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惠1 寇恩惠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摘要：在我国城乡统筹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对农民工短工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差距展开分析。在修正劳动参与和短工化的样本选择问题基础上，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农民工工资函数，并且使用MM方法对短期和长期农民工的工资差距进行分解。实证结果显示，高学历、有培训经历、在本地以及通过亲缘关系和正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人，获得长期合同的可能性较高；地区和教育对农民工工资的贡献较大；两种合同类型的农民工在工资分布的底端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存在粘性地板效应。这些结论对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提高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平衡区域间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农民工；工资差距；分位数回归; 粘性地板效应
JEL: J31, J41
一、引言
在我国着力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作为过渡人口群体，其稳定就业对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农民工中出现了日益显著的用工荒和短工化问题。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s调查对“您第一次离开农村老家的原因”的回答中，与以往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为目的的仅占29%，其他的主要原因还有：家乡没有发展机会，不愿过那样的生活（22.62%）；出来见点世面，为以后积累经验（20.15%）。新一代的农民工没有为家庭增加收入的压力，有更多心理和精神上的诉求，往往通过快速的工作流动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在问卷中对第一次辞职原因的回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超过91%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被动辞职的仅占9%。
农民工短期化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微观层面讲，企业没有动力为短期农民工提供培训，不利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使其难以得到晋升机会和较高报酬，导致农民工的短工化行为进一步加强，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降低企业运行绩效和产品质量，不利于企业综合竞争力提升。从宏观层面讲，这种用人上的短期化行为不利于地区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研究农民工短期化的特点和原因，以及相应的工资效应，能够为缓解以上问题提供线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目前，已有大量与农村和城市发展、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有关的文献，如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邓曲恒（2007），邢春冰（2008），邢春冰和罗楚良（2009）等。而关于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的文献还不多见，仅集中在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上，如Meng（1998），Liu、Meng和Zhang（2000），Scot 等（2002），梁吉娜（2009），李实和杨修娜（2010）等。研究农民工内部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的仅有黄乾(2009)，但是该文献仅分析了条件均值下的工资差异，忽略了工资分布顶端和尾部的工资差距，也没有考虑就业稳定性的内生性。关注不同合同类型员工收入差距的文章是孙睿君、李子奈（2010），该文章对不同劳动合同人员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发现长期劳动合同工的工资比短期劳动合同工低42.184%，比无劳动合同员工高29.16%。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分位回归模型来考察我国农民工中短期工和长期工之间工资结构的不同和工资差距的异质性，分析外来短期务工人员是否面临玻璃天花板效应或粘性地板效应，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更广的角度了解短期工所受到的工资歧视，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与标准的OLS方法不同，分位回归模型（ ，以下简称 QR）更为灵活，可以进一步发现工资分布的位置、规模和形状，有效地处理非正态分布误差，实现对因变量异常值更为稳健的参数估计。同时，我们还采用了(1998,2001)方法的变型来解决工资方程的就业和合同内生性问题。为了研究工资溢酬，我们采用比传统-更精确的-Mata（以下简称MM）分解方法，实现了对工资差距在每个分位数的分解。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使用分位数回归和MM分解方法，从整体工资分布上对农民工短期工和长期工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其次，分析过程中同时控制了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合同类型两方面的自选择问题，使估计结果更加精确。
二、实证模型
为了研究工资报酬在工资分布不同点的差别，我们使用分位回归模型来分析合同类型和其他个人特征对工资分布的影响。线性回归模型一般关注于平均效应，把每个变量的影响当作简单的“位置移动”（ shift ，Melly，2005）。分位回归模型作为OLS的扩展，把条件分位回归描述为可观察到的异质性的线性方程，对条件工资分布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描述。
我们把本文需要估计的人力资本工资设定为（1）式，
从户口所在地看，本县市的农民工务工合同长期化程度较高，工作更稳定。从工作获得方式来看，通过职业介绍所、政府组织，以及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稳定性更强，而通过弱关系所得到工作的稳定性较差。这与翟学伟（2003）的结论类似。女性获得长期合同的概率小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农村的角色决定其要担任主内的家庭帮工，也可能是源于企业对女性的歧视。是否参加过培训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工作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留住这部分高技术工人，大多企业愿意提供长期合同。受教育水平也是农民工获取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农民工为参照组，初中、高中、技校、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工获得长期合同的机会大大增加，并且学历越高，获得长期工作的概率越大。提高农民工的正规教育水平，并为已就业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可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化。从年龄上来看，与21岁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22-40岁的农民工稳定就业的机会更大，41-60岁的农民工获取稳定工作的机会较低。这说明我国聘用农民工的企业对体力要求较高，“干中学”得到的经验并不是企业聘用时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也反映了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从业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部分工作是简单的重复性作业，技术含量较低。从职业来看，与生产技术工人相比，管理人员的工作倾向于长期化，服务业人员的工作也比较稳定，但是建筑工人多为短期工，这与职业性质有关，建筑工程多为项目制，项目一结束，农民工离去的也比较多。
五、分位回归结果
我们对工资的分位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就性别而言，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歧视，这与李实和杨修娜（2010）的发现一致，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歧视更为严重，长期工和短期工都存在这种现象，并且短期工的歧视程度高于长期工。另外，长期工和短期工的工资随经验的增加而增加，且增加速度速逐渐减小，但长期工经验回报率高于短期工。
在不同的分位数上，已婚并不存在收入优势，婚姻溢酬在农民工中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群体主要由单身进城务工农民或未婚年轻人组成，婚姻无法对其行为选择造成明显影响。在教育水平上，以小学为参照组，大学及以上、职业技术学院、高中、初中的工资都较高，并且随着学历的提高，学历的回报率也在增加，同时，参加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也有促进作用。在年龄上，我们以16-21岁作为参照组，长期工和短期工存在明显的不同，在长期工的低收入阶段参照组有明显的收入优势，而在高收入阶段，高年龄收入较高。但在短期工中，青年人都集中在高收入阶段，中年人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老年人在整个收入分布中比例都较低。
在对企业规模对工资影响的分析中，我们把5人以下的企业作为对照组，6至20人规模的企业随着分位数的增加，长期工的工工资收入差距逐渐由10分位数的0.133，单调递减为90分位-0.222，短期工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其他企业与参照组的工资差距也是随着收入增加而单调递减。这说明在低收入阶段，越大规模企业的农民工收入越高，而在高收入阶段，越大规模企业的农民工收入却越低。总体来讲，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工资回报也随之增加。
在区域差异上，以武汉为参照组，中西部的城市如合肥、郑州、洛阳、蚌埠和重庆的工资都低于武汉，而东部的城市除了东莞之外，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无锡、宁波的工资都显著高于武汉，这说明农民工的工资存在显著的地区域差异，东部城市的工资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
就职业来讲，我们把生产工人作为参照组，在10分位数上，长期合同工的管理人员高于生产工人4.32%，而在90分位数增加了15.3%，因此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长期工的管理人员与生产工人的工资差距在拉大，短期合同类型管理人员的工资虽然也高于生产工人，但是大部分不显著。建筑工人的工资在整个工资分布上也高于生产工人，其中，在长期工中，建筑工人在中分位数的工资较高，在分布的两端差距较小，而短期工在收入的顶端工资差距较大，且显著。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工资却低于生产工人，在整个工资分布上，两者的长期工也是在中间的分位数差距较大，而短期工在工资分布的顶端差距较大。
从本模型的自变量来看，无论是长期工还是短期工，教育和区域的参数较大，说明农民工内部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教育和区域造成的。另外，劳动参与选择误差调整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本模型中劳动力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对模型的结果影响不大，然而合同类型选择调整项的系数在长期工的90分位数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在下面的工资差距分解中，加入了此因素。我们同样对公式（5）中k=2也进行了回归（由于版面限制，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要），发现误差调整项的平方项不显著，因此我们主要分析k=1的回归结果。
七、结论与建议
为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市民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然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逐步推进。从目前看，改善农民工就业短期化的局面，使农民工就业趋于稳定化和长期化成为渐进改革的一种途径。
从本文对农民工短期化的分析结果看，本地农民工工作更稳定，合同长期化明显较高，通过亲缘关系和正规劳动力市场更容易获得长期性的工作，教育和培训也有利于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工作。在工资回归结果中，农民工存在性别工资差异，随着学历的提高，教育的工资回报率增加，参加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有促进作用，长期工经验回报率高于短期工。此外，东部城市农民工的工资都显著高于中西部城市，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工资分解的实证结果中，我们发现短期农民工与长期农民工之间工资差距在收入的底端相对较大，短期农民工在工资分布的底端受到的工资歧视要大于收入的顶端，即存在粘性地板效应。
综合以上各项结论可以看出，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要着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通过产业内部的再分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吸纳当地农民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实现农民的“就地转化”，这是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并由此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可行路径。作为配套措施，要促进农民工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农民工提供更为丰富的培训资源，同时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就业服务市场,帮助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在农民工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中，为了平衡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应该更多地关注于收入分布的底端，加大最低工资法的执行力度，增强最低工资制度的遵循程度，改善农民工在收入分配底端的工资收入差距。促进建立类似工会的农民工联合组织，让农民工不必担心失业，改善农民工的谈判地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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