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多塞与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建国之父中的一位，同时也是美国民主的缔造者托马斯•杰斐逊，在1797年总结18世纪时提到了三本书，在他看来，这三本书乃百年来最重要的著作，也将影响后世。头两本都是英美思想的结晶：大卫•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本，却是法国人写的——不是卢梭的“两论”，也非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而是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从数学天才到启蒙哲人
孔多塞生年不过五秩，生前发表过一堆小册子，《纲要》是他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藏在朋友家里堪堪写就，死后才出版。为何它如此对杰斐逊的胃口呢?首先，孔多塞是18世纪的一位理想主义者，跟他的恩师、启蒙主义经济学家杜尔哥一道，都是进步主义的创始人，相信人类进步的趋势，并在《纲要》里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拟定了诸阶段，让杰斐逊深引为同道;其次，孔多塞是法国共和制的设计者，承继了美国在新大陆确立的政治精神;再次，虽为法国人，但孔多塞和休谟、斯密的思想多有重合，斯密力推的自由贸易体制，也是孔多塞试图在法国建立的，斯密的道德情操理论为孔多塞毕生所重视，而休谟关于人类理解的暧昧和真理的不确定性，孔多塞作为哲学家同样深信不疑。
法国启蒙运动诸君，从1689年出生的孟德斯鸠到1723年出生的霍尔巴赫，都没有活着看到法国大革命爆发。霍尔巴赫在1789年1月突然去世，之后仅存的可称为“启蒙哲人”的人物，就是孔多塞了。他最年轻，1743年生;最少年得志，20岁就因在积分理论上的贡献而成为巴黎炙手可热的人物，26岁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也最敏于实务，不甘困坐书斋或在沙龙里指点江山，要踏上政坛遂行匡世济民的理想。他很幸运地拥有启蒙前辈的提携——伏尔泰，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读了孔多塞的文章后欣然赞许这位小后生;达朗贝尔，不显山不露水的“百科全书派”主将，孔多塞一到巴黎就当了他的保护人;至于杜尔哥，跟孔多塞简直情如父子，两人从性格到理念都十分相似，一样羞涩，一样推崇商业自由主义，一样相信未来。
孔多塞少年得志，20岁就成为巴黎炙手可热的人物
巴丹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把孔多塞的行迹写得颇感人。像他这么一位数学天才，安居学府里度过一生是没什么问题的。巴黎人代代尊崇知识分子，视著书立说为神圣的事。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物，多是通过著作和思想的传播确立其历史地位，有公职在身的人，如孟德斯鸠，公职只是他生平中一个十分不重要的部分，其名声全系于著作。至于卢梭、狄德罗等，就更是如此。孔多塞偏偏不干。他的生命体验告诉他，启蒙思想再怎么讴歌理性，再怎么讨伐天主教会的禁锢，如果不给人们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松绑，则归于无用。
“与那些冷漠的事相比，我们更相信那些我们所希望的或畏惧的事”，孔多塞写道。在他眼里，18世纪后半段的法国社会，上下都被恐惧所攫住。帝制法国，政治经济的要津都被显贵所把控，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则由政府背景的行会所管理，在路易十六的法律总顾问安托万-路易•塞基耶看来，这是“确定性”的必需，关键在于不能让人们萌发个体意识，“独立在政治体制中是一个弊病”。而杜尔哥和孔多塞，这两位启蒙思想的服膺者，正是最坚决的反对者。孔多塞说：法国的穷人时刻害怕自己会饿死，因为不知道市场上有多少粮食，不知道自己是否买得起，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就闹饥荒了;法国的富人则总在害怕穷人造反。保守的当权派认为，一手给穷人面包，另一手给他们宗教，就万事大吉，波旁王朝的国祚千年无虞;孔多塞说，不，这是愚民，我们要让穷人关心自己的自由和财产权，我们更要让商人活跃起来，他们能带来真正的经济活力。
路易十六的失败改革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观察到了18世纪后半期法国社会的变化。他说，那时出现了一种“公共繁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精神发生了转变，人们变得“更加勤奋，更加进取，更富有创造性”，这当然是启蒙思想的流传，以及杜尔哥、孔多塞在政治、行政、经济领域的努力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在1789年大革命发生前，法国已经先有了一次革命。路易十六1774年登基后，法国的政治语言一改以往，充满了人权色彩。路易十六颁布的改革法令，包括了孔多塞所提出的反对价格垄断、查禁行会等内容，明着是力促商业繁荣，暗含着觉醒人民的个体意识。这些法令是激动人心的，但又十分危险，因为它们与过去的政治文化来了一次大决裂。
无自由市场则无经济。在孔多塞的笔下，正常的经济生活确立了个体的独特性和价值，人们有权凭理性参与交易。试想，如果人连自由地买一样东西、自主地签一份合同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何冒险进取可言?孔多塞和杜尔哥都反对人压迫人，反对人身依附关系(在美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们尚且蓄奴的时候，孔多塞已经公开主张解放黑奴了)，而这种关系是被立法所确认的，是“制度性压迫”、“制度性依附”、“制度性骚扰”。杜尔哥曾写到法律管制民间信贷的后果：因为法律鼓励人民检举高利贷，官员只顾执法，金融成了死水一潭，人民叫苦连天。
正常的经济生活应该是“散漫而富于热情”的，每个人在遵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不受干扰。信乎此，孔多塞跟随杜尔哥给路易十六献上了财政改革大计。路易十六在改革前的御前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让人印象深刻，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孔多塞起草的《人权宣言》的核心概念：人有着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当时欧洲的大贤，如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歌德，都曾撰文盛赞路易十六的这篇讲话。国王宣布，要彻底废除那些“在愚昧时代基于贪欲起草的、未经细致彻底地检讨就推行的晦涩的规章”，彻底废除“任意成立”的行会。歌德说，这真是一位明君，一位“新出现的友善的最高统治者”，他敢于给国家引进一个合规的、有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改革十分短暂，没怎么起效，杜尔哥就郁闷下台，很快也就去世了。他是个忧患中人，终身未娶，半生操劳国务，无奈壮志难酬。路易十六在御前会议上的总结十分沉痛。“我绝非想打破人们的阶层，”他说，“我只希望通过公正与法律来实施统治。”
遗憾的是，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公正与法律的统治”势必要破坏原本的社会格局。在保守派看来，自由很快就会转为放任，原先的尊卑贵贱一旦瓦解，国家将陷于动乱。孔多塞与他们持续辩论，他说你们在故意夸大人们的愚昧，不肯将大众视为一个理性的群体，只想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屹立不倒。他给杜尔哥写了《杜尔哥传》，也曾给伏尔泰写《伏尔泰传》，给达朗贝尔写《达朗贝尔颂》，向思想导师们一一致敬。他并不是想促成一场革命，但对这个天生同情疾苦又思想超前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家的第一要务是将普罗大众从无边的恐惧中拯救出来，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别人规定他们想要的。
要远离恐惧，人得有能自主支配的财产。在这里，孔多塞比斯密走得更远。斯密主张对奢侈品征税，孔多塞则说，法国还没到这一步，在法国，就连消费精神都还未真正建立起来。“要让人把钱花在自己的嗜好上，”他说，“不买马，人们就会去买官，不买自己嗜好的东西，就会去花钱酝酿阴谋。”后来，他对政府干预也有了想法，但是干预的目的主要是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他酝酿了一个社会最低福利的计划。在经济学方面，他和杜尔哥都是一般均衡论的提倡者，相信经济体系能向着一般均衡状态调整，市场和政府行为彼此切磋，互相提供发力的空间和前提。
为了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摆脱恐惧，都可以仰仗理性生活，孔多塞甚至从布丰那里找来证据。布丰也是启蒙运动的一员，但主要是一位博物学家，掌管着偌大的皇家园林，研究的方法是日复一日地在花园里观察。他创建了植物分类法，撰写了煌煌巨著《自然史》，一部文学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的博物学百科全书。孔多塞写了《布丰先生颂》，他说，看看布丰先生，他凭借长期的细致观察，能够区分出同一物种中各个成员的细微不同，不是证明了我们人类的理性可以掌握万物之道，可以摆脱对大自然的畏惧吗?
大革命
孔多塞没有预测过大革命会发生，更没有想象过，大革命会发展到市民蜂拥去看断头台的地步。《人权宣言》是他写的，共和是他提出的，但是当年锐意改革的“明君”路易十六在革命中掉了脑袋，可不是他乐意看到的。秩序，这一托克维尔在检思大革命时反复强调的概念，在孔多塞的思想中姗姗来迟，因为他过于乐观了，过于相信启蒙的雨露一淋上迟钝的人心就能有收获。
他一直重视教育，不过，直到大革命爆发的前夕，他才认真地讨论起如何用普遍的公共教育来避免现代商业社会的弊端。《人权宣言》发布后，所有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而，健全的公民政治还需要个体公民具备基本素质，比如拥有宽宏的、高尚的、温和的情操，能够参与到理性对话里，能够形成个体责任意识，也能够理解和判断国家利益。这些都得倚赖公共教育的持久之功，孔多塞写道：“法律宣告了权利的平等，而只有公共教育制度才能使这种平等成为现实。”
没有落到实处的理念，就只是口号。1791年以后，他深深体会到大革命的政治语言是有问题的，《人权宣言》的先进语汇被政党拿来充作党同伐异的依据，“以正义的名义掠夺，以自由或平等的名义专制，以人道的名义愚昧”。但是，基于一种法国式、巴黎式的骄傲，他一度还是很屈从于这些口号的，他说，当德国人还得向君主鞠躬行礼时，法国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带给欧洲以自由、和平和繁荣。这个欧洲是一个充分启蒙的欧洲，并不是被抽象的、不确定的真理所统治，而是被科学精神，被数学、物理学、生物学所统治。
然而，1794年3月，孔多塞被雅各宾派逮捕，旋即在狱中服毒自尽。
身后争议
18世纪的反启蒙者就责备启蒙哲人只顾“妖言惑众”，对思想引起的政策后果漠不关心。19世纪的人，像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则批评孔多塞陈义过高、“妄议未来”。他讽刺地称孔多塞是“18世纪人中最古怪的大脑”，“相信自己握有能使人类和未来种族幸福的钥匙”。圣伯夫浸染在浪漫主义的热烈情感之中，满心都是民族自豪、地域崇拜，痛恶启蒙思想的普世主义，他说启蒙所鼓吹的理性主义是一种“放纵”，彻底的理性主义就是否定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孔多塞，作为“最后一个启蒙哲人”，将未来设想为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盛行冷酷的计算，所以，他不仅要为启蒙运动打开了革命的潘多拉魔匣负责，也要为商业利己主义的流毒负责。
可以为孔多塞找到的最有力的辩护，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从1770年到1794年死于革命恐怖，孔多塞就黑人解放、犹太人解放、妇女解放、公共教育、货币改革、财政改革、十进制度量衡、共和立宪等一系列公共问题给出了激进主张，甚至提出要实现家庭关系中的两性平等。如《启蒙运动》作者彼得•盖伊所说，孔多塞“心地良善，为人类的苦难痛心疾首”，迫切地渴望进步，既乐观又轻信，是他身为启蒙运动一分子的标志。
不过，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孔多塞是给人类划出了“十个世代”的发展路径的(只是因为写在了一本书里而显得太“急”了)，其中，要到第十个世代，“少部分人以非法手段获益的兴趣将不常出现”，而人们对可能性——可能的成功、可能的风险——的估计能力才会更强。这种描绘蓝图的行为的机械性，当然免不了后人的嗤笑，然而孔多塞真诚地把思考未来作为活下去的基本力量。盖伊说得好，他作《纲要》，既是疗治自己的精神创伤，也是作出预言，而归结到底，是要代表启蒙运动“肩负起进步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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