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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江鸟没，吹笛岸花香／唐·岑参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门学术，也是一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有很多种办法，目前流行的办法是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实践中的元素和内容，翻译成不同的外文，针对不同的外部对象进行传播。
这是一种讲好中国故事的办法。不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仅有这种办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从受动思维转向能动思维，学会巧妙地将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通过融进讲外国故事的过程中，达到更深入地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有的时候，我们直接针对对方讲中国故事，别人感兴趣或者有这个需求还好，但是大部分人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这个兴趣或者这个需求，绝大部分人更感兴趣的是自己身边和周边区域的事情。因此，有时需要换个方式，也就是将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融入到讲别人内部和身边的故事中，达到更好地讲中国故事的目的。
为此，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视角，比如怎么写别人的历史。写别人的历史不是篡改或者虚无别人的历史，而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历史观或者学术研究路径，给予他人的历史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中国曾经有对美国史的独特理解。我们现在写美国史，如果只是按照美国人写的美国史路数来写，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这样写出的美国史不会被人主动翻译过去，即使我们自己花钱将其翻译过去，别人也不一定看，因为你讲的都是别人已经讲过的，这就需要按照我们自己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美国政治、外交、社会、阶级、家庭、地域、宗教、民俗、南北问题等给出新的解释，写出我们所理解的新美国史，这种美国史可能是别人真正愿意读的。
对此，我们不妨以剑桥出版的中国史系列为例，尽管其质量和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它的写法之所以吸引不少中国学者，主要还是因为其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在写中国，如果剑桥的中国历史系列完全按照中国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来写，它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复制品和旁支而已。人们读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之所以觉得可作参考，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按照中国的视角来写，假设其完全按照中国的视界来写，也就失去了参考和借鉴的意义。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中国研究是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渗透进了外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讲的其实是别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有时只不过是利用中国的材料在讲西方故事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为别国领导人或者重要人物写人物传记的作家和史家，人物传记最容易进入畅销书榜单，受众面大，读者面广。西方学者为曼德拉写的诸多传记中，将“自由”这个符号嵌入进去。按照中国人对曼德拉一生的理解，民族独立、社会和谐与种族团结应当是其一生奋斗的主题，这种写法就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中，将“独立”、“和谐”、“团结”这样的中国价值观嵌入进去。写别人的历史并不简单就是发表论著，还包括拍别人的纪录片、保存别人历史材料和记载别人历史活动等多种形式。
再比如，怎么给别人提合理化建议。史景迁有本著作叫《改变中国》，主要研究16个来自西方的顾问对中国内政进程的影响。这些人可谓都是中国通，但是成为“中国通”并不意味着成为“中国人”，他们并没有丢掉自己的主体性，而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研究、引导和改变中国。战后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资助和培养了一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出点子”中讲美国故事。这种针对他人的研究、叙事、讲故事的内容饱受批判和争议，其中不乏对他人歪曲和扭曲的，甚至有出馊主意的（例如“休克疗法”）。其实，为别人提合理化建议不是干涉别人内政，而是在理解别人内政中，出于公心、公道，为其发展出点子；为别人提合理化建议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将自己怎么做的直接移植复制过去，而是要了解别人国情、结合别人国情，为其支招。我们现在成立的亚投行，就需要培养很多为别人做发展顾问的人才，现在大力发展的智库，除了主要为本国提供咨政服务以外，个别国际化的智库，应当有为别人咨政的气度和志气。在国际产能合作上，就要有发展经济学家为目标国基础设施老化或者不足提出改善的可行性报告。
我一直呼吁要重视推介中国概念。每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是因为主题和概念而被人记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目的是将各种故事进行概念化，通过学术交流推广出去。对外讲故事要珍惜自己的概念，比如“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对外讲述的时候用“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象国可能容易听得懂，但这却是一种自我降格的表述办法，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马歇尔计划”这个概念的分支，无形中把“马歇尔计划”变成普遍性概念，把“一带一路”变成其支系。正确的讲述办法，就需要对该国的经济地理和发展规划很熟悉，将该国的经济地理和发展规划转化到“带”和“路”的表述中，让对方理解自身经济地理的“带”（面）、“路”（线）特征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接近或者吻合的，从而使对方准确地理解、消化和接受“一带一路”概念，最终有助于“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完成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类似这样可以讲解别人的概念其实很多，现在学术界倡导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人们很有必要学会用构成我们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去研究和解释别人。
在讲别人故事中讲中国故事，应努力防止西方东方学那种为人诟病的方式，避免西方流行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文化殖民主义，尤其是不能随便给别人贴标签。在文化交流中，对西方喜欢使用带偏见性的词汇研究中国的现象，必要的时候应当将这些偏见性的词汇送回去，送回去的方式很简单，例如美国特色政治学喜欢用“威权”研究中国，人们在交流中其实反过来用“威权”研究美国就可以了。然而对我们来说，就不应该轻率地用“威权”来研究和表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宜用自己特色且具中性的词汇来讲述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故事。在治国理政的国际比较中，我们应该尊重不少国家采纳并已经定型的制度体系，讲中国政治发展故事的优势，并不是要否定别国政治发展道路，承认我们自己发展过程仍然存在的问题，也不是就要把别人的照搬过来，同样，别国也不应当以自己的发展道路，来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可能是全球化时代学术交流需要秉持的一个基本态度和学术规范，也是中国人在外交上一直强调的互不干涉、互不否定的价值理念。
在我看来，每一个学者都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工兵。无论是讲外国故事还是讲中国故事，背后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作为支撑，失去这些，讲的故事可能就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为此，需要培养更多对外能用内生于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讲清楚自己制度和道路的学者，同时更需要一大批学会在讲外国故事中融进中国元素、价值、概念的学者。
前一种方式是外推，后一种方式是内引，也就是价值、制度、知识体系在外部当地化的过程。这两手不是互相矛盾、厚此薄彼的关系，而是两手都要抓。后一种方式对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机遇，这个机遇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更深入地理解、消化外部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自洽的解释内外的知识体系。这个机遇用得好了，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之一。
在此，也许可以做一个预测，也就是将来中国的一流学者不只是翻译、引进、评介西方学问而成名知名的学者，将来中国的一流学者还得是用自己的概念、表述、范畴将自己讲清楚，同时也能用这些概念讲外部世界而获得尊重的学者，此为学术精神大为振作、学术动力从批发零售转向自主生产的过程。就此而言，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工作的重要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栏目主编：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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