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新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专业对外传播机构。70年来,中国外文局秉承“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使命,用4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累计发行了8万余种、18.7亿册书刊杂志,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

70年来,中国外文局几代外宣工作者孜孜不倦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发生的一切。因他们的努力,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读到了无数精彩的中国故事,因了解而理解,因理解而喜爱……

应运而生,为新中国发声

1949年10月1日,沐浴着新中国的曙光,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前身——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正式成立。1950年1月1日,《人民中国》(英文版)创刊,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外文期刊。随后,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世界语杂志《人民中国报道》、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人民画报》、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第一份英文周刊《北京周报》以及《中国建设》等相继创刊。新中国的对外出版发行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中国外文局秉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宗旨,持之以恒地讲述中国故事,成为沟通中外的桥梁。

对中国外文局的成长,党和国家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或是亲手办刊,或是指导批示,或是题词勉励,为外文局和外宣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毛泽东同志为新创刊的《人民画报》题写刊名,他连写六遍,在最满意的那张上画上了两个圈。英文版《北京周报》是毛泽东每期必看的刊物,并借助它来学习英文。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人民画报》审稿三年多,《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和《北京周报》就是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创办的。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周报》的版式调整作过指示,还为《人民画报》题词。江泽民同志为《北京周报》日文版题词,并为《中国与非洲》杂志题写刊名。胡锦涛同志为《北京周报》纪念中巴建交55周年专刊致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外文局的工作作出批示,并给中国外文局的作者和读者回信。今年年初,厦门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教授潘维廉将自己在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寄赠给习近平总书记。2月1日,在接到寄赠的新书后,习近平给潘维廉教授回信,赞赏他热情地为厦门、为福建代言,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4个多月后的6月25日,在赴日本出席G20峰会前,习近平主席给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主办的“熊猫杯”全日本青年征文大赛中的获奖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回信,并寄望两国青年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外文局,是群贤毕至的地方。

曾任国际新闻局首任局长的乔冠华,兼任过《人民中国》首任总编辑。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萧乾曾任《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中国文学》创建时,特邀茅盾担任主编,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闻名的翻译家叶君健任副主编。作家冯亦代曾担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诗人、作家徐迟曾担任《人民中国》编辑……

为《中国建设》等杂志撰稿的也是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经济学家冀朝鼎和勇龙桂、科学界的李四光和竺可桢、戏剧界的梅兰芳、音乐界的贺绿汀、古生物界的裴文中、考古学界的夏鼐、宗教界的赵朴初和丁光训……

各个编辑部里汇聚了众多翻译家:爱泼斯坦、杨宪益、段连城、张彦、戴妮丝、沙博理、路易斯·卡提欧、魏璐诗、戴乃迭、李莎……

名家辈出、大师云集。中国故事因他们的讲述而更加精彩。

用事实讲话,彰显时代精神

走进人民画报社办公楼大厅,800多张杂志封面仿佛组成一条时光隧道。一张张封面犹如一张张生动的表情,表现着新中国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新中国意味着划时代的变革:藏污纳垢的旧社会被埋葬了,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到来了。时任《人民中国》社会组组长的萧乾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变化。他用英文撰写的《她们重见天日——记北京的妓女改造》,通过一个个浸透血泪的妓女自述,再现旧社会的人间悲剧。这篇报道充满事实、细节,没有半句说教。《人民中国》的创办者之一张彦说,任何外国读者看了这篇报道,都会明白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最具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之一。为了让海外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土改,萧乾扛着背包深入到湖南岳阳回龙乡,待了整整一个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当象征土改胜利的烧地契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到来时,萧乾拍下了他平生最得意的一张照片。他曾自豪地说:“有什么比随着烧地契升起的黑烟,农民脸上泛出的喜悦,更能代表土改运动的呢!”照片不但在第一、二届全国影展上展出过,还被印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上。报道《土地回老家》以英俄两种文字刊发后立刻引起轰动,被译成10余种文字,尤其在一些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被当作了解中国土地改革最生动的教科书广为流传。

《中国建设》著名记者爱泼斯坦1965年第二次赴藏采访时,敏锐地注意到在西藏各地的党政机关和教育医疗等部门出现了大批藏族干部,其中许多人原本是农奴和奴隶。在《从奴隶到工人——拉珠一家》和《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在斗争中成长》等报道里,藏族干部群众的亲自讲述,新旧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使报道具有无可争议的说服力,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中国建设》“用事实讲话”的办刊方针。海外读者正是从这些充满翔实细节的报道中理解了新中国所带来的伟大社会变革和深刻历史意义。

1981年6月19日,《人民中国》文字记者沈兴大和摄影记者刘世昭从天安门出发,骑着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展开了为期408天、总行程达5000多公里的“大运河之旅”采访报道。一路上,他们经过了6个省市,采访了53个县市77个村镇,访谈了上千人。沈兴大仅采访日记就记了7大本10万多字;刘世昭拍了100多个胶卷。这组报道用鲜活的细节和精彩的图片全面展示了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及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长达20余万字的连载,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运河热”。日本神奈川日中友协连续6年组织了190人次,来华进行大运河自行车之旅。日本爱媛县的一位老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我每期总是最先阅读《大运河自行车之旅》。它那始终轻松的笔调,具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将我带入无比愉快的‘中国之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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