”

所谓的“靖难”,史称靖难之变,是建文元年(1399)到建文四年(1402),明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帝位的一系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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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戏剧砖雕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逝,因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以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攻打帝都应天(今南京),这就是“靖难之役”。

朱棣攻下南京当上皇帝之后,便大肆杀戮曾为朱允炆出谋划策,及不肯降附的文臣武将,并将这些籍没官员及其眷属发配至山西,配作乐户,终生不得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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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乐户

《明史·刑法二》中这样说:“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戌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

一时间,山西之乐户大为增加。200年来,数以万计的乐户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繁衍数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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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戏剧砖雕

明时坐罪之所以多发配山西为乐户,有学者认为,一则是山西近邻京畿地区,地靠直隶,便于在籍乐户前往宫廷轮值;二则山西藩王众多,据清朝光绪《山西通志》:“成祖永乐至明末,君王七十六。”这些藩王平时宴饮享乐皆用娱戏,造成较大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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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打鼓俑砖雕

其实,这都只是表面现象。根本还在于,早在宋金时期,山西戏曲艺术就非常兴盛。20世纪中叶以来,晋南地区的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戏曲砖雕,全方位、多视角呈现了金代山西地区戏曲艺术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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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籍元杂剧家

到了元代,山西一跃而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这片土地上,一度名家荟萃,优伶辈出。别的且不说,元曲四大家,山西就有仨:关汉卿、郑光祖、白朴。

“每当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节为期……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此则习以为常。”这是元延佑六年的《重修照应王庙之碑》上的一段文字,描述的便是元代百姓在洪洞广胜寺观戏的热闹场景,可见戏曲艺术在山西广为人们喜爱和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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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庙前村后土祠二连台

到了明代,山西境内出现了“蒲州梆子”戏,后由蒲州梆子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及风俗人情相结合,就又逐步形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正是因为山西有深厚的戏曲渊源、令人瞩目的戏曲大师、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规模洪浩的戏曲剧种,所以,明时坐罪多发配山西为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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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平古戏台

大量坐罪之人进入乐籍,改变了乐户的人员构成,而政治歧视使乐户的身份有了重大变化。

他们不能与良民结婚,不能读书,执业时必须“戴绿帽子”,犯了罪处罚要比其他阶层严厉。乐户之家,特别是那些吹鼓手,被称为 “龟家” “王八”,就连行路,也须在道路两侧,不能居中,备受社会其它阶层的歧视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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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上党乐户班社艺人

时至今日,乐户这个在历史上充满血泪辛酸的字眼,在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一千又数百年来,这些以“贱民”为主体的乐户,在宫廷官邸、祭坛神庙、军旅民间、迎神赛社、婚丧嫁娶、风俗节庆等各种场合,用笑声和泪水,用聪明和才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成就了中国音乐的体系化。

一言以蔽之,中国音乐文化的主脉,实际上就是由他们创造和传承的。(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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