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55年万隆会议现场，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几次重要的发言。
2.1963年，阿尔及利亚烈士的女儿在机场向周恩来总理献花。
3.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杨永富（右一），同坦桑尼亚工人姆辛加（右二）一起在隧道里劳动。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50周年，历经岁月洗礼，中国和非洲的发展焕然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峰分析了中非发展的4个阶段，称这“四步”见证了中非半个世纪的友谊历久弥坚。
新华社发
阶段一 1949—1965
中非官方外交的发端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国家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况之中，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限制，致使中国在扩大外交方面受到影响。直至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官方外交才有了突破。
重要事件
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万隆会议
1955年4月，来自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尼万隆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外交代表团由周恩来、陈毅等组成。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几次重要的发言，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得到与会国家的一致认可。
1956年5月，中国同埃及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万隆会议精神和中埃建交良好氛围的推动下，截至1963年12月底，中国先后同非洲独立的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等时任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10国
此次出访作为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的“开山之旅”，开启了中非正式交往的新篇章。目的地国家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
历史回眸
周总理：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万隆会议第一天议程结束时，伊拉克代表团团长公开批评“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说它“在阶级和各民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他的言辞让会场气氛高度紧张。第二天，与会人员中的反共声浪愈演愈烈。原本不打算发言的周恩来总理决定，要在下午的会上做一个补充发言。
翻译浦寿昌回忆：“总理在会场上起草了一个两千字的详细提纲。上午散会后，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仅用一个半小时，一篇2500多字的发言稿就写成了。浦寿昌感叹：“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
当天下午，一袭灰布中山装的周总理走上讲台，开腔第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声震四座，使得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会场气氛，陡然一变。他说，虽然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客观存在，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
周总理一席话过后，会场上楼上楼下、来宾席、记者席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提到周恩来的演说时，评价道：“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专家点评
中非关系由民间转向官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峰说，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埃建交，它标志着中非关系由民间渠道转向官方正式往来，由一般关系上升到正式的主权国家的交往。这不仅对于中非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的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同时，在这一时期，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非交往的基础，双方建立起了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新型关系。非洲与中国的交往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为平等、真诚，这在国际关系史是上前所未有的。
阶段二 1966—1978
中国对非无偿援助
整个70年代，我国同25个非洲国家建交，并对许多非洲国家进行了无偿的经济援助。仅在1965到1969年之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就高达2亿美元，主要用于诸如坦桑尼亚、赞比亚以及几内亚等“核心盟国”的建设。
重要事件
1976年6月，坦赞铁路竣工
坦赞铁路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长1860.5公里，始自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终至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是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
该项目建设历时6年，耗资近10亿人民币。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1972年在施工高峰期，有1.6万人同时在现场作业。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7年，索马里摩加迪沙体育场竣工
摩加迪沙体育场是索马里标志性建筑，可容纳3万观众，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设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的比赛场和练习场，并建有一栋可接待200名运动员的宿舍楼。
在修建过程中，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三次到现场视察；移交当天，西亚德总统及副总统和一些政府部长参加交接仪式，表现出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
历史回眸
中国工人长眠于非洲大地
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西24公里的地方，有一片中国人的墓园，墓碑上只简单地写着主人的姓名、籍贯和生卒年月。
据当年坦赞铁路中国专家组翻译周文应介绍，一共有65名职工牺牲在坦赞铁路建设过程中。“墓园里出车祸的中国专家和工人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中国人对坦桑尼亚靠左行不习惯。此外，当地那时的路况很差。”周文应指着其中一个墓碑说：“他叫李景普，当时44岁，是隧道工程队的队长。”据周文应讲述，李景普乘坐的吉普车在一次车祸中卡在一辆巨型卡车的底盘下面，当人们把他解救出来时，李景普长喘了一口气，说了句“累死我了”，就停止了呼吸。
专家点评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李新峰分析认为，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中非关系发展速度减缓，但总体势头良好。中国与非洲国家继续秉承相互支持、平等互利的信念进行交往：中国为非洲无偿援建了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大力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而非洲国家则积极支持并促成了新中国联合国席位的恢复。
阶段三 1978—2000
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非关系变得更加现实，中国对非援助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催生了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劳务合作和承包工程营业额达25亿多美元。此后十年，中非年均贸易额从90年代初10多亿美元发展到1999年的64.8亿美元。
重要事件
1982年底—1983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
访问期间，赵紫阳宣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是对周恩来总理1964年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的进一步发展，符合中非双方的根本利益，双方经济技术合作进入新阶段。
1996年，江泽民访问非洲6国
江泽民到访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六国。在访问期间，他正式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非政策，表示中国愿同非洲国家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并提出“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互助、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5点具体建议作为其主要内容。
专家点评
从无偿援建转为双方合作
李新峰认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和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的对非政策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由政治交往逐渐转向经贸方面的合作。同时，中国的援非政策也从无偿援建转向加强中非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
由于中非经济互补性明显，这一时期双方经贸合作发展十分迅速。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实施新的多边外交的一个新的场所和主要目标。
阶段四 2000年至今
中非合作全面发展
从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至今，是中非关系步入以机制化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
重要事件
2000年10月，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
中非论坛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推进中非之间在新领域的合作。该论坛第一届会议于北京召开。这次论坛主题包括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削减债务以及中非经济合作等问题，并通过了两个关键性文件《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纲领》。
2006年4月，胡锦涛出访非洲三国
此次出访的目的地国家包括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
访问期间，胡锦涛在尼日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演讲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政策，将中非50年的友好关系高度概括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胡锦涛总结了当年年初发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发展中非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国际合作方面提出“五点建议”。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这是中国建国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与会国家和领导人最多的外事活动。
与会人员包括来自非洲48个国家的35位元首、6位政府首脑、1位副总统和6个高级代表团，200多位部长和联合国、非盟等24个国际及地区组织的代表，共计500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中方还邀请了五个与台湾地区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官员出席。
会上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对今后中非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行动计划详细阐述了中非未来3年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
专家点评
双方合作呈现“机制化”特色
李新峰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步入新阶段，双方合作呈现“机制化”的特色。每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有效促进并保证了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与历史上只重视政治交流或经贸合作的时期不同，在新时期，中非交流更加广泛，包含了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
同时，李新峰还强调，新时期中非交往仍是平等互利的，中国与非洲在能源资源上的合作尤其遵循这一原则。一方面，中国按照市场价格购进能源，以满足国内需求，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资源换资金”，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拉动了非洲的经济发展。
援非数据
基建
截至2011年底，援建交通设施约140个、电力设施约60个、通讯设施70个。
医疗
1963年，中国率先向世界宣布派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50多年来，中国对非援建了上百所医院。
贷款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同非洲的投融资合作，落实好3年内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的承诺。
农业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先后在3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40多个农业合作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水稻、玉米、蔬菜、茶叶等作物的生产。
教育
2013年3月，中方表示将积极实施“非洲人才计划”，未来3年将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1.8万个奖学金留学生名额。
讲述
我在非洲那两年
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四国，艾滋病临床专家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艾滋病研究室主任医师危剑安格外关注这一外交事件。十多年前，他曾作为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前往坦桑尼亚，与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1年，艾滋病在美国首次被确认，数年间便在非洲大陆呈蔓延之势。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坦桑尼亚政府求助邓小平，要求中国派出中医专家小组赴坦，协助控制疫情。
1987年，以内科专家苏诚炼教授为队长的5人小组奉命赴坦，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探索之路就此开启。此后，这一任务主要由广安门医院承担。专家教授们研究了20多个中药配方，临床有效率达75%以上，很多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免疫功能得到改善，生命得以延长。
1999年，36岁的老年内科病专家危剑安作为第八批专家组组长，与4名同事一起，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度过了条件艰苦却弥足珍贵的两年。
危剑安回忆，在坦桑尼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用水、用电。他们住在政府安排的公寓内，但公寓内并无自来水，用电情况也不稳定。为了解决用水问题，他们需要从商人那里购买抽取的河水，放在水池中净化一周后使用。因为时常断电会影响到冷藏的血样，他们买来干冰以备不时之需。
危剑安说，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并不难克服。在坦桑尼亚，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了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友好、患者对医生的尊重。他记得，当地人在得知他们来自中国后，都会热情地打招呼，“Hello，China！”交流几句后，更是会亲切地叫他“”，因为在当地人看来，两个国家就是兄弟。
因为经费、人力问题，专家组只能尽力帮助经济最为困难的患者。他们除了帮助治疗艾滋病患者外，也会对高血压、冠心病等常规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因为治疗效果好，当地人称中药为“神药”。
十年前，危剑安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访坦桑尼亚，当年与他交流过的当地官员提议大家为他鼓掌致谢，危剑安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人需要、有人记得，“值了”。
回国后，每有国家领导人前往非洲，危剑安都十分关注，通过新闻画面回忆自己的经历。他认为，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十分珍贵，是真正的兄弟情谊。
京华时报记者龚棉
本版除署名外京华时报实习记者孙彦然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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