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除戒严20年:从白色恐怖转为绿色恐怖

央视国际 2007年07月17日 13:50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0周年的日子。

“白色恐怖”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病态的党争带来了另一种“政治暴力”。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后,执迷于“泛政治”思维,不断撕裂族群,构造出新的“绿色恐怖”,将台湾社会拽入另一种病态情境

戒严年代,“匪谍”无所不在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都在隐忧中度日,谁都可能随时被调查、被加罪、被判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岑发自北京1988年,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手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

就在《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自1949年5月起的“戒严”状态。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音乐也被政治审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绿岛没有小夜曲

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年代的人来说,绿岛带着禁忌与恐惧的阴影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岑发自北京绿岛,因为一首《绿岛小夜曲》而为大陆民众所熟知。但事实上,这座有着美丽名字的小岛,却是台湾“戒严年代”最重要的标本之一。

绿岛,距台东18海里。冬春季节,强烈的西北风将海面上的波浪刮起,撒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侵袭而干枯。从台东远眺,绿岛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烧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1951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所谓“新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

关于当年绿岛政治犯的生活,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当事人留下的亲历记述:“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了历史遗迹。据说,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绿岛竖立“垂泪碑”,寓意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

名词解释: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

“戒严”和“解严”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

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日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公民的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逮捕、审判、囚禁甚至处决。

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

蒋孝严揭秘父亲解严

蒋孝严的一下个工作中心是实现两岸全面“三通”,继承他父亲“开放两岸往来”的遗志。

由于亲身参与解严前的准备,蒋孝严为我们回忆了解严前后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1987年7月15日之前,我已经提前知道父亲经国先生即将宣布解严的消息,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宣布并不知情。”蒋孝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

时任台湾“外交部”外交次长的蒋孝严还为解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国安法’要重新制定,我跟当时国安局的局长经常交换意见。”蒋孝严说,他当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美国方面很快了解到我们(台湾)这么大的改变,而美国的意见我要让他(蒋经国)知道”。

这位解严亲历者对于20年前他父亲的这个改变台湾历史的举动,自然有自己的一番解读。

“党内大老曾力阻解严”

《国际先驱导报》:据说你父亲做这么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国民党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这样吗?

蒋孝严:当然,这是可以想见的。党内有些一些保守势力是反对的,包括几位大老,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但经国先生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做决定,过了不到一年他就过世了,可能就没有人敢做决定,那整个台湾的发展、两岸的关系有可能就另当别论了。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民进党认为,是因为他们的抗争才促使先父做这个决定,那他们错了。如果以先父当时的权力来讲,对付他们太容易了。

《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解严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他当时有过担心吗?

蒋孝严:风险是绝对存在的。但他做这个决定,没有毫无任何风险的选择。我是认为,如果他把他那一任做完,而不是在1988年就过世的话,台湾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到时候接任的不一定是李登辉,只是我们现在很难从头走过。

我相信他做这个决定,肯定认为他的身体起码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有这几年时间,他可以对台湾的形势作一个更好的调整,而不是像他过世以后所留下来的落差。因为这段落差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使得族群分裂,国民党内部问题重重,如果把他那一任做完,然后顺利地交棒,那台湾的情形应该是不一样的。

“解严是因为时代在变”

《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最近纪念解严20周年的活动上,民进党将解严说成是他们的功劳,你觉得这个说法对你父亲来讲公正吗?

蒋孝严:他们这么说,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向来采取歪曲、模糊的态度来为选票服务,历史已经成为民进党的工具。

我们要知道,先戒严才有解严。1949年到1987年这么长的时间,按照民进党的讲法好像戒严就是压制他们所谓党外人士,然后迫害台湾人,没有任何的自由,言论结社自由都被钳制,然后他们采取抗争,经过民进党的前身所谓的党外组织,不断地施展压力,加上得到美国国会的协助,一起内外呼应,在这种压力之下,经国先生才做出解严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弄错了。

解严的大背景和推动力是20年前整个时空的发展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什么变化?

蒋孝严:经国先生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在中国国民党一次常会提到: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要解严。对内从1949年到1987年,台湾内部也进行了很多的选举,很多的过程。时机差不多了。

外部环境方面,20年前,经国先生已经看出来国际上的冷战要告结束,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跟大陆的交往要采取划时代的改变,他看到大陆也慢慢采取开放的政策。所以在他过世前决定台湾老兵可以到大陆探亲,开放两岸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

《国际先驱导报》:你父亲到台湾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还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为什么到晚年才提出解严,提动台湾民主化?

蒋孝严:在他“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在推动台湾民主化了,比如引进台籍青年到各级部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化解外省、本省之间的藩篱,然后一层层的选举都在进行,先从县市长的选举开始。

《国际先驱导报》:关于解严的事务,你曾经和你父亲做过面对面的沟通吗?

蒋孝严:70年代、80年代我们的父子关系还不方便公开,所以没有办法当面沟通这件事情。当然,比如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我会很快透过相应管道直接送到他办公室,有的是我自己做的重要整理,然后用书函的方式,透过王升将军转到他老人家手里面。

《国际先驱导报》:他对你做的工作评价如何?

蒋孝严:有时候王升将军跟我说,“你父亲对你最近工作表现非常满意,也很高兴。”

《国际先驱导报》:你觉得解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蒋孝严:当然是两岸的关系。过去20年里,因为两岸交流的启动,使得两岸现在交流这么密切,贸易这么频繁,这是在20年前很多人不敢想像的。

我个人觉得“三通”是一定要做的。2003年推动台商春节包机的时候,民进党也批评我,说我违背了经国先生反共的意志和目标,实际上他们错了,经国过世前是要启动两岸交流的。

“历史不容被政治挟持”

《国际先驱导报》:有观点认为民进党把台湾带入了一个新的“白色恐怖”,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蒋孝严:当然是。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民进党又在开民主的倒车,比如制造族群的对立,完全以意识形态来治理,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进步,完全可以叫做“民主退步党”。

这不仅仅是遗憾的事情,我觉得应当感到很警惕,尤其“政府”贪腐的程度,而且司法的制度跟以前相比也是在往后倒退。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检讨过,在台上这么久,找不出向人民交待的理由,总是把历史的问题拿来操作,没有其他可以振振有词的主张,只有翻老账、旧账。

在整个历史的江河里面,他们的这些主张一定会被否定的。在未来回过头来看,他们的这些话是不值一笑的,错误的。

事实上,台湾老百姓也很反对他们在操弄这个议题,否定历史,消费经国先生的决定。我相信民众会在明年的选举中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错悔改,但是国民党本身也需要努力,也需要争气。台湾现在很多媒体也绿化了,可是历史毕竟还是历史,只能短时间欺骗少部分的人,不可能长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白色恐怖到绿色恐怖

揪住历史小辫子、制造“伤痕政治”的民进党,自己反而在台湾掀起“绿色恐怖”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获稻、张文生发自北京、厦门 7月15日是台湾解严20周年纪念日。围绕这个共同经过的历史事件,蓝绿两大阵营的说法却是大相径庭。岛内媒体称之为“一个解严,各自表述”。

假借历史拼选举

在“戒严”和“解严”的问题上,民进党拥有天然的话语优势,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大好的炒作机会。陈水扁7月11日通过录像谈话称,促成解严的远因是“美丽岛事件”后风起云涌的台湾社会运动,近因则是民进党的诞生。他宣布把7月15日定为“台湾解严纪念日”。次日,他在接受民视采访时重申,解严不是蒋经国的“德政”与“赏赐”,而是“台湾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成果”。

除了口诛笔伐,民进党“做秀”的本领向来无人能望其项背。7月14日,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人上演了一场“变装秀”,来到1986年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龙山寺,穿上当年的抗议服装,重现抗议国民党统治的“壮举”。民进党还找来一批群众演员,扮演当年的警察将寺门重重围住,惹得民众纷纷来看热闹。

对于民进党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英九反问,解严纵然不能说成是蒋经国的“恩德”,但民进党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难道不心虚?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国民党、解除戒严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个愿望,并在有人担心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仍坚持推动解严,不能认为完全是被逼无奈。

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对历史的解释,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的不二法门。蓝、绿双方在解严问题上的口水仗,自然不是单纯要厘清历史,而是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角力:民进党要揪住历史的小辫子挑起种族纷争,转移民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国民党则要甩掉历史的包袱,全力向前看。

台湾社会仍然噤若寒蝉

正如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所说:“民进党执政,已让民众看不到未来,只好曲解历史来获得政治上的剩余价值。”

的确,台湾从1987年解严至今,许多民众仍然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压抑。尤其在民进党上台以后,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政治旗号,到处怀疑“匪谍就在你身边”;对台湾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给统派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使台湾社会处在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中。难怪社会各界以“绿色恐怖”,来形容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择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卑劣手法。

就拿陈水扁来说,无论在选举造势场合,还是会见媒体时,他永远不会改变的是絮絮叨叨地重复其“反共”的政治论调。有什么样的当政者,才有什么样的狗腿。台湾当局的“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在接受美国《国防新闻》周刊采访时宣称,“潜伏在台湾的共谍与日俱增,超过5000人”,他本人在台北就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租车;吕秀莲也表示搭乘过“共谍”驾驶的出租车。台湾新任“国防部长”李天羽甚至还公开抹黑说:“中共为了强化其统战工作,掌控及收买部分媒体做其同路人,一方面协助其收集情报,另一方面替其代言,专门攻讦政府及打击特定人士。”

为了打击政治对手,民进党当局同样继承了蒋介石政治、司法迫害的一系列手段。2006年,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结果民进党主席游锡?公然宣称:“这次倒扁行动背后有很大阴谋,中国是‘藏镜人’。”

2006年5月国亲两党联合在“立法院”提出针对陈水扁的“罢免案”,结果台湾南部绿色的地下电台在广播节目中号召“勇敢的台湾人”组成“敢死队”,不惜流血、牺牲性命,一定要找机会杀死马英九等“中国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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